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碧君

Bijun Yan
有片源
1996年
导赏：这是一部真正意义全景式表现长征全过程的影片，长征中的所有重要事件、重要战役都一一表现。例如湘江之战，在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很少被表现，该片开篇就是湘江之战的惨烈场面，把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呈现出来。该片也直面了中共党内的分歧和斗争，令人信服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血的教训认识到毛泽东的作用并将红军的领导权交还他，而后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的过程，难能可贵。影片在影像处理上也非常出色。激烈的战斗、行军场景，人物情感的细致描写，史诗性的格局，扣人心弦的故事，深深打动观众。影片中，宏大壮阔的战争场面与温婉细腻的人物情感相穿插，伟大领袖领导艺术的卓尔不凡与无数普通红军战士的坚韧不拔相辉映，刚中带柔、苦中掺喜。该片没有一味向观众兜售战争的苦难与悲壮，而是用大篇幅诠释每一个角色作为普通人在特殊时期以怎样最真实、最寻常的方式活着。影片对平凡人日常表现的刻画，让观众一改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铁血生硬甚至教条刻板的冷印象，即使是孩童去观看，也不会有抵触感和排斥感。这正是影片最难能可贵之处。铁血男儿、温情女性，革命领袖、普通战士，都是《长征》的主角。电影没有刻意突出领袖的重要地位，更没有分外强调英雄主义，而把大量的镜头放在长征中的普通红军战士身上，让观众深深体会到，长征的胜利离不开伟人的正确领导，更离不开无数红军战士的忘我牺牲和不懈坚持。在《长征》这部影片中，我要求的是史与诗的结合。影片中的“史”是为了全景式地表现长征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类壮举，因为我想以后象这样大规模拍长征的机会不会多了，既然我有这个机会，就有责任表现出长征的真实情况，特别是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而“诗”,则是将历史升华，带有浓重的抒情色彩。或者说，史与诗是一种实与虚，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形成别样的韵味。
1992年
剧情： 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华夏大地。坐在车上的周恩来忧心忡忡。转移贺龙，保护陈毅，制止鞍钢停产，他竭全力保护一代英才，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却未能保护住烈士的子女——孙维世。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力挽狂澜，稳定局势，指挥了这一场斗争。 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经济秩序开始恢复。中美建交，周恩来有胆有识，受到世人赞赏。危运却又一次降临，周恩来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以七十三岁高龄的带病之躯进行最后一搏，飞赴长沙，与毛主席商谈“四届人大”人选，带病作“政府工作报告”，人们群情振奋。病危时，周恩来特意接见老部下罗青长，惦念着台湾回归祖国。他唱着《国际歌》走向冥冥之中。 十里长街，数万人民送总理，无尽的哀思，无尽的怀念，一代伟人去了。
1988年
剧情：1979年，地处川滇交界的国家钢铁骨干企业——华江钢铁公司，由于生产出现滑坡，经济效益下降，许多人开始打点行李准备调走。 这时，总经理田耕陪同国务院负责人章旭来到住宅区看望大家，并认真听取了职工们对华钢改革的建议。随后，田耕和总经济师仲天文来到北京。在国务院会议室，田耕向各位领导陈述了华钢承包经营责任制方案，他表示只要批准此方案，每年保证向国家上交5千万元。 不久，国家批准华钢实行承包制。田耕与党委书记肖沛成在启用蓝雨蒙任副总经理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为此事田耕还惹恼了当事人冯璐。 田耕的妻子江静雯是一名优秀演员，她牺牲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可女儿媛媛对父亲的批语却是：是个好经理，但不是个好爸爸。为了实现6年里把利润翻一番的目标，田耕冲破阻力将华钢向国际银团垡的方案送北京审议。 在章旭的坚决支持下，华钢借贷两亿三千万美元建设二期工程的报告终获批准。仲天文赴香港考察。田耕再次考虑二期工程让蓝雨蒙挂帅。为了减轻人事上的阻力，田耕在舞台上找到冯璐，请她在人们面前离蓝雨蒙远一点，不料她闻言竟当众吻了蓝雨蒙。国际银团提出，以华钢的固定资产做抵押方可贷款。田耕同意并去北京签字。在国际银团24家银行代表签字同意的酒会上，媛媛动情地唱起华江之歌。 华钢二期工程按期开工，工地上热火朝天。夜晚，田耕请冯璐到餐厅吃饭，又特意约蓝雨蒙作陪，冯璐眼睛涌出泪花。田耕回到家中，他望着眼戴花镜的妻子，感慨万千，为了祖国的钢铁事业，他自己知道所欠的夫妻情、父女情、同志情太多了。 影片以八十年代的改革作为现实背景，展现了国家钢铁骨干企业华江钢铁公司在历史的阵痛期进行的艰苦卓著的变革热情，讴歌了我国钢铁工业勇于奉献的改革者的精神风貌。
1986年
导赏：影片是一部纪实性、文献性军事历史故事片，自问世后引起广泛重视，被视为中国第一部有巨片意识且获得强烈反响的军事题材影片。台儿庄战役是中国革命史上军民团结抗击日寇侵略的大会战，是的英雄画卷，是一章震憾中外的悲壮交响乐。影片以浓烈的历史真实感和宏大的战争场面将台儿庄会战再现于银幕，表现了国民党爱国将领英勇抗敌、浴血捐躯的爱国精神和国共合作、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历史画卷。影片人物造型内蕴深刻，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军事题材影片的最高峰。该片的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取材新颖，更由于它在艺术风格上的把握。它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具有一股中华民族的阳刚之美。尤其可贵的是，人们透过影片能进一层感受到创作者在艺术风格上把握这一作品时，达到了一种举重若轻、疏密从容的境地。正是这种艺术上的把握和境地，才使人对这样一部纪实性和写意性兼备的军事题材影片，产生了多重的、丰富的审美感受。从影片的总体构思和艺术风格来看，它的基本进程、人物设置、矛盾展现等，是围绕着真实的历史事件来铺陈的。众多场景追求一种历史的纪实感和凝重感。但它又并不单纯追求那种直观上的逼真和外貌上的相似，而是透过纪实性的风格达到写意的审美境界。
1983年
导赏：在众多战争题材影片中，《再生之地》面向战争的视角是独特的，它将影片的落点从喧嚣的战火硝烟迁移至一片陌生的战场——战犯管理所。这里没有炮火，没有轰鸣，不需要毁灭敌人的肉体，要做的是从精神上拯救战俘们的灵魂，帮助他们认识战争的残酷，重树正确的价值观。本片除了通过对比展现日本侵华战犯的暴力倾向与阴暗心灵外，集中表现了中国政府始终秉持的革命人道主义方针。国家不仅没有直接放弃、消灭这批杀人机器，反倒以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与劳动改造感化他们的心灵，最终使这批欠下血债的日本战犯，放弃原本效忠天皇的反动立场，重新接受人性与理性的感召。这体现出我国政府改造战犯政策的巨大威力。影片以多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深化了主题内涵，在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巨大变迁中体现改造动作对人思想的重塑。将师团长伊藤弘一是一个嗜血成性的法西斯分子，但同时也拥有礼貌谦恭、彬彬有礼、桀骜不驯等品质特征。他的内心不是只有恨意，但恨意蒙蔽了他看向世界的双眼。他的人物形象中暗藏着人性的光亮面，使他在一次次的思想教育中有被唤醒、被点亮、被震撼的可能。在整体风格上，本片坚持纪实性追求，尽力向生活靠拢，将真实作为矛盾冲突、人物关系、情感变化与环境氛围的基点，故事的发生与转变都有迹可循。同时，影片也拒斥僵化的真实性，“并不是说一部影片必须完全按着‘生活中确有其事’才能算真实”。通过积极地对搜集到的生活素材进行加工、扩充和深化，导演使真实与想象、虚构相融合。这使影片既与原本跌宕起伏、回环复杂的话剧版本在风格上相区分，又在内容上贴近历史事实。（编辑：铠兰）
1982年
导赏：“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在毛主席这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风雨”是历史的纵深，“钟山”是“风雨”聚集的舞台。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这首诗的影视化呈现。影片取材于1949年前后中国革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史实，以编年史的方法，再现了国共双方决策人物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不同态度和不一样的精神品格。影片用对比的手法，表现出蒋家王朝必将灭亡，而新中国诞生的如不可阻挡的历史车轮，使历史的真实与电影艺术得到完美的统一。电影成功塑造出了领袖人物的精神气质、个性特征，成为经典的银幕形象。尤其是对领袖毛泽东的角色塑造，展现了他的乐观，质朴、幽默、锐敏远见，以及震撼人心的英雄气概和巨大的意志力。编导者遵循了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原则，在向现实主义深度和广度的探索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影片音乐以《解放军进行曲》的旋律为基调，写得气势磅礴，强烈地推动了剧情的进展，有力地烘托了革命年代朝气蓬勃的生活气息。主题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唱出了对大好江山的诗情和对革命事业的豪情。运用烟火大胆夸张、渲染，创造出战火纷飞的视觉效果，将历史风云和战争的厚重氛围有效烘托出来。《风雨下钟山》放映后，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为国产重大革命历史故事片创作指明了方向，直接影响了此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开国大典》等片。（编辑：明慧）
1977年
剧情：1976年10月。为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解放军驻京部队文工团联合演出文艺节目：三军大合唱《坚决打倒“四人帮”》；舞蹈《欢庆胜利》、《绣金匾》；男女声独唱、二重唱；合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歌唱敬爱的周总理》、《歌唱朱委员长》等。
1974年
导赏：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少年潘冬子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在文化艺术产品匮乏的岁月里，这部影片是人们心中的一股暖流。它陶冶了我们的情操，洗涤了我们的灵魂，鼓舞、支持我们努力追求人生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影片全程紧扣“红星”二字，将火、映山红、鲜血、红旗等“红色”元素巧妙融入其中，使“红星”不仅成为贯穿全片的视觉线索，更成为影片精神内涵的符号象征。同时，影片采用潘冬子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并加入他成年后的回忆作为旁白，增强了纪实和传记色彩，让观众更容易产生共情。影片人物塑造更是鲜活立体，潘冬子这一形象尤其深入人心。冬子面对胡汉三的压迫，他眼神中透露出的坚毅与不屈，让人看到了小小少年的身躯蕴含着强大力量；在为红军送盐等情节中，他的机智勇敢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参加革命的少年，更是代表着在革命斗争中觉醒与成长的新生力量。影片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并加入成年后的回忆旁白，让观众能更真切地走进潘冬子的内心世界，同时，影片将真实的革命斗争故事融入其中，像潘冬子巧运盐巴给红军的情节，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与纪实感，也让观众深刻感受到那个时代革命斗争的艰难与智慧。“这一辈人的童年，充满着多少挣扎与苦难啊！后人不应该忘记为创造美好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的前辈们，这就是我创作《闪闪的红星》的初衷。”原著作者李心田这样回忆道。影片《闪闪的红星》以小见大，通过潘冬子的成长经历展现了革命年代人们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与追求。潘冬子始终怀揣着对红军的信任、对革命胜利的渴望，这种精神跨越时空，激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观众。它让我们明白，正是无数先辈坚定的信仰和英勇的牺牲，才换来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正如光明网所评价：“几十年来，《闪闪的红星》历经岁月考验，持续带给观众不竭的精神力量。”电影《闪闪的红星》以其巧妙的剧情设置、鲜活立体的人物塑造、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们心中的红色经典，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不断奋斗、砥砺前行。（编辑：嵇芊惠）
1965年
剧情：1953年夏，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妄图发动新的进攻。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志愿军某部副团长崔凯奉命带领一个加强营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准备执行穿插任务。出发前，祖国慰问团分团长梅嫂子率团来到阵地慰问，李军长得知战士丁大勇就是梅嫂子和英勇牺牲的、李军长的战友梅国梁的儿子时，提出不让他参加加强营的任务。
1962年
导赏：在1962年的中国电影银幕上，《槐树庄》是一部无法被忽略的作品。它诞生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其意义远超一个简单的村庄故事。影片以华北平原上一个名为槐树庄的村庄为舞台，叙事时间跨度长达十数年，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一路延展至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之后的人民公社时期。这种宏大的时间架构，并非为了单纯记录历史事件，而是意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空间内，浓缩与折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所经历的深刻而剧烈的变迁。导演王苹以其女性导演特有的细腻与宏观驾驭力，将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编织进具体人物的命运起伏与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使得影片既具有史诗的格局，又不失朴实的生活质感。影片的核心驱动力与灵魂人物，无疑是郭大娘。这个由演员胡朋塑造的农村基层党员形象，成为了当时银幕上一种新型人物关系的集中体现。郭大娘带领贫农团进行土改，与地主势力斗争；在合作化遇到阻力时，她需要面对老党员刘老成的保守与中农李满仓的私心；即便承受着儿子牺牲于朝鲜战场的巨大悲痛，她仍以行动而非空洞的说教来凝聚群众。这个人物的塑造，成功地将政治理念转化为一种富于人情味和道德感召力的存在。郭大娘的行动轨迹，构成了影片叙事的主轴，也让观众得以透过她的视角，去感受那段历史中理想与现实、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张力与磨合。王苹导演的功力，在《槐树庄》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她擅长在有限的篇幅内，通过简洁而有力的镜头语言，勾勒出清晰的人物关系和时代氛围。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对色彩的运用。在彩色胶片尚不普及的年代，《槐树庄》的色彩被赋予了鲜明的表意功能。导演甚至有意识地让剧中人物更换不同颜色的衣物，这种细节上的考究，超越了单纯的视觉美感，暗示着人物心境或处境的变化，更增添了一抹生动的生活气息。这种对形式美感的追求，使得影片在完成其叙事使命的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艺术观赏性。从电影史的角度审视，《槐树庄》的独特性在于它题材的时效性与处理的典范性。时至今日，影片中的时代背景或许已随时间远去，但影片所保留的历史现场感，以及其在电影艺术语言上的探索，依然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文本。（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