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拟

Ni Liao

有片源
2023年
导赏:程耳导演的电影《无名》是一部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复杂局势的杰作。影片通过再现真实的历史图景,突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对势力内部潜伏斗争的英雄事迹。故事以延安、重庆、南京、日本等多个势力的斗争为主线,以一系列具体的小事件为载体,折射出大时代的变革和动荡。并巧妙地结合史实,展现了日军空袭广州、上海沦陷、汪精卫病亡等重要历史事件,并将它们作为时间节点嵌入故事中。电影通过细节和人物间的对话,将表面上看似零散的事件串联在一起,揭示出更为深刻的历史全貌。《无名》在叙事风格和人物塑造上展现出鲜明的作者性,拓宽了谍战片的创作视界,同时在主流话语的影像表达形式上进行了突破和探索。该片采用非线性叙事手法,通过打破时间线索,将历史的不同段落重新组接,增加了叙事的复杂性和悬疑感。导演运用碎片化的事件和重组的时间顺序,让观众在试图拼凑故事线索的过程中,更加主动地投入到电影的情境和时代背景中。例如,影片中何主任与叛徒张先生会面的段落,通过细腻的问话和紧张的对话,将特工之间的角斗呈现得淋漓尽致。而通过对影片中人物“无名”的设定,更增强了故事的普遍性和代入感,使得观众能够更为深刻地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在面对重大历史转折时的选择和牺牲。另一个显著的创新在于影片对人物的塑造上。与片名《无名》相呼应,剧中人物大多没有具体的姓名,代之以“姓氏+先生/小姐”或“姓氏+职务名”的模糊称谓,这种设计并非简单的匿名,而是一种充满深意的艺术选择,它不仅为电影营造了一种神秘和悬疑的氛围,而且在深层次上反映了电影要传达的主题——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中,每个人即便是“无名”的,也可以是重要的,每个个体的选择和行动都在塑造历史的进程。这种“无名”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强化了电影对于普通人在大历史事件中所发挥作用的认可和赞扬,彰显了“虽无名,亦英雄”的主题。此外,通过对“无名”人物的塑造,电影还呼应了那个时代的所特有的政治谨慎和密谋的氛围,无名,则是每个人为了生存和抗争所必须采取的策略。这种无名性同时折射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不确定性,暗示每个人都可能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总体来看,非线性叙事和模糊人物称谓的运用,使《无名》成功营造出一幅动荡的时代画卷。这种手法不仅提高了影片对历史的还原度,同时也呼应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各方势力的角斗和我党工作人员的英勇斗争,构成了影片的核心主题,通过鲜明的叙事手法和细腻的情节构建,程耳导演成功再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编辑:王斯笳)
2022年
2021年
导赏:由沙漠执导,改编自豆瓣催泪长帖《与我长跑十年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本片讲述了一段跨越时间、空间的感人爱恋。两人从相识相知相恋再到生离死别这般爱情悲剧的发生,不仅是对爱情的简单记叙,更是对横亘在他们之间的社会现实的思考与感悟。吕钦扬和凌一尧的爱情故事呈现了一种典型的现代悲剧,它不仅仅是个体情感的悲剧,更是现实与理想冲突的集中体现。在影片中,吕钦扬和凌一尧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一种内在的矛盾:吕钦扬执着于通过现实的成功来实现对凌一尧的承诺,而凌一尧则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情感的陪伴和慰藉。这种性格上的分歧构成了整个悲剧的基础,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内在动力。吕钦扬的“致命缺陷”在于他过于现实主义,将物质上的成功视为幸福的唯一保障。他坚信“给你幸福,才能在一起”,因此不惜离开深爱的凌一尧,远赴新疆打拼。而凌一尧则更倾向于理想主义,认为两个人在一起才是幸福的根本。这种性格上的对立和矛盾,最终导致了两人的疏远和分离。如果我们将影片置于现代悲剧的背景下来看,吕钦扬和凌一尧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社会结构与个人理想之间的深刻冲突。现代悲剧往往强调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张力,而《我要我们在一起》正是通过展现吕钦扬在现实社会中的挣扎,揭示了这一张力。吕钦扬在社会现实的压迫下,选择了离开凌一尧去打拼,以此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这种选择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代价,即他与凌一尧之间逐渐加深的情感裂痕。现代社会的功利性、物质性与爱情的纯粹性在此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吕钦扬的悲剧正是在这种对立中逐渐形成并最终爆发。影片的结局中,吕钦扬在暴风雪中冻死,他手中紧握的手机与眼角的泪水成为这一爱情悲剧的象征。观众在面对这样的结局时,会产生一种“恐惧与怜悯”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共鸣不仅仅来自于对角色命运的同情,更是源于对生活中类似情感困境的认同。吕钦扬的死亡并不是简单的生理结束,而是他在追求物质成功与爱情幸福的双重压力下,最终无法承受的崩溃。《我要我们在一起》不仅仅是一部爱情电影,更是关于现实与理想冲突的思考。通过吕钦扬和凌一尧的故事,影片向观众提出了关于爱情、现实与幸福的深刻问题。通过悲剧的发生,影片向我们展现了爱情的脆弱与坚韧,呼唤着观众对真实情感的珍视与守护。(编辑:颜诗雨)
导赏:《人潮汹涌》改编自日本电影《盗钥匙的方法》,导演饶晓志从多重角度进行了本土化改编。影片将原故事中的日本都市背景改为中国的现代都市上海,为了体现地域特色,片中多次出现上海的地标性建筑,并通过垃圾分类、手机密码锁、视频记录现场和快递柜取货等生活元素强调时代性和现代性。同时影片对人物角色进行了本土化设定,在保留原剧本冷血杀手与落魄龙套交换人生的故事内核基础之上,对角色的性格和身份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使人物形象贴近于社会小人物,肖央饰演的龙套演员反映了中国社会底层人物的现实生存状况,万茜饰演的新媒体运营总监,其工作性质和婚姻状况带有时代性,人物的行为也反映出了贫富差距、社会竞争压力等社会现象。影片也加入了大量的方言元素,如上海话、重庆话等,地域特色语言的使用在增添影片趣味性的同时,也使得人物角色更加生动和接地气,为影片倾注了市井气息。影片延续了导演饶晓志一贯的黑色幽默喜剧风格,身份互换作为剧作结构中传统的喜剧装置兼具天然的喜剧性和戏剧性,基本的身份对调,加上语言的混装和动作的交换,不仅会加剧情节层面的冲突震荡,其造成的语义错误也会引发强烈的喜剧效应。杀手周全和龙套陈小萌在交换人生的最初时刻依旧延续了人物原先的生活习惯与行为记忆,逼仄的弄堂空间被周全整理得井井有条,陈小萌在宽敞豪华的公寓中得过且过,身份错置后的行为反差传递出浓烈的黑色幽默色彩。而身份互换之后的性格前后转变也成为影片戏谑幽默的一笔,杀手周全失忆前杀伐果断、冷血无情,失忆后性格温和、心思细腻,笨拙地表现出对新生活的探索与向往,而陈小萌最初为扮演好杀手角色展示出种种不适应和滑稽行为,之后逐渐以周全为参照物审视了自己的性格缺陷,表现出以往未有的勇气与智慧。这种角色塑造上的性格反差与性格冲突既奠定了影片的喜剧特质,又映衬出人物的成长。(编辑:州文)
2019年
导赏:电影《疯狂的外星人》从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和外星文明相遇的角度展开,讲述了文明之间的三方较量,其外核是一场人类低端文明与外星人高端文明啼笑皆非的混战,内核却是对其进行解构,影片的前半部分通过外星人掌控耿浩和大飞来体现它们的智慧与权威,后半部分通过猴子欢欢对外星人的偷梁换柱以及外星人附身于猴子欢欢来消解科技文明的高高在上,将外星人变成猴,让猴性与科技文明性集于一体,两者相互争斗,同时马戏团的杂耍手段对猴性的降伏,用中国传统镇符巫术对抗外星科技文明等此类手段,都是宁浩导演本片荒诞讽刺性的所在。这样的讽刺调侃恰恰是宁浩导演基于本土文化逻辑和本土文化环境所设计的,他认为外星人来到中国可以喝酒,可以表演金枪锁喉,这是由中国的文化系统所决定的故事走向。同样外星人最后变成了一只“泼猴”,导演认为“泼猴”是中国文化符号的一部分,撒泼也是主流文化批判的现象之一,因此《疯狂的外星人》这部作品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下所生成的荒诞喜剧。影片中关于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采取极端对峙的手法,而是在争斗之中相互渗透,相互沟通,体现出一种“竞争性共处”的关系,这在影片中体现为在酒缸中腌制过的外星人离开地球时,吸走了屋内的各种白酒,这是一种文明狂欢之后的沟通与交流。影片在喜剧性的呈现上采用了误会和重复的喜剧叙事方式。误会的情节体现在两处,一处是体现在文明的认知差异上,影片中耿浩和大飞初次见到外星人便判定其为灵长类,认为其是出身于非洲的刚果猴,并按照耍猴的方式训练它;一处是体现在言不达意的理解上,外星人试图让耿浩将基因球含在嘴里,并亲自做了示范,而耿浩却理解成将基因球吞咽下去,两者之间的误会将喜剧效果加大。重复的喜剧叙事方式体现为C国特工重复性的找寻失败,外星人通过向C国求助,乐华世界公园的著名景点与C国特工在世界地图上的游走形成强烈反差,多次的画面呈现加强了喜剧效果的表达,同时C国特工在世界各处上演的警匪片、枪战片桥段和狼狈姿态加剧讽刺性。影片表演上所产生的喜剧效果主要得益于黄渤和沈腾的喜剧表演与喜剧经验,最出彩的可谓是台词的喜剧效果,沈腾的东北话出口成章,语言俏皮、粗俗,带有小市民化的风格,黄渤与沈腾之间插科打诨的对话也极具生活化气息,从而使影片更接地气,更加具有下沉市场。喜剧包袱的设计也呈现出一种小品式的色彩,笑料密集,节奏快速轻松,深得观众青睐。语言的市井化和幽默风趣常常需要和电影的情境与场景相关联,该片的影像风格追求强烈的市井风,所展现的是“破铜烂铁、垃圾堆式的纷乱的生活”,粗粝的生活质感不仅强化了对人物的塑造,也加剧了两种文明之间的对冲,从而使得喜剧戏剧效果集中且有效。(编辑:张苏慧)
2016年
导赏:影片以一起劫案为引子,深入挖掘了人性中的善恶交锋,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犯罪与悬疑的电影,更是一部深刻探讨亲情、友情、爱情与金钱诱惑之间平衡的作品。其不仅展现了独特的地方特色和视觉符号,更成为了人性善恶、道德信仰的象征,使得整部电影充满了深刻的寓意和象征意义。这种对人性深度与广度的挖掘,电影本体论强调电影作为艺术形式的独特性,而《火锅英雄》正是通过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角色塑造,实现了对人性这一永恒主题的深刻探讨。影片将故事背景设定在重庆,充分利用了这座城市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符号,如防空洞火锅店、重庆方言、轻轨穿楼等,为观众营造了一个既真实又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这种地域文化与叙事手法的巧妙融合,不仅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和独特性,也为电影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案例。电影本体论关注电影如何通过影像、声音等元素构建意义世界,《火锅英雄》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影片中的黑色幽默元素贯穿始终,为紧张刺激的情节增添了几分轻松与诙谐。这种幽默感并非简单地取悦观众,而是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通过对社会现象、人性弱点等的讽刺与调侃,引导观众对现实问题进行反思。黑色幽默与现实主义的交织,使得影片在学术上具有了探讨社会批判、文化反思等议题的价值。电影本体论强调电影作为社会镜像的功能,《火锅英雄》正是通过其独特的幽默感与现实关怀,实现了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批判。影片采用了三幕式叙事结构,通过精心设计的情节桥段和悬念设置,将观众牢牢吸引在故事之中。同时,影片还巧妙地运用了倒叙、闪回等叙事技巧,使得故事更加紧凑有力、引人入胜。这种叙事结构与技巧的创新不仅提升了影片的艺术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也为电影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电影本体论关注电影的叙事策略和技巧如何影响观众的感知和理解,《火锅英雄》在这方面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编辑:张昕一)
2014年
2007年
导赏:影片以父子二人下围棋为线索,表现相互鼓励、相互支撑、相互理解的父子关系。对父亲的形象塑造导演摒弃了以往严厉、高大、沉默寡言的传统父亲形象,将其塑造成了生活失败、与妻子离婚、性格唯唯诺诺且并无成就的一个落魄父亲,对该形象的解构和颠覆使得人物前后对比形成强烈反差,更加具有性格张力。对于展现父子之间的情感,导演周伟遵循了以往父子关系从紧张、隔阂走向融洽、理解的叙事脉络,但与此同时,导演注入了新的家庭教育观和价值观,表现父辈对下一代的理解和尊重,当刘小川想学围棋和走职业棋手的人生道路时,刘一手选择尊重孩子的自由意志,超越了一般传统意义上的爱,建构了平等的父子关系。在影片的叙事上,导演周伟遵循了自己一贯的叙事策略,建构情节的悬念性、设置喜剧性段落和大团圆结局,并在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蕴含一以贯之的励志主题。影片通过设置障碍表现人物的失意、碰壁,又通过展现人物坚定的自我选择和信念表现父子之间昂扬奋进的乐观精神,振奋人心,而大团圆结局的设定总是让人怀揣美好,体现了导演积极向上的人生理念。在主题的表达上,导演用围棋展现人生态度,其中人物的台词蕴含诸多人生思考,富有哲学意味,例如刘一手在离婚之后道出的“人这一辈子就是一盘棋,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又不能悔棋”,是对自己人生遭受挫折的感叹,并在结尾说出的“围棋就是挣扎”的话语暗含他的人生价值观,行棋如做人,人生就需要在挣扎中守空,在挣扎中突围,用围棋的妙用思考人生选择和人生走向,这是儒者的行侠风范。影片的电影语言十分具有特色,在展现棋手对弈的戏份中,镜头语言采用了漫画风格,带有武侠元素,表现了人物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在影片开头,刘一手在棋院与其他几位业余棋手对弈,使用了大量的移动镜头拍摄人物脸部、手部和脚部特写,展现刘一手的气定神闲与泰然自若,又使用广角镜头和低位拍摄展现对手紧张焦急的神情,该种技巧的使用在后续的盲棋段落和决赛段落中均有使用,这种画面呈现颇似于漫画的绘画风格,增强了画面的动感和情绪,能够更好地把握影片节奏。(编辑:张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