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也鲁

有片源
1988年
剧情: 大明王朝崩溃前夕,崇祯帝立下传国诏书交给太子朱慈粮,嘱他逃往南京,希冀旧臣遗老保他登基。太监王承恩托侄子王之明保护太子连夜化装逃出皇宫。一路上,各方刺客为夺取诏书不时来行刺。先是闯王部队搜捕,后又有清兵追杀。当他们逃到崇玄观时遭清兵包围,老道带领众道士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身亡。王之明只得假冒太子被抓,太子因此得以逃生。清皇太后故意放了王之明,以图引出真太子。太子逃到外公周奎家求助,却遭拒绝。闻讯找来的王之明在此遇见太子,结果被跟踪而来的清兵抓获。清皇太后采用欲擒先纵之计,以激化明朝旧部旧臣内部纷争。在一个疤面人的协助下,王之明救出了太子。南京官僚在崇祯自缢后,已由马士英之流私立弘光皇帝建立南明。他们得知太子将来南京,一面派老太监李继周去辨认迎驾,一面派刺客去刺杀太子。李继周接驾完毕,王之明完成了任务,告别太子。太子抵南京后,李继周被马士英毒死,太子反被诬为冒名篡权,下了大狱。疤面人随即找到王之明,劝其找左良玉带兵东征,恢复大明。就在马士英与左良玉抗衡时,清兵大举南下,灭了南明。王之明冲进宫内找到太子,太子已不想再当皇帝。这时,疤面人以清朝将军的面貌出现,连夸皇太后的妙计。王之明悲愤已极,与伤疤人拼死相斗,两个人在激战中同归于尽,绝望中的太子将传国密诏投入熊熊火海。
1981年
导赏: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子夜》由桑弧导演,其改编曾获原著作者茅盾先生的首肯,导演以精妙的镜头语言将作家的如椽巨笔搬上银幕,高度概括、生动描摹了三十年代初我国社会的历史图景:彼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各路军阀连年混战使得民不聊生,且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危机、洋货倾销、国际金融资本入侵,民族工业一片凋敝。在忠于原著精神内涵的基础上,编剧对长达35万字的小说进行了合宜的删改。原著情节多线并进,分别展现了民族资本办厂的艰难险阻,做多头、空头的金融商战,农村革命运动,工人罢工,以及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根据茅盾关于农村革命运动部分描写并不成熟的自述,电影删除了这一支线,还通过表现几段男女关系的不同发展,对腐朽上流社会进行了更加擘肌分理的剖析。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技法,使得现实主义题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讽刺形成更加强烈的心理震撼:当丝厂女工努力抽丝剥茧,手指被热水烫得红肿时,交际花徐曼丽正在美容院涂上鲜红的指甲油,两只手通过交叉剪辑并置,其内涵不言而喻。同样,当富人的轮船在黄浦江上撞翻了工人坐的舢板,一边是舞女狎昵地单腿高立在餐桌上,而另一边落水的工人在无望挣扎中沉入江底,令观者无不出离愤怒。《子夜》中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复杂性格由演员李仁堂生动演绎,一方面他纵横捭阖,为了筹资办实业连续并购多家小规模企业,敢于参与金融冒险,另一方面他又冷酷地剥削工人,甚至不惜借助反动武装力量镇压工人运动。最终破产惜败,其悲剧诱因并非性格缺陷或宿命安排,而是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客观环境所必然导致的。总体而言,本片兼具艺术与现实价值,生动描绘了“子夜”这一黎明前最黑暗的阶段。(编辑:曾奕琦)
革命军中马前卒
革命军中马前卒

演员/

导演:伊明/
主演:张闽/顾也鲁/
类型:剧情/
1980年
雪花和栗子球
雪花和栗子球

演员/

导演:于杰/
类型:剧情/
1962年
1961年
1959年
1958年
1956年
导赏:《两个小足球队》作为新中国首部体育题材电影,本以足球竞赛为载体,将“克服个人主义”的政治命题转化为青少年成长故事。 影片核心矛盾围绕主角王力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协作精神的对抗展开。编剧通过人物关系、空间象征和代际教育三组对立强化这一冲突。首先是在人物关系上,王力与李明所代表的理性集体派和周斌代表的被动服从派形成性格三角,映射了个体与集体的多元互动;而在空间的象征方面,足球场被赋予规训场域的功能,王力从“单打独斗”到“传球配合”的转变,隐喻个体融入集体的必然性;最后是代际教育方面,通过父亲以漫画讽刺王力的自负,班主任吴文心通过团日活动引导反思,来体现外部力量对青年价值观的塑造。另一方面,涉及到青少年成长故事就难免会有说教的意味,在该片中,剧本通过轻喜剧的形式消解了说教感。编剧通过生活化对白与诙谐转场弱化政治主题的沉重性。例如王力输球后埋怨队友“饭桶”,体育老师调侃其“右倾变左倾”,将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青少年可接受的幽默表达。这种策略虽然在现在看来是很常见的手段,但在当时同期影片“高台教化”类作品中独树一帜。编剧在人物设计上兼顾戏剧张力与教育功能,形成“缺陷—觉醒—升华”的经典结构。主角王力之所以有足够的立体性,就是在于他自身有一定的缺点,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成长路线。对于他的缺点的真实性部分处理的也很流畅,王力的骄傲源于他出众的球技,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张扬傲气有自己锋芒的年轻人,而非脸谱化的“反派”设定,这样的设定让王力更像一个现实中就会出现的人物,既有其合理性,也可以增强观众的共情力。其次是他的成长性,他从输球拒认错、踢伤好友,到父亲漫画刺激下的羞愧,再到主动向李明道歉,心理转变层次分明,并不突兀,显得很流畅,这一点也可以很顺利地在兼顾人物形象的同时,可以起到很好地升华教育的作用。 在这部影片中,以足球为载体,折射出50年代青年精神重塑的阵痛与希望;又以轻喜剧外壳,让意识形态宣教落地为平易近人的生活故事。尽管存在“思想先行”的局限性,但其叙事智慧与人文关怀,仍为当代主旋律创作提供启示——真正的集体主义叙事,应植根于个体的真实困境与觉醒。(编辑: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