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建设
有片源
1988年
剧情： 青年发明家郑兴明发明了全塑车身汽车，获得国家专利，却没有一个厂家愿意生产。为了造出汽车，郑兴明放弃巨额专利和出国深造机会，只身来到深圳。在市政府帮助下获得贷款，组织了“中华汽车公司”，并与美国归来的妻子相聚。经反复实验第一辆全塑车身汽车终于诞生了。然而接下来的贷款、税务等困难给公司带来巨大困难。不久，问题得以澄清，在妻子筹得的资金帮助下，全塑车身汽车最终得以在博览会上展出，受到专家好评。
剧情： 七品官牛品到安县任知县。知府段振举女儿死于新婚夜，传牛品来，限三天破案。牛品调查得知，新娘宠儿是段妻与他人私通之女；而新郎周麒麟是段振举奸污佣人柳春秀所生，事后，离开段府的柳春秀在妹妹柳喜发的建议下将孩子买给了周家。可巧寻短见的柳春秀被周家人所就，于是柳春秀就成了麒麟的奶妈。周麒麟在段振举威逼下画供认罪。此时离家18年的柳喜发回来，说出了真相。知道了内情的柳春秀出来含冤。原来，决定出走的春秀临行看望麒麟，却与宠儿争执，宠儿误伤自己身亡。案情大白，牛品打道回府。
1984年
导赏：改编自路遥同名小说的电影《人生》，由西安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以高加林的命运沉浮为轴心，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个体困境。影片荣获第8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电影开头用黄土高原的全景镜头，直接点明故事背景。高加林两次身份变化构成主线：第一次从民办教师变成农民，第二次因叔叔当官进城当记者，最后又因被举报回到农村。这些转折暴露出80年代农村青年的困境——没有城市户口，个人理想随时可能被现实击碎。影片用具体的生活细节表现城乡差异。高加林在村里穿补丁衣服干活，进城后换上笔挺的中山装；在村里吃玉米馍就咸菜，在县城买白面馒头。最明显的是两段感情：农村姑娘巧珍给他送自家蒸的馍，城里姑娘黄亚萍带他去西餐馆。这些对比说明，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其实是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取舍。也因此，高加林的形象塑造呈现出复杂的悲剧性。他既有传统文人的清高，比如他总抱着书本，连锄地休息时都在看《红与黑》，这显示他不甘心留在农村。他又带着小知识分子的虚荣，比如高加林当农民时，总在擦他的皮鞋——这双擦不干净的皮鞋，代表他对农民身份的不接受。当他穿着借来的呢子大衣在县城行走时，挺直的脊背与僵硬的步态暴露了身份认同的撕裂。这种性格的双重性在“弃巧珍选亚萍”的抉择中彻底爆发：雨夜桥头的分手戏里，巧珍的红头巾在车灯下忽明忽暗，最终化作黑暗中的一点猩红——传统道德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在此刻完成了最后的沉重表述。因而，虽然他确实有才华又努力，但虚荣心让他伤害了巧珍。电影没有简单批判他，而是用个人困境辐射出转型期的时代困境，为新旧交替的新时期画像。电影对原著的转译很有特色。书中用大量文字写高加林的内心矛盾，电影则用具体场景的蒙太奇表现：当他收到进城工作的通知时，镜头突然切到山洪暴发，暗示这个机遇可能带来危机；当他最后回乡时，镜头长时间停留在他走过的山路、野花和晨雾，这些自然景物比他离开时更清晰，说明他开始真正面对现实。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重看《人生》，高加林的困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那个在城乡夹缝中挣扎的身影，既是个体在时代转型期的精神标本，也是整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微缩镜像。当片尾德顺老汉含着烟袋说出“这土地，热着哩”，或许正是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土地的深深眷恋。（编辑：王梓苡）
1979年
导赏：影片荣获1980年第3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通过两个农村家庭围绕生产建设、恋爱结婚、性别平等、计划生育等一系列问题所展开的故事传递出改革开放、四化建设时代大背景下的新思想新观念。影片构图巧妙，剪辑流畅，且充分采用巧合、夸张等艺术手法，产生喜剧效果，故事情节生动有趣，人物形象幽默诙谐，使观众在轻松愉悦观影氛围中了解到特定时代下的社会风潮、时代精神与人文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