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盈
有片源
1981年
导赏：《伤逝》作为鲁迅唯一一部爱情小说在文学领域享有极高的赞誉，也成为众多艺术家争相改编的宝贵素材。从立意上看，“伤逝”是悲悼、悔恨失去的东西。导致“伤逝”悲剧的不仅有封建伦理道德，也有缺损的爱情观、经济的困顿。从小说到电影，自1958年第一部《伤逝》改编作品诞生，《伤逝》开始被广泛改编。在众多改编作品中，水华导演的电影《伤逝》是最具影响力和艺术价值的一部。这部作品是水华导演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改编的同名电影，水华导演对原著文化价值的深度研读，成就了电影《伤逝》银幕呈现的成功，也斩获了多项大奖。从小说到水华导演电影《伤逝》的改编是一种誊写式改编，这“通常被认为是最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它“保留原著中绝大部分故事元素，只删除或增加很少部分元素，改动幅度很小”。电影《伤逝》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对原著的忠实呈现，更在于其对于电影艺术价值的坚守和追求。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具有更高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尤其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中，重提电影的“文学性”，唤起人们对于电影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的重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为了取得票房的胜利，往往会过于注重画面和娱乐效果，而忽略了对电影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深入挖掘。然而，电影《伤逝》却能够在保持艺术性的同时，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这得益于导演对原著的深入理解和挖掘，以及对电影艺术的独特见解和执着追求。（编辑：婧怡）
1965年
导赏：在中国电影的红色经典谱系中，1965年由水华执导的《烈火中永生》占据着一个独特而崇高的位置。这部改编自小说《红岩》的影片，以重庆解放前夕为时间背景，将镜头聚焦于渣滓洞、白公馆两座人间地狱中最后的斗争。当银幕上的英雄们在烈火中迎来永生，他们用生命书写的，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悲壮，更是一个民族关于信仰与尊严的永恒答案。影片中英雄群像的塑造，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赵丹饰演的许云峰，是这座群像中最具分量的基石。他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睿智、沉稳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从最初识破敌人阴谋时的沉着冷静，到狱中面对酷刑时的从容不迫，再到就义前整理衣冠、昂首走向刑场的慷慨悲壮，赵丹用层次分明的表演，完成了对一个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完整书写。于蓝饰演的江姐，则以其特有的柔中带刚，塑造了另一个经典形象。她面对丈夫头颅悬于城门的噩耗时，没有号啕大哭，只是眼眶微红，嘴唇紧抿，那瞬间的克制比任何宣泄都更具穿透力。而狱中绣红旗的段落，更是将这种刚烈与柔情推向了极致——她们用针线缝制的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而是对未来的全部信念。此外，项堃饰演的徐鹏飞、蔡松龄饰演的华子良，乃至叛徒甫志高，每一个人物都有其完整的心理逻辑，共同构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图景。《烈火中永生》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革命叙事，触及了关于生命价值、精神传承的普遍命题。影片结尾，当江姐与战友们在狱中得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她们用被单绣红旗的段落，成为全片最动人的华彩。于蓝的表演在这里达到了高潮——她的眼中含着泪，嘴角却带着笑，那是一种超越苦难的喜悦，是信仰终于照进现实的瞬间。影片以这样一种悲壮而不悲观的基调，完成了对英雄群像的最后塑造，也让观众在泪水中获得一种向上的力量。它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份关于信仰、尊严与牺牲的影像档案，是新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之一。“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真正的永生，不是肉体的不灭，而是精神的延续。（编辑：明慧）
1959年
导赏：电影《冰上姐妹》1959年上映，是长影第一部体育题材电影。这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创作的献礼片，以其清新明快的格调、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以及“冰上运动力与美的结合”，在当年一经上映便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影片由导演武兆堤执导，卢桂兰、于中敬主演，以冰上姐妹团结友爱、互相鼓励、共同进步的动人故事，讴歌了女主角丁淑萍乐于助人、舍己为人，富有牺牲精神的良好道德风尚与高贵品质。片中的运动员并非专业选手，而是工厂普通工人和学生，这一设定“真实还原了当时车间生产和普通民众的文体生活，展现了一种昂扬的基调”。叙事将体育竞技置于情感交流的基底之上，使得赛场上的胜负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人物成长与关系转变的催化剂。丁淑萍在登山训练中舍身救助王冬燕导致自己受伤、于丽萍在比赛中主动让出冠军被丁淑萍批评等情节，都在竞技的外壳下包裹着关于友谊、谦逊与奉献的精神内核。这部作品开创了新中国冰雪运动题材电影的先河，与《女篮5号》等经典共同奠定了中国体育电影的叙事范式。影片中那些在冰面上飞驰的身影，那些关于成长与理想的朴素故事，既是特定时代的精神写照，也成为一种穿越时空的价值传递。它让我们看到我国冰雪运动最初“朴素、稚嫩但又生机勃勃的样子”，也让我们懂得，体育电影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在奖牌的光芒，而在于那些在冰面上彼此慰藉、勉励的人间真情。（编辑：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