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友夫

Youfu Xu
有片源
1993年
导赏：赌王与日本人的赌局。
1988年
导赏：《神凤威龙》是一部由张子恩执导的战争题材电影，于1988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在这部影片中，张子恩导演巧妙地将战争的残酷与民间艺人的智慧和勇气相结合，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张子恩，这位在影坛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导演，以其对电影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西安事变》到《神鞭》，张子恩以其扎实的美术功底和对电影语言的精准把握，为观众带来了一部又一部视觉与思想的盛宴。而《神凤威龙》的问世，更是将他在电影的艺术性与娱乐性上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神凤威龙》在电影样式上开创了一个新类型，可以称为风俗展览式的娱乐片，或者说是“赶庙会”式的娱乐片。影片中，舞龙、放风筝等传统民俗活动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更成为了艺人们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工具。例如，风筝在影片中不仅是民间艺人展示才艺的载体，更是他们传递信息、迷惑敌人的关键道具。这种将民俗文化与战争情节巧妙融合的手法，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内涵，也使观众在欣赏精彩故事的同时，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神凤威龙》也具有较高的水准。影片的实景拍摄，使得舞龙、放风筝等民俗场景更加真实、震撼。同时，导演对于镜头语言的运用也十分巧妙，通过不同的镜头切换和角度选择，有效地增强了影片的叙事节奏和情感表达。此外，影片的配乐也与情节紧密结合，时而激昂高亢，时而低沉婉转，进一步烘托了影片的氛围。在1980年代电影理论和批评界对娱乐片的讨论热潮中，《神凤威龙》成为了重要的研究对象。它不仅具有娱乐性，更蕴含着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张子恩始终坚持艺术与商业的平衡。他深知，在当今社会，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商品。因此，他在影片中寻找艺术与商品的交叉点，力求使影片既具有可视性、趣味性，又不失戏剧性与传奇性。在《神凤威龙》中，观众可以看到张子恩对这种平衡的精准把握。影片的节奏紧凑，情节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张力，同时又在细节之处展现了深刻的思想哲理和美学价值。这种雅俗共赏的创作理念，使得影片能够吸引不同层次的观众，既满足了大众的娱乐需求，又不失艺术的深度。《神凤威龙》是一部集战争、文化、情感于一体的优秀电影作品。张子恩导演凭借其精湛的导演技艺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把握，使得这部影片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编辑：赵敏）
1986年
导赏：《野山》由颜学恕执导，改编自贾平凹小说《鸡洼窝的人家》，在第6届金鸡奖中斩获了包括“最佳故事片”在内的5项荣誉。本片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和浓郁的山野风情给观众带来朴素、自然、真实的银幕观感，大西北粗犷、朴拙的人情，苍茫、雄沉、极具力量感的西部美景也在画面中充分展现。虽然展现农村改革题材，但本片并没有进行“家家户户发家致富”的政策图解，而是以对农村现实生活的生动描摹和质朴自然的电影语言风格，通过讲述两个家庭的破裂和重组，深刻表现了改革对闭塞落后的陕北小山村的强烈冲击。“《野山》不仅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思考了农村，而且还把这种思考置于美学追求的更高层次”。影片展示了禾禾与桂兰这对年轻改革者受到的众多嘲讽、议论和道德谴责，并细腻地表现了他们自身内心深处复杂的思想情感，反映了农村青年的人生观、婚姻观的变化。从表现“人心思变”的主题出发，影片将改革致富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推到幕后，集中表现主人公日常生活中相互关系的微妙变化和人物性格、心理的复杂走向，尤其注重将矛盾冲突引入到人物的心态变化方面。禾禾“夜访秋绒”和“小饭馆醉酒”这两场戏，一静一动，写出了当代农村中新生活的求索者遭受挫折的真实心态。影片在灰灰和秋绒对禾禾、桂兰家致富后热闹场面的观望中结束。这个开放式的结尾超越原著大团圆的处理，具有深刻的意指：生活本身没有终止。《野山》不但深化了第四代导演对纪实美学的追求，还通过将长镜头和蒙太奇相结合，将电影的逼真性、纪录性和故事性、假定性相结合，体现出艺术探索的转向，是中国电影史上极具代表意义的作品。（编辑：曾奕琦）
1984年
导赏：改编自路遥同名小说的电影《人生》，由西安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以高加林的命运沉浮为轴心，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个体困境。影片荣获第8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电影开头用黄土高原的全景镜头，直接点明故事背景。高加林两次身份变化构成主线：第一次从民办教师变成农民，第二次因叔叔当官进城当记者，最后又因被举报回到农村。这些转折暴露出80年代农村青年的困境——没有城市户口，个人理想随时可能被现实击碎。影片用具体的生活细节表现城乡差异。高加林在村里穿补丁衣服干活，进城后换上笔挺的中山装；在村里吃玉米馍就咸菜，在县城买白面馒头。最明显的是两段感情：农村姑娘巧珍给他送自家蒸的馍，城里姑娘黄亚萍带他去西餐馆。这些对比说明，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其实是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取舍。也因此，高加林的形象塑造呈现出复杂的悲剧性。他既有传统文人的清高，比如他总抱着书本，连锄地休息时都在看《红与黑》，这显示他不甘心留在农村。他又带着小知识分子的虚荣，比如高加林当农民时，总在擦他的皮鞋——这双擦不干净的皮鞋，代表他对农民身份的不接受。当他穿着借来的呢子大衣在县城行走时，挺直的脊背与僵硬的步态暴露了身份认同的撕裂。这种性格的双重性在“弃巧珍选亚萍”的抉择中彻底爆发：雨夜桥头的分手戏里，巧珍的红头巾在车灯下忽明忽暗，最终化作黑暗中的一点猩红——传统道德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在此刻完成了最后的沉重表述。因而，虽然他确实有才华又努力，但虚荣心让他伤害了巧珍。电影没有简单批判他，而是用个人困境辐射出转型期的时代困境，为新旧交替的新时期画像。电影对原著的转译很有特色。书中用大量文字写高加林的内心矛盾，电影则用具体场景的蒙太奇表现：当他收到进城工作的通知时，镜头突然切到山洪暴发，暗示这个机遇可能带来危机；当他最后回乡时，镜头长时间停留在他走过的山路、野花和晨雾，这些自然景物比他离开时更清晰，说明他开始真正面对现实。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重看《人生》，高加林的困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那个在城乡夹缝中挣扎的身影，既是个体在时代转型期的精神标本，也是整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微缩镜像。当片尾德顺老汉含着烟袋说出“这土地，热着哩”，或许正是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土地的深深眷恋。（编辑：王梓苡）
导赏：《默默的小理河》（1984）作为导演张子恩的首作，以其独特的战争叙事视角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在中国电影史上刻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这部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的作品，在商业与艺术的夹缝中开辟了一条反思战争本质的新路径——它摒弃了传统战争片的宏大叙事与英雄主义，将镜头聚焦于陕北青石峁村一个普通农家院落，通过微观场景中人物的心理博弈与命运抉择，揭示战争对个体灵魂的撕裂与重塑。导演以冷峻的笔触勾勒出敌军内部的复杂生态——暴戾的军官、悲悯的老马夫、压抑的女兵，以及因私情遭酷刑处决的传令兵。这些角色并非符号化的反派，而是被战争机器异化的普通人：军官的冷酷源于对使命的病态忠诚，老马夫对爷爷的求助暗含阶级苦难的共鸣，女兵的情感挣扎则成为人性微光在黑暗中的闪烁。作为叙事核心，贾六饰演的爷爷如同小理河畔盘曲的“根”，表面隐忍却暗涌力量。当敌军杀害家犬、严惩士兵时，他选择以静观积累愤怒；当老马夫哀求情报时，他以沉默守护革命火种。最终，游击队的包围引爆小院决战，老马夫为救子殒命，女兵殉情而亡，军官在爆破中癫狂。爷爷亲手终结军官后掩埋所有死者，并将独子送上战场。这一结局既是对战争循环暴力的控诉，亦是对“根”的礼赞：普通人的坚守无需壮语，却在历史的暗流中托起民族存续的根基。张子恩的美术功底为影片注入凝练的视觉哲学。封闭院落成为战时中国的微缩景观，夯土墙、石磨、窑洞构成压抑的舞台。这种“去奇观化”手法与同期第五代导演的先锋探索形成互文，但张子恩更注重心理写实，以细节取代炮火，让战争的残酷直抵人心。英雄未必立于丰碑之上，却如小理河的暗流，在泥土深处滋养着民族的春天。当爷爷最后望向儿子远去的背影，镜头掠过新坟与苍茫山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战争的终结，更是一个民族从疮痍中重生的隐喻——这恰是张子恩所追求的“文化风范”。（编辑：赵敏）
1979年
导赏：《乳燕飞》是西安电影制片厂于1979年推出的一部剧情电影，由孙敬执导。影片将镜头对准了体操运动员这一在当时大银幕上尚属新鲜的群体，讲述少女尚小立在教练李桂芳的严格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的故事。表面上看，该片延续了建国后体育题材影片“为国争光”的经典叙事模式，但影片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在宏大的集体目标之下，细腻地嵌入了个人成长的选择与情感关系的微妙平衡，使得影片超越了一般的励志口号，呈现出更为丰富的人文层次。影片的叙事重心巧妙地游移在训练场内外。训练场上的戏份，以其对体操运动专业细节的捕捉而显得真实可信。镜头冷静地记录下运动员日复一日的枯燥练习、伤痛困扰以及技术瓶颈，没有刻意渲染奇迹，而是强调了成功背后必须付出的极致努力。然而，《乳燕飞》并未止步于此。它更重要的笔触，落在了教练李桂芳与其未婚夫周一鸣之间的理念冲突上。李桂芳将全部心血倾注于事业，对运动员要求严苛近乎不近人情，这与周一鸣所期待的传统家庭生活与温情关怀产生了直接矛盾。这条副线并非简单的感情纠葛，它实质上是个人理想与世俗生活、集体责任与私人情感之间张力的戏剧化呈现。影片对职业女性所面临双重压力的触及，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在美学风格上，《乳燕飞》体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视觉追求。影片的镜头语言朴实而考究，色彩饱满明亮，大量外景戏份在广西秀美的山水间展开，将体操运动的韵律之美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画面如诗如画，赋予了体育题材一种难得的抒情气质。《乳燕飞》是一部制作严谨的体育类型片，以真实的细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满足了当时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它也是一部承载时代风貌的影像记录，影片中人物的衣着、城市的景象、训练生活的点滴，无意间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社会生活留下了一瞥珍贵的侧影，具有某种史料价值。（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