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雪朋

Xuepeng Fan

有片源
1992年
1964年
剧情:平壤郊区农业合作社女宣传员李善子,遵照金日成首相的教导,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落后群众参加集体劳动。小商贩出身的福善婶,不爱参加集体劳动,还经常搬弄是非。善子几次到福善婶家做思想工作都碰了钉子,十分苦恼。她找到党委员长安柄勋汇报自己的思想,安对善子说,金日成首相让我们学习青山里的经验就是要了解每个人的心思,关心每一个人的痛痒,才能有效地帮助他改正缺点,提高觉悟。安还讲述福善婶的不幸遭遇,她的家人十年前都被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死了,因此我们只有找出其痛苦的根源,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才能使福善婶等人积极起来。由于福善婶家劳动不好,班长朴致旭没有分给她家劈柴。福善婶很生气,在背后说善子爱管闲事,会讨好,别人的劈柴都让她给领去了。善子得知后,让班长将自己家的劈柴给福善婶家送去。之后,善子组织青年到福善婶家帮助打扫房间、裱窗户,对福善婶家的生活关心备至,使福善婶深深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二流子官弼不安心村里劳动,想进城找工作,善子与官弼的女友英爱一起帮助他,但由于福善婶的挑拨,他误会是善子破坏他与英爱的婚姻,对李善子很有意见。后来,福善婶思想转变后,向官弼做了解释,使官弼消除了对善子的误解。可是官弼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不顾善子的劝告,离开农村去平壤找工作。突然狂风暴雨袭来,巡堤中的善子发现水渠出现漏洞连忙跳入水中用身体堵住漏洞。这一切被途经此处的官弼发现,急忙敲钟叫人抢救堤坝。同时,官弼被善子的英勇行为所感动,决心留下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官弼的父亲崔镇午私心较重,做活儿偷工减料。一次,崔镇午因干活儿偷工减料,受到群众的批评,李善子要他返工,他一气之下躺倒装病不下地。善子主动送药上门,又遭到崔恶言相向。后来,崔发现善子干活儿昏倒在田地里,很受感动。在善子带动和群众努力下,农业社获得大丰收。官弼与女友英爱重归于好,李善子受到金日成首相的接见。
1963年
导赏: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宝葫芦的秘密》是新中国极具特色的一部真人童话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简单却让几代人念念不忘的故事:少年王葆在湖边偶遇传说中的宝葫芦,从此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鱼会自动上钩,作业能瞬间完成,下棋时想“吃掉”对方的马,棋子竟真的飞进嘴里。然而,这些不劳而获的“便利”,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让他在同学面前一次次陷入尴尬,在谎言中越陷越深。最终,王葆在梦醒时分幡然醒悟:这世上根本没有不劳而获,真正的成长,靠的是自己的双手和汗水。这个道理,放在几十年前是真理,放在今天依旧是。我们太容易羡慕别人“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幸运,却忽略了幸运背后往往藏着看不见的代价。导演杨小仲早在1938年就拍过幻想题材影片《六十年后上海滩》,可以说是中国科幻电影的先驱。这次改编《宝葫芦的秘密》,更是把幻想题材拍得兼具童趣与意义。即便受限于当时的拍摄条件,影片依然打造出了一个鲜活可信的魔法世界。张天翼原著里的宝葫芦没有五官四肢,全凭语言交流,若直接搬上银幕难免枯燥。所以电影里每当王葆与宝葫芦对话,便会出现一个“葫芦状”的身穿长袍、白发白须的老者形象。老演员茂路京腔京调,让这个“会说话的葫芦”一下子有了可感性。宝葫芦载着王葆飞翔的镜头、试卷被偷换的戏法、棋子飞进嘴里的奇景,全是老一代特技工作者用智慧和耐心一点点实现的。当胶片的光影渐次亮起,宝葫芦的魔法早已不再是童年的执念。那些用巧思搭建的奇景、用真心讲透的道理,都成了跨越时代的回响。原来真正的“秘密”,从来都不是不劳而获的奇迹,而是藏在努力成长的过程中,闪闪发光的自己。(编辑:明慧)
导赏:1963年,谢铁骊将柔石小说《二月》搬上银幕,名为《早春二月》。影片以芙蓉镇为舞台,通过知识分子肖涧秋(孙道临 饰)的彷徨与觉醒,编织了一幅交织人道理想与时代桎梏的隽永画卷。其价值不仅在于技法革新,更在于以诗性影像挑战了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创作铁律,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一朵卓然独立的奇葩”。《早春二月》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地位早已不容置疑。影片中诗意的美、幽静绵长的抒情风格、中国画似的银幕效果奠定了其重要的美学价值。江南水乡芙蓉镇的宁静优美令人向往,萧涧秋两次弹琴、三次饮酒、七过拱桥等已经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段落,深入人心。谢铁骊的创作深受中西文化滋养,这种融合在《早春二月》中化为独特的东方美学。视觉上,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小桥流水的空镜构图,既承袭《小城之春》的文人意境,又以彩色胶片渲染出“山水画般的哀愁”;叙事上,影片突破“十七年电影”的宏大叙事,采用散文化结构。肖涧秋救助烈士遗孀文嫂(上官云珠 饰)的情节,通过特写镜头捕捉其手指颤抖、眼神躲闪的细节,将道德困境转化为微观心理;音乐上,弦乐与钢琴交替映射角色内心冲突,如肖涧秋决定离开时疾风骤雨般的旋律,预示个体觉醒的必然性。肖涧秋的善良与软弱构成知识分子的典型困境。他接济文嫂却无力对抗封建礼教的“冷箭”(如镇民污蔑二人有私情),其“道德自我完善”的尝试终被现实粉碎。而最终,肖涧秋从苦闷到投身革命的转变,预言了知识分子与时代洪流的辩证关系。陶岚(谢芳 饰)这一角色更具突破性。她拒绝包办婚姻、高呼“我是我自己的”,其叛逆精神与文嫂的悲剧形成互文,揭示女性在旧秩序中的双重压迫。谢铁骊在创作时,始终秉持人道主义关怀,可谓“时代夹缝中的微光”。谢铁骊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四十多年的导演生涯为中国电影贡献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增添了一系列成功的银幕形象,形成了自己细腻、含蓄、简洁、抒情的导演艺术风格。尤其是《早春二月》的杰出成就,更奠定了谢铁骊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编辑:赵敏)
1959年
剧情:上海吉祥里的一群普通家庭妇女,积极参加了大跃进。她们纷纷要求走出厨房,走进工厂,为国家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居民委员会主任戴妈妈理解她们的心情,全力支持她们。于是,街道上建起了托儿所、食堂和刺绣、缝纫、玩具生产组。    但是,这群家庭妇女的行动却遭到了各种落后思想的阻挠。王彩凤的婆婆刘大妈就不同意儿媳妇参加。解放前,刘大妈受尽了苦难。  解放后,儿子在工厂当了工人,一家大小有吃有穿,她要王彩凤好好守住这个家,不同意她参加生产组。王彩凤的丈夫刘根发与妈妈的意见不同,他支持妻子的主张。    刘大妈认为王彩凤不顾家了,非常生气,她找到戴妈妈说理。戴妈妈批评她的落后思想,使刘大妈受到教育。她亲眼看到里弄里的托儿所、食堂办得非常好,就放心地把孙子送进了托儿所,她和媳妇王彩凤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吉祥里的另外一家,丈夫郑宝卿是一个有浓厚大男子主义的人,他阻止妻子蔡桂贞参加生产组。但蔡桂贞不顾他的阻挠,把家务做得井井有条后,担任了缝纫组的组长。    郑宝卿觉得妻子违背了他的意愿,竟然两次闭门,不让蔡桂贞进家门。 蔡桂贞忍无可忍,要与丈夫离婚。戴妈妈劝阻了蔡桂贞,并和蔡桂贞一起帮助郑宝卿认识了自己旧思想的错误,改变了轻视妻子的态度,他们的家庭生活变得美满幸福了。    缝纫能手陆阿凤虽然愿意参加缝纫组,但怕缝纫组借用她的缝纫机,就报名参加了刺绣组。当缝纫组为儿童教养院赶制棉衣时,陆阿凤心中惭愧,精神苦闷。    王彩凤和蔡桂贞以为她身体不舒服,送她回家休息。陆阿凤深受感动,自觉转到了缝纫组,并要把自己的缝纫机拿出来支援生产。冲破旧思想的束缚,生产组蓬勃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了。    蔡桂贞第一次拿到工资,请回家一幅毛主席的画像,代表生产组的全体妇女将画像高高挂在生产组的墙上。    妇女们深深感到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才使她们走出了家门,有了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权利和义务,有了今天的好日子。
钢铁世家
钢铁世家

演员/

导演:汤晓丹/
类型:剧情/
1958年
导赏:1958年的电影《布谷鸟又叫了》以其清新明快的江南风情与轻喜剧的格调让人印象深刻。影片由黄佐临执导,杨履方编剧,讲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活泼爱唱的女青年童亚男与周围伙伴们在劳动与生活中的情感波澜。故事发生在春光明媚的江南水乡。青年突击队员童亚男,因歌声嘹亮、性格开朗而被大家亲切地唤作“布谷鸟”。她的情感世界并非一帆风顺,与恋人王必好之间因观念差异产生的矛盾,以及周围青年们各自的生活趣事,构成了影片主要的叙事线索。在导演黄佐临的镜头下,摄影捕捉了田野的生机与乡村的质朴,使得整部电影洋溢着一种健康、明朗的抒情气息。这种气息并非粉饰,而是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诗意的真实。黄佐临作为中国戏剧与电影界的大家,其作品素来注重人物刻画与喜剧节奏,从早期的《假凤虚凰》到后来的《三毛学生意》,都展现了他对市井生活与普通人心理的精准把握。在《布谷鸟又叫了》中,他同样避开了宏大的叙事框架,将镜头对准了青年男女细腻的情感变化和幽默的生活细节,使得影片充满生活质感。这份对“生活质感”和“普通人”的聚焦,正是这部电影的关键。童亚男这个形象之所以令人难忘,正在于她超越了当时文艺作品中常见的、单一面孔的“铁姑娘”模式。她热爱劳动,也热爱歌唱;她追求进步,也渴望甜蜜的爱情;她会因恋人的狭隘而苦恼,也会在集体的关怀下重新绽放笑容。她的活泼与烦恼,都带着那个时代青年特有的质朴与朝气。影片通过她与王必好之间因“不准唱歌”等要求而产生的矛盾,轻巧而深刻地触及了集体生活中个人自由与情感尊严的议题。影片的抒情基调与轻喜剧风格,巧妙地包裹了相对深入的思考。嘹亮的布谷鸟歌声不仅是情节线索,更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发自内心的生命力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艺术选择真诚地“关心人”,它所描绘的情感和人性光辉便拥有了持久的力量。(编辑:赵敏)
前方来信
前方来信

演员/

导演:傅超武/
主演:齐衡/范雪朋/
类型:剧情/
1957年
导赏:《雾海夜航》于1957年上映,是表演艺术家与导演石挥的遗作。这部作品并非凭空虚构,其故事原型源于同年发生的“民主三号”客轮海难事件。影片的情节框架清晰而紧凑:一艘名为“海燕号”的客轮,载着一千三百余名身份各异的旅客,从上海驶往宁波。石挥的笔触并未急于推向灾难,而是耐心地勾勒船舱这个特殊空间里的人际互动与日常百态,为后续的危机积累着对比的能量。当夜雾弥漫,能见度骤降,关于航行速度的决策成为了命运的分水岭。船长凭借老经验坚持原速前进,最终导致轮船触礁进水。这一转折,将所有人从安稳的旅途中抛入生死未卜的险境。作为中国电影史上较早集中刻画灾难情境的作品之一,《雾海夜航》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电影“灾难类型片”的先河,在叙事模式和镜头表现上具有十分强烈的先锋意味。影片没有塑造单一的英雄,在通讯中断、孤立无援的绝境中,率先组织秩序的是船上的海军政委与复转军人们。他们以军人的纪律性构成核心,安抚惊慌的乘客,并手挽手在甲板上筑起“人墙”以稳定船体。与此同时,船长并未被简单刻画为过失的罪人,他在痛悔中承担起领航职责,试图寻找生机。岸上的党政机关与解放军在接到模糊的求救信号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海空搜寻。影片的叙事张力,便在于这内外两重空间的艰难呼应:一方在浓雾与潮水中绝望坚守,另一方在茫茫大海上进行着概率渺茫的拉网搜索。这种叙事选择,使影片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性灾难还原,转而聚焦于秩序在混乱中的重建过程。它描绘的是在极限压力下,基于职业身份、政治身份乃至朴素人性所自发产生的组织性。失明教授重获希望、孕妇在颠簸中安全分娩等细节穿插其中,为冰冷的灾难叙事注入了人文的温度。从电影本体来看,《雾海夜航》承袭了上世纪中叶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质朴风格。影片的视听语言服务于紧张的叙事,将大部分戏份集中在昏暗、拥挤的船舱与危机四伏的甲板上,有效营造了封闭空间内的焦虑感与团结的力量感。《雾海夜航》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早期国产灾难类型片的尝试。它记录了一场基于真实事件的海上营救,也无意中记录了一位杰出艺术家在时代洪流中的最后一次艺术航行。(编辑:赵敏)
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