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吉
有片源
1991年
导赏：电影《风雨故园》是导演徐耿对鲁迅少年时期生活的一次深刻而独特的诠释，它不仅仅是一部名人传记片，更是一次对历史、人性与成长的深刻探讨。影片巧妙地避开了观众对鲁迅及其作品中熟悉元素的直接联想，如百草园、长妈妈等元素被淡化处理，而是选择性地保留了基本的历史事件线索，如祖父周介孚的科场案，这一事件被简化、虚化，成为触发主人公阿樟（即少年鲁迅）心灵深处感应的催化剂。电影还将同情的目光对准了翠姑姐姐与子凌公公及他们的悲惨命运。导演在子凌公公身上糅合了鲁迅小说《长明灯》《白夜》中的细节，赋予这个人物极强的表意性。他的疯病是封建科举制度对扭曲其内心的有力罪证，而他偶尔在疯态中流露出的真情，又包含一种希望幻灭后的朦胧觉醒。而翠姑，这个纯洁、善良的年轻姑娘，面对封建婚姻的压迫，从最初退婚抗争，被众人绑架似的抢亲，继以投河，最终屈从命运嫁给了一个又丑又老的残疾人。她的悲剧，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世的凄惨上，更深刻之处在于，她的受害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愚昧与野蛮被社会大众视为理所当然，视为可以旁观的“热闹”，民众是在巨大的集体性麻木中将这个美好生命无情摧残、逼其毁灭的。影片的场景细节处理得极为到位。从阿樟家的古老台门到绍兴的市井小巷，从热闹的祭典仪式到冷清的牢房，营造了一种浓郁的历史氛围。镜头生动地捕捉了孩子们那份爱模仿又顽皮至极的神态，展现出一种未经雕饰的纯真烂漫。作为兄弟姐妹中的领头羊，阿樟的形象既可爱又可靠，其人物刻画质朴自然，毫无造作之感。他拥有一颗纯净无瑕的心灵，对世界的认知虽略显懵懂，却也不失为人子女的孝顺之心，稳重之中闪烁着机智的光芒，以及随着成长而对世间不平事的愤慨。鲁迅先生的思想与世界观的形成，诚然是在他远离故乡之后逐渐确立的，但在此之前，他所经历的种种难以忘怀的国家危难、家庭忧愁以及社会遭遇，早已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如果没有这些早期的经历作为基石，我们很难解释为何在他离家仅仅三四年后，年仅二十一岁的他就能创作出那首饱含忧国忧民之情的传世七绝：“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影片的主题曲正是吟唱的这首诗，它如同一曲激昂的战歌，唤起了观众内心深处长久的共鸣与感动。（编辑：明慧）
1988年
导赏：影片于1988年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精心打造，采用惊险与惊悚交织的叙事手法，细腻地描绘了罗杆子在逃亡之路上的心灵蜕变与自我救赎。这部作品不仅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复杂维度，还以独特的视角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与光辉，展现了圆型人物在逆境中经历起伏转变的丰富性。影片在叙事时间与模式的构建上，借鉴了传统惊险片的经典结构，同时巧妙地拓展了叙事时间在故事推进中的作用，为观众营造了一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使他们能够跟随影片的节奏，深入感受故事的每一个细节。在人物塑造上，影片突破了传统惊悚剧情对人物公式化和故事定型化的束缚，成功地打破了公式化人物的局限，展现了罗杆子这一角色身上所蕴含的人性光辉与内心矛盾。这种复杂性的展现，不仅为影片注入了深刻的内涵，也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物成长的艰辛与不易。人物的光辉形象，更是为影片在正义与邪恶的探索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触动了观众的情感，实现了以情化人的艺术效果。从导演风格来看，金舒淇导演作为一位女性导演，以其独特的情感叙事手法和细腻的人物塑造能力，为影片赋予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她擅长运用小切口来表现富有哲理的大主题，追求大团圆结局的同时，也注重通过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来传达深刻的主题思想。这种风格不仅为影片在艺术上赢得了高度评价，也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凡此种种，都为该电影在艺术风格、美学成就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编辑：张昕一）
1986年
导赏：《多情的帽子》是导演张刚“阿满”喜剧系列中最受市场欢迎的几部电影之一，由广西电影制片厂于1986年出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关于诚实、爱情、友情和生活的故事。广西某市剧团黑管演奏员、大龄青年陈阿满是一个诚实忠厚的老实人，但他在恋爱相亲上屡遭挫折，年逾六旬的老舅为了外甥的婚姻大事日夜操心，到处托人说媒，牵线搭桥，但总是因为阿满说真话而告吹。他和好友钟可坚一起开了一家帽子工厂，但由于成本太高，价格昂贵，导致帽子滞销，负债累累。最终，他的真诚打动了姑娘田静，在她的帮助下，积压的帽子得到了销售，爱情的种子也开出了艳丽的花朵。张刚说，题名“多情”二字，正是因为“帽子”引起了喜怒哀乐各种情感的变化。电影讲的是一个“真”字，而构思却从“情”字入手。阿满这个形象的内在性格，最易为一般观众认同。他的善良、真诚、朴实，连同他的某些缺点如轻信、小私心，都使人感到真实。阿满不是“英雄”，而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好人——也就是“喜剧作法”中常说的正面人物。人物的行动和选择因其性格的立体而有说服力、感染力，阿满和老舅的生活状态、性格特点以及他们在面对困难时的选择和坚持，让人深感共鸣。而阿满和钟可坚因为帽子工厂失败而负债累累，面临困境时，田静的出现和选择更是让人感动。影片展现出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发展的精神面貌，自然流露出南方小城居民对幸福生活的朴素理解和热情向往。（编辑：路明慧）
1985年
导赏：《少年犯》由导演张良和制片王静珠合作摄制，这部电影不仅以其真实性著称，更以其独特的美学特质和现实意义影响了一代人，成为新时期普法题材电影的先驱。影片通过真实的监狱环境和在押少年犯的本色出演，展现了一群少年在特殊环境下的成长与挣扎，以及他们内心深处的悔改与希望。导演张良曾说，《少年犯》的剧本主题概括地说，只是两句话：“挽救孩子，造就人才。”影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并关注那些被遗忘的少年群体，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讨。创作者秉持人性关怀，展现了对失足青年的同情与爱。影片大胆启用在押少年犯饰演主角，这种本色出演使得角色的情感更加真实、自然，观众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痛苦和挣扎。影片最大的美学特质之一是其对现实的忠实呈现。从拍摄地点到演员，再到影片中的案例，都力求真实，这种真实性为影片的感染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影片通过多个少年犯的故事，展现了不同的犯罪原因和走向自新的历程，这种多线叙事结构使得影片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在叙事过程中，通过情感的起伏和转折，增强了影片的戏剧张力。例如，少年犯在狱中的歌舞表演，不仅是他们自我救赎的开始，也是观众情感的高潮。王劼含泪演唱《心声》，泪水模糊了他的面庞，情感的真挚透过歌声传递给每一位观众。伴奏席上的乐手们以庄重的姿态，用心演奏各种乐器，奏出了生命的最强音。最为触动人心的是那些舞者，他们的动作虽然不够整齐，表情也不够优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更加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内心的迷茫、彷徨、挣扎、无助和悔恨。同时，他们也通过舞蹈清晰地传达出了改过自新的勇气和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少年犯》的上映，宛如在1985年的影坛投下一枚重磅催泪弹，引无数观众“泪飞顿作倾盆雨”。影片中少年犯们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在狱中的生活和挣扎，他们的痛苦、悔恨、希望和渴望，通过银幕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编辑：赵敏）
1979年
导赏：“哪吒”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典型代表。自1979年动画影片《哪吒闹海》上映以来，这一英勇小神童的形象便跨越时空界限，在不同时代的影视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如《哪吒传奇》（2003）的温馨童趣，以及《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的现代视角与深刻反思，“哪吒”已然成为了一个跨越时代、具有广泛共鸣的文化符号。《哪吒闹海》是第一部将哪吒作为主角的动画影片。影片在改编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对哪吒形象的深度重塑。相较于原著中那个因顽劣而闯下大祸的“熊孩子”形象，影片中的哪吒被赋予了更加复杂、更加人性化的性格特征。在哪吒形象上保留原著经典色彩，身着红肚兜，扎着经典丸子头，眉宇英朗。在《哪吒闹海》里，对哪吒角色中的神性与人性进行了深刻挖掘，将其塑造为一个集天真活泼与大义凛然于一身的英雄。哪吒的每一次行动，无论是抽龙筋、剥龙皮，还是最终选择剔骨还夫、割肉还母，都不仅仅是简单的暴力行为，而是他对不公命运的抗争，对自由与正义的执着追求。这些行为背后，是哪吒对自我价值的深刻认识和对更高道德理想的坚守。《哪吒闹海》在改编过程中，将哪吒对三纲五常的叛逆转化为对阶级压迫的反抗，这一转变更加符合传统孝悌伦理观念，同时也具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影片通过哪吒与东海龙王及其子敖丙之间的冲突，展现了封建社会下底层人民对权贵阶级的抗争，以及对于正义与公平的渴望。哪吒的行为，虽然看似叛逆，实则是对封建礼教束缚下人性压抑的一种反抗，是对个人价值与尊严的捍卫。这种主题的重构，使得影片在传递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易于被不同时代的观众所接受与共鸣。（编辑：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