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森冠

Senguan Zhou
有片源
1991年
导赏：1991年，在完成了《红楼梦》系列电影后，谢铁骊导演冒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把《聊斋志异》里的故事改编成电影，于是便有了这部影片。《古墓荒斋》以《聊斋志异》中的《连琐》故事为基干，融合了《娇娜》、《画皮》、《聂小倩》的故事元素，通过一个杨予畏将四个故事串联起来。《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深刻的人性描写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闻名于世，《古墓荒斋》对《聊斋志异》的改编，影片意境与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十分契合，传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学传统，虽然特效无法与现代作品媲美，但恐怖、诡异、灵异氛围的营造十分到位，为观众构建了一个充满古典韵味和奇幻色彩的世界。谢铁骊导演也抓住了蒲松龄原著的思想精髓，保留了刺贪砭腐的犀利，对当时社会现实进行讽刺，聂小倩施法将另一个考生狗屁不通的八股文和杨予畏的锦绣文章调换，杨予畏却凭着这篇八股高中，如此啼笑皆非的结果正是对科举制度的无情讽刺。除了剧情，影片中的演员表现各具特色，邢岷山饰演的杨予畏书生气十足，傅艺伟饰演的连琐端庄秀慧，把连锁的“柔”和“媚”动人地演绎出来，她还在谢铁骊的《红楼梦》系列中饰演薛宝钗。而周迅在片中饰演的娇娜则是她的银幕首秀，展现了她的灵气和天赋。周迅的表演虽然有些生涩，但她的形象和气质与角色十分吻合，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胡天鸽着重表现的是聂小倩身不由己的悲剧感，盈盈泣泪、我见犹怜，角色重获自由后，又描绘出角色属于“花仙”的清丽、飘逸。这些女性形象不仅是美丽的化身，更是人性中美好品质的代表。（编辑：许雨婵）
1985年
导赏：相较以往的农村改革电影，《迷人的乐队》不再停留在反应农村生产组织和分配的改革，而是深入当代农民生活观念的变化。影片以20世纪80年代的凤翔乡龙岗村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农民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动人故事。影片开头，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城里乐器店里硬是买了一大堆高档乐器，开口就是暴发户的强调，这一幕不仅让人忍俊不禁，更引人深思。这些看似不懂乐器的农民，实则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新生活的憧憬。他们不畏人言，不惧困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不懂就学，没甚丢人”的朴素道理。影片巧妙地穿插了三对恋人的笑料和乐队学习的场景，使得整个故事节奏紧凑、情节跌宕起伏。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极具乡土质感，各有性格特色。村委会主任辛天喜（何伟饰）是乐队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他敢想敢干、敢作敢当，倾注了巨额的资金与满腔的热情，为乐队的创立与发展贡献了核心力量。女乡长李春芳（周虹饰）是天喜的儿时同学，两人之间有条若隐若现的感情线索。春芳一开始对办乐队不看好，甚至曾持反对立场，想维传统稳定的旧生活，有着心理上的“惰性”，却逐渐被乐队取得的成就感染，最终成为了乐队的坚定支持者。果农曲立新和渔民张魁武是乐队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和经历。曲立新偷偷学吹小号，却因妻子的误会而陷入困境；大龄单身的张魁武则与乐队里的邻村姑娘魏莹发展出了情缘，却受到农村里的流言蜚语的困扰。由此揭示了农村青年在追求爱情和事业过程中的种种不易，进一步突出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迷人的乐队》虽然采用了轻喜剧的样式，但是不一味地铺陈噱头笑料。导演王好为着力发掘了农民社会、家庭生活内在的幽默感，追求一种朴实、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以写实的镜头语言和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农民的精神风貌。此外，影片还巧妙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将农民乐队与城市歌舞团的演奏进行对比，突出了农民乐队的质朴和纯真；将人物前后的行为、思想、态度进行对比，展现了她在时代变革中的思想转变。证明了农民乐队不仅是农民自我娱乐、自我提升的一种方式，更是他们向外界展示自己、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正是大时代中农村变革的生动写照。（编辑：明慧）
1983年
导赏：影片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初始之际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问题剧，通过凤凰丝绸厂签署外单合同，厂长罗心刚决心将机器印花改为手工印花所遇到的重重阻碍思考当前社会的生产关系，思考人在体制之下的社会心理。为了更好地呈现影片建设四化的主题，剧本结构了两个社会面，上层和下层，即代表经济体制的国家机器一面和受“机器”制约的普通群众一面，矛盾的展开不是上下两个社会面的直接冲突，而是通过剧中主人公罗心刚的一项生产改革遇到阻力而失败，纵横交错地展开，体现传统的经济体制与进步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对抗，体现人在体制转变大环境之下思想的动荡与束缚。影片摄制于1983年，正处于思想解放的关键时刻，影片在表现经济体制改革主题的同时又呈现了改革所带来的信仰危机，特殊历史时期的创伤被延续，思想解放和信仰自由带来了精神迷茫。宋巧珍身为一个共青团员却在迷茫与无助之中选择信仰天主教，传统的保守派认为这是一种精神迷失，强烈谴责其为玩世不恭，而罗心刚在巧珍的选择之中看到的是传统制度的腐朽，是人为思想的落后和环境的强硬造成了她这个矛盾体的存在，十字架是在巧珍对现实环境求助无望之后的无奈之举，它对于巧珍而言只是精神寄托与精神力量，用以慰藉其孤苦无告的灵魂，信仰的改变并不是用于强调宗教与团员之间的敌对性，而是表现建设四化背景之下固执己见、墨守成规的制度对人的臧害。影片中的“五分钟讲话”是主题展现的高光时刻，罗心刚的宣讲语言正体现了他的精神觉醒，这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共产党员的性格必然，也是最高党性、牺牲精神的集中表现，五分钟讲话是这个厂长在备受阻碍与对抗之后心灵的呼号与呐喊。为了呈现出呐喊的真实有力，导演在剧作结构上做了情节铺垫，采用抑制手法，在影片临近结尾的几场戏里，着重描写了罗心刚内在的积蓄和喷涌呼号的感情，忍辱负重和不光彩行为促使人物压抑情感，终于在艰难地爬上台阶后的那一刻爆发，从而振聋发聩，感人肺腑。（编辑：张苏慧）
1981年
导赏：《伤逝》作为鲁迅唯一一部爱情小说在文学领域享有极高的赞誉，也成为众多艺术家争相改编的宝贵素材。从立意上看，“伤逝”是悲悼、悔恨失去的东西。导致“伤逝”悲剧的不仅有封建伦理道德，也有缺损的爱情观、经济的困顿。从小说到电影，自1958年第一部《伤逝》改编作品诞生，《伤逝》开始被广泛改编。在众多改编作品中，水华导演的电影《伤逝》是最具影响力和艺术价值的一部。这部作品是水华导演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改编的同名电影，水华导演对原著文化价值的深度研读，成就了电影《伤逝》银幕呈现的成功，也斩获了多项大奖。从小说到水华导演电影《伤逝》的改编是一种誊写式改编，这“通常被认为是最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它“保留原著中绝大部分故事元素，只删除或增加很少部分元素，改动幅度很小”。电影《伤逝》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对原著的忠实呈现，更在于其对于电影艺术价值的坚守和追求。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具有更高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尤其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中，重提电影的“文学性”，唤起人们对于电影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的重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为了取得票房的胜利，往往会过于注重画面和娱乐效果，而忽略了对电影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深入挖掘。然而，电影《伤逝》却能够在保持艺术性的同时，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这得益于导演对原著的深入理解和挖掘，以及对电影艺术的独特见解和执着追求。（编辑：婧怡）
1978年
导赏：谢飞导演的《火娃》，作为一部深刻描绘了少数民族地区斗争生活的故事影片，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展现了一个苗族少年在革命斗争中的成长历程。《火娃》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是一个中国文艺思想活跃、电影艺术工作者们讴歌英雄、赞美现实的时期。影片通过火娃这一角色，展现了英雄诞生成长的过程，诠释了英雄主义精神。火娃，一个生活在苗族聚居区的少年，他的成长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这两种环境对他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片中的苗岭深山，山高林密，为火娃的成长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火娃对家乡地形的熟悉，使他能够在追剿国民党残匪的斗争中，帮助解放军侦察员孙大哥脱险。这种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不仅展现了火娃的智慧和勇气，也体现了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自然环境在这里不仅是背景，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影片中的社会环境是复杂的，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也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内部矛盾。火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他的经历和选择，体现了他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和辨识。影片中的引路人角色，对火娃的成长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隆昌大叔、侦察员孙大哥和阿妈，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火娃，引导他走向正确的道路。这些角色的设置，不仅丰富了影片的人物关系，也深化了影片的主题。他们的存在，让火娃的成长之路不再孤单，也让影片的情感更加丰富和立体。而火娃的内驱力是影片的核心。他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更是为了家乡的解放和民族的尊严。火娃的勇敢、机智和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是他内在动力的源泉。影片通过火娃的成长，展现了一个少年如何从对外界的好奇和恐惧，逐渐转变为对理想的追求和对责任的担当。影片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性格各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火娃的形象尤其突出，他的成长过程，从幼稚无知到勇敢机智，再到坚定的革命者，这一转变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影片通过火娃的成长，展现了一个少年如何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英雄的过程。然而，影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火娃的形象在某些方面过于成人化，缺乏山区苗族少年儿童特有的粗放和憨厚性格。这可能是影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一点遗憾。《火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传承，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如何在逆境中成长，如何在斗争中寻找自我，如何在挑战中实现自我价值。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编辑：赵敏）
1975年
导赏：该片在结构上采用“非戏剧化”以及“散文化”的表现手法，展示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描绘出人物的复杂情感和较为细致的内心世界。
1964年
导赏：本片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本片创作者将小说原作中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新颖的艺术建构融入到电影艺术中，以现实开朗、热情乐观的格调，成功地刻画了二黑和小芹两个青年农民的形象，在农村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中，展现了两人纯洁善良、有理想、勇于追求恋爱和幸福生活的品格及愿望。本片打破同类题材中常见的悲剧格局，通过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和斗争的胜利，展示出当时农村人际关系和社会面貌的错综复杂。
1963年
导赏：该片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反映了他们的苦闷与彷徨。悲剧性的结局，体现出旧知识分子在传统观念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之下的无能为力，也表达出原作所蕴含的基本思想。（《腾讯网》评）
1961年
导赏：本片聚焦于1930年代革命历史战争背景，谱写了一曲反映农村革命斗争的英勇顽强之歌。影片根据同名歌剧改编，采取歌剧和电影相结合的方式，巧妙推动情节发展，细腻表达人物心理。影片导演谢添为“北影二谢”之一，独具个人风格，在剧中还饰演张副官一角。影片主演多为原版歌剧演员，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立体、机智英勇的人物形象。影片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悦耳动听，优美抒情，成为经典传唱曲目，流传至今。此外，影片在物资紧缺的60年代拍摄，创作者们克服困难坚持高水准创作，其所体现的艺术家责任与敬业精神值得敬佩。
1959年
导赏：谢添、于蓝、马薇等人表演精湛，小资产阶级形象塑造得十分鲜活，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