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堃

Kun Xiang

有片源
1985年
1983年
导赏:《火烧圆明园》是由李翰祥导演的历史剧情片,它不仅是一部电影作品,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一次文化的反思。影片通过讲述清朝末期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焚烧,展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屈辱而惨痛的记忆。影片的叙事手法尤为巧妙,通过慈禧的视角展现了清朝宫廷的内部斗争和权力的更迭,同时也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动荡。影片中的慈禧形象复杂而立体,既有对权力的渴望,也有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而咸丰皇帝的形象则更多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无奈和悲剧。在叙事结构上采取了双线并行的方式,一条线索是英法联军的侵略行为,另一条则是慈禧的发迹故事。这样的结构不仅丰富了故事情节,也增加了细节的趣味性。影片中的一些戏剧性情节,如曾格林沁怒摔英国侵略军官巴夏尔、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前民间义士的奋勇抵抗等,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展现了影片的戏剧张力。在视觉美学上该片做得非常成功,美仑美奂的影像构图、精雕细琢的道具和布景、史诗式的视觉风格,都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特别是对圆明园的再现,无论是建筑的宏伟还是园林的精致,都展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真实感。影片中的圆明园“大水法”一景,其考据严谨、置景精致,获得了观众的好评。李翰祥导演则再次展现了其纯熟的技艺。影片通过长短远近不同的镜头,展现了故宫的实景和搭建的圆明园,从各个角度展现了宫殿的建筑和人物华丽的服饰,烘托了影片庄严的历史画面。影片中的默片段落,如懿贵妃用一曲缠绵小调吸引咸丰皇帝的戏,几乎完全用动作、音乐、构图、剪接、摄影机运动交代,极少使用戏剧性的话语对白,体现了导演的功力。这部电影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回顾,更是对文化记忆的一次唤醒。《火烧圆明园》作为一部历史影片,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的再现,更在于它所传递的深刻意义和启示,提醒人们珍惜历史和文化,反思历史和人性,坚持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延续历史记忆并思考未来的发展。(编辑:赵敏)
导赏:1982年,李翰祥回到中国内地,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摄制《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此举首开香港电影业与中国内地正式合作摄制影片的纪录。李翰祥作为华语影坛著名导演,曾先后拍摄过80多部电影,横跨四十余年。凭借敏锐的艺术嗅觉与纵横捭阖的商业智慧,他先后引领中国港台电影史上黄梅调戏曲电影、古装片、风月片、历史片等众多美学潮流。李翰祥的清宫历史系列电影具有相当明确的创作理念,惯常采用情节剧叙事模式,强调伦理故事中戏剧冲突的起承转合,并融入小品式桥段的叙事技巧,将现代社会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放置在宫闱的特殊空间之中,更能引发观众的共情,符合电影观众的通俗审美趣味。在《垂帘听政》中,李翰祥从慈禧个人视角出发,整体情感逻辑严密真实,浓缩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具有典型的情节剧特征。片中精彩设置了慈禧“争宠桥段”,时为懿贵妃的慈禧拜会咸丰帝,看似劝诫皇帝保重身体,实则暗查端倪,有夺权之心。李翰祥还使用了悚然刑罚名曰“骨醉”,这一桥段篇幅并不冗长,却堪称宫闱之内的隐秘奇观,“争宠”桥段丰富了慈禧的性格层次和情感特征,为全片大量篇幅讲述慈禧从一个深宫妇人到权倾朝野的霸权者的发展过程增加了华彩段落。可见李翰祥电影具有鲜明的传奇性与通俗性,往往以家庭伦理关系来对应政治权力关系,人物关系的搭建侧重于集合日常化的矛盾冲突。因而,李翰祥尤为擅长利用极具辨识度和俗趣的重点事件,放弃宏大叙事,专注人物行动,着眼历史秘密吸引眼球,以此成功打造出李氏清宫历史电影的独特韵味。片中,咸丰死前密会顾命大臣肃顺问政,肃顺建议咸丰效仿汉武帝诛杀钩弋夫人,此处咸丰帝“临死托孤”的事件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不得而知,但李翰祥不仅加以戏剧性展现,还援引了汉武帝“母强子弱,杀母留子”的历史典故,增加了观众的认同感。此外,李翰祥另辟蹊径,运用主观色彩浓重的引导性旁白在片头、片尾、剧情中间简明扼要进行交代,陈述事实、交代结局和阐释人物落点。让观众在无形中形成对历史的自我认知:国难当头,国家的权力中心依旧内斗,实在可悲可叹。化有形为无形,教化引导观众形成感性的价值判断,彰显了李翰祥清宫历史电影的高明之处与艺术魅力。李翰祥半生都在港岛飘零,总有寄宿寓居之感,魂牵梦绕的还是对故乡北京挥之不去的眷恋思念,这也是一代南下影人的中国文化情结。他们电影中大量的灵感、意象与桥段,都来源于经历或印象中的中国想象,以此内在的方式,回应着心灵深处的文化乡愁。诚如影评人焦雄屏所言:“李翰祥虽然在港数十年,但他擅长的是饶富中原性格的中国电影。”(编辑:赵敏)
1982年
导赏:战争剧情片《佩剑将军》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前宽、肖桂云夫妇联合执导。影片将镜头对准1948年秋,淮海战役前夕的微妙时刻。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谋”与“勇”的惊险故事,更是一次对历史缝隙中人性与信仰的凝视。《佩剑将军》在叙事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精心设计的“假戏真作”结构。剧中人物往往身负双重甚至多重身份,表面执行的任务与暗中进行的计划相互交织。这种叙事策略带来了多重艺术效果。其一,它极大地增强了戏剧张力,将人物始终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这种持续的悬念感,成功地将观众带入角色的命运漩涡之中。其二,它为人物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丰富的展现空间。角色必须在伪装与真实之间快速切换,其冷静、机智、果敢,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牺牲精神。这使得贺坚的沉稳睿智、严军的刚毅,乃至杨萃等配角,都超越了简单的英雄符号,呈现出有血有肉的立体感。影片在表演艺术上也留下了值得探讨的一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擅长塑造反派角色著称的演员项堃,在此片中首次以正面形象示人。这一选角本身即具意味,它打破了观众对角色的类型化期待,暗示了历史中人物身份的复杂性与可转变性。项堃以其深厚的表演功底,诠释了一位身处敌营、内心却向往光明的将军,其表演内敛而富有层次,为影片增添了一份沉郁的质感。导演李前宽与肖桂云夫妇,通过这部影片,初步展现了他们处理宏大历史题材时,注重人物刻画与情节张力的风格取向。他们并未急于铺陈千军万马的壮阔场面,而是将摄影机紧紧对准密室、办公室、庭院等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在有限的场景内,通过细腻的对话、眼神交锋和肢体语言,营造出无处不在的压抑感和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手法,在当时同类题材中颇具特色。《佩剑将军》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战争电影寻求突破与细化的一种尝试。它不再仅仅满足于展现战役过程的英勇壮烈,而是将视角深入至战役前夕更为隐蔽、也更为关键的谍战与策反战线。它试图探讨的,是历史转折点上个人的抉择、牺牲以及其所承载的信念重量。(编辑:赵敏)
1981年
海囚
海囚

演员/

导演:李文化/
主演:张连文/达奇/项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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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剧情:声明:珠影导演、演员吴刚(本名吴钢)是真正的周恩来总理的扮演者,电影《山城雪》中主演周恩来,电影《绿海天涯》中饰演周总理。 剧情:1941年1月,留学归国的科学家赵仁寰不堪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跳江自尽。周恩来副主席闻讯后,立即组织抢救,并在《新华日报》上公布了这个消息,不仅点燃起了广大群众胸中的怒火,也刺痛了国民党顽固派何应钦。 在一个暗夜,反共老手何应钦在特工二处处长江老头的陪同下与日本特务朝野二郎秘密会晤。日本特务将共同反共协定草案交给了何应钦,何应钦则把阴谋屠杀新四军的密电透露给朝野二郎,一场反革命大屠杀正在策划中。 为了团结抗日,揭穿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阴谋,周副主席指示《新华日报》负责人钟志重新发表了毛主席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这篇文章,并接见走访了外国记者、进步人士,使美国记者艾利华明白了真相,绝望了的赵仁寰看到了前途,民族资本家张经理鼓起了爱国勇气,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关上尉亦开始觉醒。 革命力量的大发展,使以何应钦为首的反共势力及日本军国主义加速了反动步伐,终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将军被绑架,新四军战士遭到血腥屠杀。就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举杯庆功之时,周副主席只身闯入国府大厅,横眉怒斥何应钦,尔后,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为进一步揭穿反共顽固假抗日、真投降、积极反共的本质,挽救民族危亡,周副主席再次来到“总长”办公室,列举了何应钦勾结日本特务、屠杀抗日将士及与日寇签署共同反共协定草案等罪行,使何应钦之流狼狈不堪,节节溃败。 何应钦与朝野二郎遂起杀机,指示特务拦车向周副主席射击,党的战士钟志为了抗日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人倒下,千万人站起,中华民族的爱国儿女觉醒了!周副主席犹如一座灯塔,屹立在人民之中,他庄严宣布:“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1979年
1965年
导赏:在中国电影的红色经典谱系中,1965年由水华执导的《烈火中永生》占据着一个独特而崇高的位置。这部改编自小说《红岩》的影片,以重庆解放前夕为时间背景,将镜头聚焦于渣滓洞、白公馆两座人间地狱中最后的斗争。当银幕上的英雄们在烈火中迎来永生,他们用生命书写的,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悲壮,更是一个民族关于信仰与尊严的永恒答案。影片中英雄群像的塑造,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赵丹饰演的许云峰,是这座群像中最具分量的基石。他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睿智、沉稳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从最初识破敌人阴谋时的沉着冷静,到狱中面对酷刑时的从容不迫,再到就义前整理衣冠、昂首走向刑场的慷慨悲壮,赵丹用层次分明的表演,完成了对一个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完整书写。于蓝饰演的江姐,则以其特有的柔中带刚,塑造了另一个经典形象。她面对丈夫头颅悬于城门的噩耗时,没有号啕大哭,只是眼眶微红,嘴唇紧抿,那瞬间的克制比任何宣泄都更具穿透力。而狱中绣红旗的段落,更是将这种刚烈与柔情推向了极致——她们用针线缝制的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而是对未来的全部信念。此外,项堃饰演的徐鹏飞、蔡松龄饰演的华子良,乃至叛徒甫志高,每一个人物都有其完整的心理逻辑,共同构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图景。《烈火中永生》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革命叙事,触及了关于生命价值、精神传承的普遍命题。影片结尾,当江姐与战友们在狱中得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她们用被单绣红旗的段落,成为全片最动人的华彩。于蓝的表演在这里达到了高潮——她的眼中含着泪,嘴角却带着笑,那是一种超越苦难的喜悦,是信仰终于照进现实的瞬间。影片以这样一种悲壮而不悲观的基调,完成了对英雄群像的最后塑造,也让观众在泪水中获得一种向上的力量。它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份关于信仰、尊严与牺牲的影像档案,是新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之一。“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真正的永生,不是肉体的不灭,而是精神的延续。(编辑:明慧)
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