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
有片源
1958年
导赏：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党的女儿》，在“1958年观众最喜爱的国产影片”的评选中名列榜首，第二年在苏联放映时亦盛况空前。时至今日，那个用生命守护一筐咸菜的故事，仍然散发着朴实无华、浑然天成的魅力，让不同年龄的观影者为之动容。《党的女儿》所承载的精神内核，虽同彼时盛行的革命英雄主义一脉同源，叙事却独辟蹊径，选择以个体视角铺陈全篇。开篇红军北上抗日后，江西兴国桃花乡陷入白色恐怖。女党员玉梅死里逃生，却面临着比牺牲更艰难的处境——她发现组织被叛徒出卖，而背叛者正是她要去寻找的区委书记马家辉。侥幸逃脱后，她在东山途中遇到了秀英和惠珍。三个一度彼此猜疑的女党员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党小组，用最朴素的方式维系着与组织仅存的联系。导演林农以他惯常拍摄《神秘的旅伴》《上饶集中营》的刚硬笔触，将这段历史处理得格外沉实。没有过多的抒情，没有刻意的拔高，镜头只是平静地注视着那些在绝境中依然试图做一些事情的人。田华的表演是这部影片得以穿越时间的关键。从《白毛女》中苦大仇深的喜儿，到《党的女儿》中坚韧内敛的玉梅，田华完成了一次从“被拯救者”到“自觉者”的银幕蜕变。在人物塑造上，她格外注重层次感的经营。影片开头，玉梅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挂泪低头，满脸是委屈与不舍；而到了中段，当她死里逃生后目睹战友遗体时，眼中已不见泪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仇恨与坚毅淬炼而成的沉静。被捕就义前，镜头缓缓推近她的面孔，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热泪，却让人本能地从那张脸上读出了“伟大”二字。这种从个人情感向集体信念的递进，使得人物弧光显得格外清晰，也让角色免于沦为空洞的符号。她是抚育五岁幼女的寻常母亲，是牵挂红军丈夫的妻子，亦是身处绝境、满心焦灼却始终未泯希望的革命者！影片最动人的艺术意象，是贯穿始终的杜鹃花。这一意象在后来的歌剧改编中被进一步放大，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从灰白渐变为鲜红，寓意着“党的女儿”不断涌现，也隐喻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玉梅的生命如杜鹃般短暂而炽烈，而她的精神则如种子般散落于这片土地。片末，革命胜利后，已升为将军的王杰在观看演出时认出了台上的女儿。小妞交给父亲一个小红包，里面包着母亲留下的党证和两块银元。王杰抚摸着党证说：“你妈妈是我们党的好女儿。”《党的女儿》的价值或许正在于此：它用一筐咸菜、一张党证、两块银元这样具体而微的物象，承载了一个时代最恢弘的精神命题。（编辑：明慧）
1957年
导赏：1947年，古老的北平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正处在死气阴森中。在一个初秋的早上，我地下工作者报务员孙莹，来到“永裕贸易行”经理室，把密电交给我地下工作“红松组”负责人——乔装成经理钱铸久的陶干同志，上级党指示：要“红松组”从南京特派的军统特务邹至甫手中弄到美国军事顾问所带来的重要军事情报。
1953年
导赏：影片《六号门》是根据天津搬运工人集体创作的的同名舞台剧改编拍摄的，它具体地描写了搬运工的遭遇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不懈的斗争，生动地再现了解放前后这一历史交点上特定的工人斗争史。导演吕班集“左翼先锋”、延安文艺骨干、新中国电影“工农兵”于一身，早在青年时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曾与赵丹、白杨等一起合演堪称经典名片《十字街头》，有“东方卓别林”之称。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又以独创的“吕班大鼓”等，风靡边区。解放后，参演过被誉为“第一部描写作为新社会的主人翁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影片”——《桥》，合导过表现农民不屈不挠抗日的《吕梁英雄》、军民团结对敌的《新儿女英雄传》。因而，其丰富的创作经验使得《六号门》的摄制更是异常成功。该片粗线条叙述故事与细腻刻画人物相结合，既成功塑造了在党的领导下搬运工人的群体形象，又使主要人物胡二的形象更加清晰、鲜明地突现于银幕之上。影片中还大量启用了真正的码头工人，他们演起戏来可谓是兢兢业业。工人刘斌的扮演者刘永才，就是六号门的脚行工人，是新中国时期较早的非职业演员，一个活灵活现的码头工人形象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影片中还出现了这些身影：脚行工人的主心骨丁占元，扮演者李紫平从小在天津的码头边长大，对脚行非常熟悉；演员张莹性格成熟，在电影中可谓本色出演；郭振清在扮演胡二之前还是电车售票员，他的表演得到了副导演苏里的认可，所以才会有了几年后《平原游击队》中大名鼎鼎的李向阳；虽然不是天津老江湖，但凭着“闯荡江湖”期间对三教九流的留心观察，谢添演起马金龙惟妙惟肖，这一年，他还在《新儿女英雄传》里饰演了另一个混混——张金龙。影片深入地刻画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展现了贫苦大众和地主阶级的对立性。可谓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该片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三筹奖，可见其艺术性和现实性兼具。（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