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坤

Hwa-Kun Chang
有片源
2006年
导赏：《马背上的法庭》是刘杰的导演处女作。影片以云南省西北部几十个少数民族散居的山区作为故事背景，通过淡然朴实的视听语言，刻画了老冯、杨阿姨、阿洛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基层法律工作者，讲述了“马背法庭”深入偏远乡村巡回办案的故事。影片并未将视角聚焦于风景名胜，反而深入乡村，通过“马背法庭”所遇到的案例，展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农村基层的法治的境况。影片的主人公很少，但都极具特点。故事一开始，刘杰便将法官职业化的大背景告知观众，不到50岁的书记员杨阿姨因政策变动接到了提前离岗退养的通知。在特殊历史时期，缺少相关文凭的她由于少数民族的身份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缺乏进入了这个行业，并在多年农村办案的过程中，成为了法官老冯的得力帮手。从另一角度来看，《马背上的法庭》讲述的也是杨阿姨最后一次跟随“马背法庭”工作。不仅进入偏远乡村的路途艰险，在这里用法律解决民众纠纷的维权之路也同样不易，但法官老冯却显得游刃有余。《马背上的法庭》在讲述农村法治问题上有着较为深刻的思考。基层不仅需要老冯这种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尊重民族习俗，能够既坚守原则又能根据案件灵活变通中的法官，也需要阿洛这种以法律为准绳，想要推动民间风俗改变的少数民族青年。通过“猪拱罐罐山”案，老冯为法律专业毕业的青年法官阿洛上了生动一课，阿洛曾以法律不支持封建迷信的诉讼请求为由驳回了原告的立案申请。但熟悉当地民族习俗的老冯深知不妥善处理的后果，于是通过调解解决了赔偿问题，最后自己还穿着制服帮着农民去牵猪，最终化解了矛盾。《马背上的法庭》从一个小视角揭示出基层法律工作者工作中遇到的艰辛，通过不同代际间主角们的“传、帮、带”，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人们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刘杰通过这部电影也荣获了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成为其导演生涯的代表作。（编辑：方舟）
2000年
剧情： 台北青年苏大全的父亲开了一间计程车行，拥有20部计程车。大全自幼生活在车行里，受父亲及环境的影响，他对驾驶计程车情有独钟。上中学时他靠洗车赚取零用钱，在休息之余经常无照偷开车行里的计程车……在法律规定可以考取驾照的年龄到来之时，大全一次通过考试，得到了驾照。他刚刚从学校毕业，就收到父亲送给他的毕业礼物——一辆崭新的计程车，大全如获至宝，激动万分。大全兴高采烈地驾着心爱的计程车开始了计程车司机生活的第一天，他的第一位乘客是位临产的妇女，为了尽快赶往医院，不让孩子生在车上，大全使出浑身解数一路上多次违章，但最终孩子还是生在了车上。为此大全不但接受了三张罚单，而且爱车还被弄脏，损失了一万多元。大全开车每次都要仔细揣摩乘客的心理，他遇到过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乘客，他虽然心地善良，但也经常吃亏、受骗。苏大全因没有遇到心怡的女孩，而向父母宣布不结婚。父母听后着急万分，父亲苏周见人便不停地念叨此事，母亲也为此分心。她要大全留下精子，以便日后培育试管孙子。大全为父母的所作所为深感烦恼，开车时精力不能集中，经常违反交通规则。这天执勤的女交警庄静文拦住大全的计程车开罚单。大全对静文一见钟情，认定静文就是自己未来的妻子……
1993年
导赏：侯孝贤的《戏梦人生》是一部在台湾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不仅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影像美学展现了台湾布袋戏表演艺术家李天禄的传奇一生，更通过个体命运的书写，折射出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沧桑巨变与社会风貌。这部电影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更是对历史、文化与人性的深刻思考。影片以李天禄的前半生为叙事线索，通过人物口述与戏剧性演绎相结合的手法，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叙事方式既保留了纪录片的真实感，又赋予了剧情片的戏剧性，使得观众能够在虚实之间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个体命运的无奈。李天禄的自述贯穿全片，他以一种平和、淡然的语调讲述自己一生的喜怒哀乐，这种叙述方式与侯孝贤一贯的美学追求相契合，即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展现生活的本真，让观众在琐碎的日常中感受到生命的质感。布袋戏作为一种极具台湾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不仅是李天禄的生存手段，更是影片重要的隐喻符号。木偶被操控的命运，隐喻着台湾社会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与挣扎，同时也反映了个体在命运面前的渺小与无力。李天禄一生都在与布袋戏相伴，他的命运与布袋戏的兴衰紧密相连。从早期的《三仙贺寿》到《白蛇传》，再到“皇民化”时期被迫改演日本戏，布袋戏的变迁不仅是文化在历史压迫下的挣扎，更是台湾社会在殖民统治下的生存写照。影片通过布袋戏这一文化载体，展现了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文化困境与身份认同危机。影片的影像风格是侯孝贤标志性的长镜头美学的延续。全片仅有一百多个固定镜头，平均每个镜头长达八十二秒，这种“一场一镜”的拍摄手法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生活的连续性与完整性。长镜头的运用不仅避免了传统电影中频繁剪辑所带来的时空断裂感，更赋予了影像一种静谧而深沉的诗意。《戏梦人生》作为侯孝贤“悲情三部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深沉的影像美学与深刻的历史反思，成为了台湾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更通过个体命运的书写，引发了人们对历史、文化与人性的深刻思考。这部电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沧桑巨变，同时也为台湾电影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正如侯孝贤自己所说：“电影其实就是某种情感时间和空间的凝结。”《戏梦人生》凝结的不仅是李天禄的个人记忆，更是台湾历史的集体记忆。（编辑：赵敏）
1987年
导赏：《尼罗河女儿》是侯孝贤在1987年执导的一部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深刻社会意义的电影作品。这部电影在侯孝贤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他从“成长三部曲”到“台湾三部曲”之间的过渡之作，更是一部充满实验性和探索精神的电影。影片通过少女林晓阳的视角，展现了台北这座现代化都市在80年代的躁动与纷繁，以及个体在其中的生命体验。侯孝贤在《尼罗河女儿》中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电影风格，尤其是对长镜头和空镜头的运用。影片中大量使用长镜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故事现场，感受人物的真实情感和生活状态。例如，影片中对台北街头的长镜头拍摄，不仅展现了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更通过人物在其中的行走和互动，传达出一种都市生活的孤独与疏离。此外，空镜头的运用也为影片增添了一种独特的意境。侯孝贤通过空镜头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如街道的角落、房间的静谧等，让观众在画面的留白中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情感的沉淀。影片的叙事结构也体现了侯孝贤的创新和探索。他采用了多重叙事的方式，通过林晓阳的旁白和回忆，将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这种叙事方式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层次，也让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影片结尾处，侯孝贤引用了《圣经》中的耶利米预言，暗示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反思。这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生活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侯孝贤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尽管《尼罗河女儿》在侯孝贤的作品中并非最知名，但它却是一部充满实验性和探索精神的电影。它不仅展现了侯孝贤对台湾社会的深刻洞察，更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镜头语言，传达出一种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诗意和哲理，让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仿佛在阅读一首关于青春、成长和城市的诗。（编辑：赵敏）
1984年
导赏：侯孝贤以其独特的电影语言和深邃的艺术造诣，成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常常以一种静谧而含蓄的方式，勾勒出个体与时代的交织，以及对乡土、成长与人性的深刻洞察。1984 年上映的《冬冬的假期》便是这样一部充满诗意与哲思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奠定了侯孝贤在国际影坛的地位，更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和人文关怀，成为台湾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该片是侯孝贤以历史背景下个人成长经验为叙事焦点进而审度台湾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作品之一，饱含他关于台湾社会现实乃至历史记忆的认知。电影站在儿童的视角刻画了一个童心萌动的成长故事，其中穿插的生命体悟宏大深沉却并不沉重，透露出沉静自然的美学意蕴，这皆得益于侯孝贤独特的诗意性创作表达。影片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侯孝贤对“诗意留白”的运用。这种源自中国传统艺术的手法，为电影营造了广阔的情感与想象空间。在叙事上，侯孝贤刻意忽略了传统电影中常见的戏剧冲突，转而以一种冷静客观的镜头语言，挖掘事件背后的内在张力。画面留白则通过大量空镜头的运用，如乡村的群山、流水、宁静的村落等，营造出一种悠远而深沉的意境。电影结尾，冬冬与玩伴颜正国挥手道别，镜头迅速切换为宁静的乡村画面，离别的愁绪在无声中蔓延，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此外，长镜头的运用是侯孝贤电影的另一大特色，它以一种连续的时空记录，呈现出真实而细腻的生活质感。侯孝贤在《冬冬的假期》中展现出的从容叙事节奏，为影片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电影没有激烈的冲突与夸张的情感表达，而是以一种平和而舒缓的节奏，娓娓道来一个关于成长与生命的故事。外公在得知女儿病情好转后，并未表现出过度的喜悦，而是继续沉浸在对乡村生活的宁静欣赏中。这种对情感的淡化处理，让观众在平静的画面中感受到生命的厚重与深沉。《冬冬的假期》作为侯孝贤“青春序曲”系列的重要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人文内涵，成为华语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影片通过诗意的留白、长镜头的运用、温情的主题以及从容的叙事节奏，勾勒出一个关于成长、乡土与人性的动人故事。侯孝贤以一种“远观”的视角，将个人成长的记忆与台湾社会的变迁融为一体，让观众在平淡的画面中感受到生命的厚重与深沉。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关于童年的回忆录，更是一首关于成长与人性的诗篇，它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和人文关怀，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一种静谧而深沉的情感力量。（编辑：赵敏）
1982年
在那河畔青草青
在那河畔青草青

制片人/制片管理/

导演：侯孝贤/
主演：钟镇涛/江玲/崔福生/陈美凤/郑传文/梅芳/戽斗/古军/
类型：剧情/
导赏：1982年侯孝贤的作品《在那河畔青草青》以充满温情的镜头和独特的孩童视角，徐徐展开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社会。《在那河畔青草青》中，华丽摄影技巧的摒弃使镜头对现实进行着一种自然的描摹与凝视，乡间轻快和谐的氛围跃然于银幕之上，在苍翠的山野与清澈水流间，沁人心脾的溪水叮咚，生命的原始节奏缓然流淌。依旧是散文式的叙事结构，影片更像是一部有关童年的回忆录，有关乡村的叙事诗。影片对于顽童的呈现充满人文关怀，在镜头下，常见他们戴着小黄帽自由地奔跑在小路上、铁轨旁的身影。班中最为调皮捣蛋的“三剑客”常常掀起一波又一波天真的闹剧，如将捉来的昆虫塞进同学的衬衫里、电鱼却将同伴电晕因此被罚跪、因为打架而被迫三人拉着手罚站，周兴旺看着表妹渐渐开始幻想起将来自己迎娶她的场景等等，侯孝贤的镜头再次将我们拉回那个光着脚丫、无忧无虑在原野和齐腰高的青草中迎风奔跑的童年时光：父母在田野中劳作，周兴旺教表妹如何用荷叶做面具，伯伯用竹叶编成小鸟给孩子拿去玩，孩子们捡到一只受伤的猫头鹰后给它涂红药水，孩童们顽皮却带有人性的纯真与善良。《在那河畔青草青》呈现了孩童们的稚嫩心灵，以其对成人世界的一次探寻，实现了乡土社会的一次现实折射。周兴旺将给妈妈写的信叠成小纸船，顺着溪流飘向远方，孩童的思念如此真挚又动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发现电鱼的“没有公德心的人”竟然是自己父亲的，周兴旺丢脸亦伤心，绝望地依靠着墙壁哭泣，自尊的丢失和寻找母亲的愿望迫使他出走。“赚钱养家倒成了错误的责问”让大年无力回答，生态保护的启蒙对乡中而言才刚刚开始；曾经大打出手的同伴之间一笑泯恩仇，孩子们跟着火车用力奔跑挥手送别——《在那河畔青草青》描摹的不止是一年又一年破土而出的青草，还有回不去的童年乡愁。（编辑：刘若能） 
1981年
导赏：1981年由侯孝贤执导的《风儿踢踏踩》风格轻快恬淡，商业的框架之下难掩诗意，镜头温情扫视过的不仅是澎湖的海风，更是一个时代的最后缩影。影片叙事结构松散，如同娓娓道来却余味无穷的散文诗，大量长镜头脉脉地注视着澎湖和谐宁静的海滩、鹿谷苍翠的山林与恬淡的乡野，实现了对自然风貌与农业文明的一次深情凝视；同时，环境音响也变成了一种声音符号，无论是台北车水马龙的喧嚣、澎湖的牛车吱呀声，还是田间孩子们的嬉笑声，都组成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立体声记忆。影片整体基调轻松愉悦，喜剧气息贯穿始终，如萧幸慧沉迷为顾金台拍照，连车被拖走才后知后觉；忙于看洗衣粉广告的拍摄效果而忘记指挥顾金台走路的方向，导致他一下子跌入船中；萧幸慧与罗介文追在牛的身后接拍摄用的道具，连连转圈；让自己的姐妹假扮萧幸慧戏弄顾金台，在公园遇见弟弟后二人迅速将挽着的手放下，姐弟俩双双怕被发现等，整体呈现了昂扬向上、蓬勃而富有生命力的情感氛围。凤飞飞饰演的萧幸慧这一角色蕴藏着“独立”与“觉醒”特质，她经常手持相机，声称自己要拍出“人生百态”，成为生活的无言观察者和记录者，当她的眼睛对准取景框，亦是对镜头外面的世界进行了一次现代性的审视；她带领孩子们在原本写满标语的墙上画海底世界，因为发挥想象力的画要比标语更加“活泼”，这是一次无形的跨越与反叛。镜头在乡野与城市两个叙事空间中来回交换，鹿谷乡间的宁静、淳朴的乡音民情与台北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与繁忙的都市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普通话与方言的交替使用也无形地暗合着1980年代台湾的城乡裂变，这全部指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浪潮之间的更替。在“爱情小品”的包裹下，《风儿踢踏踩》呈现的则是现代化进程之下的一种文化反思与即将消失的时代侧影。（编辑：刘若能）    
1980年
导赏：1980年由侯孝贤执导的《就是溜溜的她》以轻快的节奏讲述了台北千金与土地测绘师的浪漫邂逅。影片搭建了一个轻松愉悦的喜剧氛围，如顾大刚在办公室里画稿时脱鞋与文琦开会时脱下高跟鞋，既是一种命运的联结，也是对情节的暗示，想要再次穿上鞋时都纷纷闹出了笑话；顾大刚让火旺孩子将文琦请来，回头却发现孩子牵来的是姑婆；顾大刚在土地测绘时误以为自己被蛇咬，早已魂飞魄散，但深谙捉蛇的老乡看出是蜈蚣所咬，为了惩治他的坏脾气，不仅给他放血，还使他连喝三晚苦药，对他进行好一番“教训”；顾大刚骑电动车时沉迷与雯雯打招呼而没有看路，冒冒失失地跌进稻草堆；马谦站在大刚破旧的轿车中模仿阅兵，引得过路的行人纷纷注目；大刚与马倩同时给文琦打电话，她手拿两个电话，两人在她耳边喋喋不休，最后电话却被父亲接起等等，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在影片的喜剧框架之下，亦埋设着多重社会议题。开马路进乡间所代表的是一种现代化进程，却因要将老乡家宅一分为二而被强烈禁止，愤怒的老乡认为“我们不要发展”，无形暗示了农业文明与工业进程之间的冲突；女主角潘文琦的逃婚之旅，实则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一场并不彻底的出走，父亲要求她通过长辈的安排和相亲之途径与名门公子成婚，而她所秉持的“在结婚前一定要多恋爱几个”观念、和她发出的“为什么一个女人不能同时嫁给两个男人”这一看似荒谬之问，折射的是传统观念与现代个人主义之间的割裂与代际矛盾；马谦远在法国的女友和他通透地指出“你很好，我也不错，错的是他们的安排”，亦指向了自由恋爱与传统婚恋观念之间的偏差与错位。顾大刚深藏不露的董事长之子的身份看似将一切矛盾都推向了和解，达成了圆满的结局。当片尾唱着“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比什么都快乐”，响起的不仅是爱情絮语，更是“一个时代在传统与现代间游移的集体心跳”。（编辑：刘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