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建设

有片源
1988年
1984年
导赏:改编自路遥同名小说的电影《人生》,由西安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以高加林的命运沉浮为轴心,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个体困境。影片荣获第8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电影开头用黄土高原的全景镜头,直接点明故事背景。高加林两次身份变化构成主线:第一次从民办教师变成农民,第二次因叔叔当官进城当记者,最后又因被举报回到农村。这些转折暴露出80年代农村青年的困境——没有城市户口,个人理想随时可能被现实击碎。影片用具体的生活细节表现城乡差异。高加林在村里穿补丁衣服干活,进城后换上笔挺的中山装;在村里吃玉米馍就咸菜,在县城买白面馒头。最明显的是两段感情:农村姑娘巧珍给他送自家蒸的馍,城里姑娘黄亚萍带他去西餐馆。这些对比说明,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其实是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取舍。也因此,高加林的形象塑造呈现出复杂的悲剧性。他既有传统文人的清高,比如他总抱着书本,连锄地休息时都在看《红与黑》,这显示他不甘心留在农村。他又带着小知识分子的虚荣,比如高加林当农民时,总在擦他的皮鞋——这双擦不干净的皮鞋,代表他对农民身份的不接受。当他穿着借来的呢子大衣在县城行走时,挺直的脊背与僵硬的步态暴露了身份认同的撕裂。这种性格的双重性在“弃巧珍选亚萍”的抉择中彻底爆发:雨夜桥头的分手戏里,巧珍的红头巾在车灯下忽明忽暗,最终化作黑暗中的一点猩红——传统道德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在此刻完成了最后的沉重表述。因而,虽然他确实有才华又努力,但虚荣心让他伤害了巧珍。电影没有简单批判他,而是用个人困境辐射出转型期的时代困境,为新旧交替的新时期画像。电影对原著的转译很有特色。书中用大量文字写高加林的内心矛盾,电影则用具体场景的蒙太奇表现:当他收到进城工作的通知时,镜头突然切到山洪暴发,暗示这个机遇可能带来危机;当他最后回乡时,镜头长时间停留在他走过的山路、野花和晨雾,这些自然景物比他离开时更清晰,说明他开始真正面对现实。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重看《人生》,高加林的困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那个在城乡夹缝中挣扎的身影,既是个体在时代转型期的精神标本,也是整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微缩镜像。当片尾德顺老汉含着烟袋说出“这土地,热着哩”,或许正是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土地的深深眷恋。(编辑:王梓苡)
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