杨新鸣

Xinming Yang

有片源
2030年
2026年
2025年
导赏:2025年的《得闲谨制》是近年来“抗战题材电影中一道别样的风景”。该片不执着于描绘宏大的历史图景或英雄史诗,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历史洪流中一处名为“戈止镇”的虚构角落。影片背景设定在1943年鄂西会战的“石牌保卫战”期间,但故事的核心却是一个逃难至此的机械厂钳工莫得闲,与他所遇到的散兵游勇及镇民们,如何在外敌骤然入侵时,从短暂的安宁坠入生存的绝境。这种微观视角的切入,使得战争的残酷性以一种更具体、更贴近个体生命经验的方式呈现出来。影片的前半部分甚至刻意淡化了战争的直接压迫,用大量篇幅经营一种“反常的惶惑”,让观众与角色一同沉浸于战火边缘那脆弱而珍贵的“得闲”时光,从而为后来的毁灭与反抗积蓄了巨大的情感势能。片名“得闲谨制”四字,是理解影片精神内核的钥匙。它源自中国古代“物勒工名”的工匠传统,意指工匠在自己制作的器物上严谨地刻下名字,以示负责。这首先精准地定义了主角莫得闲的身份:一个手艺精湛、对器物怀有敬畏之心的匠人。然而,在战乱的语境下,“谨制”的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迁移。它不再仅仅是修复一个齿轮或一把锄头,而是指向了对家园、对生活、乃至对生命尊严的“严谨守护与制作”。这种精神贯穿全片,使得反抗不是源于空洞的口号,而是源于对具体生活之物的珍视,对“家”之下那份“豕”(猪)所象征的、最朴素生活根基的执念。影片的叙事与人物塑造充满了张力与反差。导演孔笙与编剧兰晓龙这对曾创作出《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经典军旅作品的搭档,此次选择了一条更为险峻的路径。他们塑造的人物群像,初始状态远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莫得闲嘴碎、有些市井的算计;防空炮长肖衍和他的部下则带着被大部队遗落的挫败与涣散。面对突然出现的日军侦察兵,最真实的反应是恐惧——手会发抖,枪顶到敌人嗓子眼了还在颤抖,甚至因紧张而呕吐。影片没有回避这种人性的软弱,反而以此作为人物成长的起点。正是在这种“贪生怕死”的普遍底色上,那一点点被逼出来的、从“自动反抗”到“自觉反抗”的精神觉醒,才显得格外有力量。在艺术表达上,《得闲谨制》展现了高度的自觉。影片中充满了高密度的隐喻构思:开场江面上漂浮的孤羊,预示了人物如待宰羔羊般的命运;老太爷念念不忘的鸭血粉丝汤,是战火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而他执着追赶的猪,则被解读为对侵略者愚蠢与贪婪的影射。这些意象与黑白片段、意识流镜头等手法交织,丰富了影片的情绪层次与哲思空间。作为正午阳光公司进军电影领域的首部战争片,《得闲谨制》在制作上体现了其一贯的严谨。团队为了还原历史质感,在湖北宜昌实地搭建了完整的“戈止镇”,从斑驳的牌匾到磨损的石板路,细节皆经得起推敲。影片将“辣椒粉烟雾弹”等有史实依据的民间智慧搬上银幕,在残酷的战争中增添了一抹来自民间生命力的奇趣色彩。守家即护国。《得闲谨制》“谨制”的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对历史中无名者尊严的一次深情回望,是对“活着”并“有尊严地活着”这一永恒命题的一次有力叩问。(编辑:赵敏)
2024年
导赏:导演刘江江继《人生大事》后再次触碰现实主义题材,推出了力作《出入平安》。《出入平安》的叙事背景设定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中,这一自然灾害成为了检验人性善恶的试金石。影片的主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群被社会边缘化的看守所犯人,其中不乏即将面临极刑的重刑犯。这一设定本身便是对传统叙事模式的一种颠覆,它挑战了观众对于“英雄”与“罪犯”二元对立的固有认知。地震导致看守所管理失控,犯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由诱惑——逃离这个象征着束缚与惩罚的地方。然而,与这股逃离浪潮并行不悖的是,外界废墟之中,无数无辜生命正亟待救援。道路中断、外界救援迟滞,使得每一个尚存的生命,无论其过往如何,都成为了彼此生还的微弱希望。这一设定巧妙地将个体命运与集体灾难紧密相连,构建了一个关于责任、救赎与自我超越的叙事框架。影片中人性观念与道德诉求之间的激烈角力是戏剧张力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犯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望与过往罪行的逃避;另一方面,是面对灾难时人类本能的互助与牺牲精神。导演刘江江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和行为转变,尤其是以郑立棍等死刑犯为代表,展现了他们在极端环境下的心路历程——从最初的冷漠旁观、拒绝参与救援,到被周围人的坚韧与善良所触动,最终主动投身于救援行动之中。这一过程是对个体救赎的深刻探讨,也是对社会普遍道德价值的重申与呼唤。影片以独特的视角传达无论人生遭遇多少八十一难,愿我们都能怀揣着对“出入平安”的美好祈愿,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每一次挑战,寻找并传递那份在苦难中绽放的人性之光。(编辑:婧怡)
2023年
导赏:《学爸》是导演苏亮执导的电影处女作,影片围绕4组家庭群像,以孩子的幼升小为主线,聚焦“内卷与躺平”“焦虑与和解”等当下较具热度的现实议题,展现出典型的中国家庭面貌。影片对出现的现实焦虑:“望子成龙”式的父母焦虑、对于教育资源的竞争、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沟通方式、特长招生所导致的“弯道超车”等,呈现出戏谑、荒诞的态度。这也正是影片的喜剧效果的主要来源:以幽默的方式来展示貌似严肃的事,从而解构了其内在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与此同时,影片还对真正严肃且重要的价值予以提示和书写:家庭内部的温情才是孩童最好的教育。情感思维作为一项在隐的主题,既调和了影片关注的话题背后那不可避免的焦虑,又加重了“鸡娃”现象的荒诞之感。影片还展示了多个不同类型的家庭,从而增强了影片的现实主义意味。群像戏的家庭对比可以看出,即便不同家庭由不同的价值阶层但共同都遇到了对教育以及相处的难题,这也是全景式家庭展现的妙处所在。在叙事结构上,影片一改以往靠和解解决问题的世纪大团圆,而是将核心矛盾放置在父亲的身上,并表明只有家长完成与自我的和解,与孩子和谐共处才有可能实现。这对于家庭相处模式的展现,做出了全新的诠释与呈现。影片在角色关系方面,导演通过雷氏父子这对反套路的父子关系刻画,塑造出细腻动人的父子亲情,父子俩始终牵挂关心着彼此,即使面对“鸡娃”问题,父子俩也都在努力理解包容彼此。不仅展现了家庭生活的鸡飞狗跳,更传达出了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黄渤演活了一位“最好的父亲”。他将一个中年人的卑微隐忍演绎得淋漓尽致,但在孩子面前又能秒变回温柔慈父,从满不在乎到被迫裹挟着鸡娃,再到父子和解一起积极面对生活的心态转变,演绎地深入人心。因为一部剧、一本书,抑或是一首歌,而爱上一座城,这是今天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也是一种富有浪漫气息的文化现象。城市与文化的相辅相成体现的愈加明显。在《学爸》中无论是城市的镜头呈现还是方言的融入,都展现了四川、重庆的本土生活气息。(编辑: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