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必克

Bike Wu
有片源
1984年
导赏：《黄山来的姑娘》围绕女青年龚玲玲生活境遇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以及主人公在其间的成长。该片全部用实景拍摄，齐、柳、周家除了几件主要家具为色调、风格协调统一做了调整外，大部分是原主家生活的自然状态。导演还在街道、市场有选择地进行“偷拍”，把镜头直接插到了生活之中，给人以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女演员李羚的表演朴素、自然、生活化，塑造了龚玲玲这样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伺候人的小老妈，又与那种在城里混久了、颇通世故的老保姆俨然有别。在精神、气质、风貌以至感觉上，李羚以准确的艺术把握，使这个普通的小人物，成为我国新时期城市与农村、尊重社会性劳动的新观念与所谓主与仆的旧观念这样双重交叉点上的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坐标。该片助李羚获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是其艺术生涯中的里程碑。虽然没有大场面大题材，但在观察社会、剖析家庭、反映人生方面，却有新颖、独到之处，“使纪实性的艺术探求与典型化的形象刻画水乳交融，显示出散文电影所独有的魅力”。它通过玲玲先后在三个不同家庭当保姆的生活侧面，描写了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其中也展现了北京市井生活的崭新画卷，作为背景还透露出我国农村经济变革的生动信息。在第十四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展映，被苏联当地《电影艺术》杂志评价道：透过犹如纪录片般准确的一个可视系列的生活描写，透过反映了其他中国人的观点、理想、希望的角色自然真诚的表达。我们可以明白和体会到今天中国生活的许多。具有人道主义观点的影片，会帮助全人类相互了解。（编辑：路明慧）
1983年
导赏：《十六号病房》是一部深刻揭示知青生活复杂面貌的电影，影片选取了一个特殊的叙事方式，以一间狭小的病房作为核心叙事空间。虽然叙事的物理空间有限，但导演巧妙利用了这个空间，通过病人对往事的回忆和叙述，串联起完整的故事线，搭建起知青们的思想世界。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首抒情散文诗，“病房”作为一个叙事载体，既是他们疗愈身体的场所，也是他们精神交流、思想碰撞的空间。影片的矛盾冲突并非着重于传统的外部冲突，而是一种深刻精神冲突，即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冲突。在这个狭小的病房中，四位病人各自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在病痛的折磨下，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这种精神力量让人深感震撼。《十六号病房》通过他们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剖析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引发了观者对于人生、价值观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在人物塑造方面，影片中的刘春华和陈仲男两位角色成为了创作者精神力量与人性思考的投射。他们互敬互爱，在人生的路途上认定自己的目标，坚定地迈进。他们的出现不仅给十六号病房带尽管他们与常琳、桑青青、田进军等人一样，都是经历过风雨的知青，但刘春华和陈仲男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们真诚地与群众融为一体，将自己的生命、理想与幸福，深深地融入到群众的劳动与创造之中。来了笑声和生气，也给整个影片带来了希望和力量。这两个角色在银幕上栩栩如生，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他们的形象塑造展现了创作者对知青题材新探索的努力，以及创作者对于人性、情感等问题的洞察。（编辑：婧怡）
导赏：残疾姑娘自谋出路自强不息终获成功
1976年
剧情：版本一： 一九五三年春，在村党支书、社长高大泉领导下，新成立的“前进生产合作社”决心改造涝洼地。张金发伙同漏划富农冯少怀、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范克明，妄图搞垮农业社，他们利用谷县长对高大泉施加压力，被高顶住。麦收季节，张金发又与不法资本家沈义仁勾结，倒卖粮食，扰乱市场，遭到打击后，又乘闹水灾之机，哄抬粮价。高大泉根据区委指示，带领全村贫下中农，连夜冒雨把余粮运到市场，稳住了粮价。 版本二： 一九五三年春，在村党支书、社长高大泉领导下，新成立的“前进生产合作社”决心改造涝洼地。张金发伙同漏划富农冯少怀、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范克明，妄图搞垮农业社，他们利用谷县长对高大泉施加压力，被高顶住。麦收季节，张金发又与不法资本家沈义仁勾结，倒卖粮食，扰乱市场，遭到打击后，又乘闹水灾之机，哄抬粮价。高大泉根据区委指示，带领全村贫下中农，连夜冒雨把余粮运到市场，稳住了粮价。中央发布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定后，范克明怕“滚刀肉”泄露暗藏在他家的粮食，将“滚刀肉”暗杀。高大泉在群众支持下，彻底揭露了张金发、冯少怀的罪行，揪出了反革命分子范克明，“前进社”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1959年
剧情：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超英社粮食获得大丰收，产量翻了几番，在深翻土地和积肥工作中都获得了全县第一，受到了县委袁书记的表扬。与超英社毗邻的前进社由于思想没有解放，远远地落后了，受到了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前进社的赵书记为了赶先进，计划大搞水利和深翻土地。但是由于地多人少，劳力不足，他向超英社的程书记提出建议，由两社共同合建水库。
剧情： 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张根生来大连市做快速切削自动停车的技术表演，轰动了全市。在他即将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接到大连造船厂寄来一封署名“小孩”的信，信上要求与他会晤。张去该厂查找，经过多次误会，终于找到发信人。原来，寄信人就是十五年前被张搭救的一个受资本家折磨的孩子，如今已是船厂某车间主任。
导赏：《笑逐颜开》以一群家庭妇女组建妇女建筑队、参加工地劳动的故事为载体，细腻展现了她们从“围着锅台转”到成为“社会人”的身份蜕变，在特定时代语境下，承载着社会主义审美建构与思想教化的双重使命。张圆的表演细腻自然，用眼神和微小的肢体动作传递人物的内心波澜，使何慧英既有榜样的光辉，又有邻家大姐的朴素亲切，这一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当时正面人物脸谱化、概念化的模式。金迪饰演的罗玉华热爱集体、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敢于批判落后思想——她冲在动员工作的最前线，嗓门大、干劲足。她与何慧英形成鲜明反差：一个沉稳持重，一个风风火火。叶琳琅饰演的王丽云身着旗袍、手撑遮阳伞、迈着摇曳步态出场，举手投足间带着旧社会小资产阶级的浮华气息。她的装扮与步态被视作需要批判的腐朽审美代表。与之相对，何慧英们穿的是朴素的衬衫与工装裤，脸上不施脂粉，却洋溢着健康红润的光泽。影片并不是在否定女性爱美的天性，而是通过这种对比，规训着观众的审美取向：什么才是新时代女性应有的美？“大方质朴、健美向上”的答案，契合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崇尚劳动、反对浮夸的精神内核。如今，影片中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建设的理想早已照进现实。而它以朴素的艺术语言，为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剪影。（编辑：明慧）
1957年
导赏：“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当这悠扬婉转的旋律响起，无数人会想起那部黑白经典爱情电影《芦笙恋歌》。影片以云南澜沧江流域的拉祜族生活为背景，讲述了年轻的猎手扎妥与姑娘娜娃在民族苦难中的相识与坚守，叙事上抗争的悲壮与爱情的缠绵相交织，并以强烈的戏剧张力展开。影片前半部分用欢快的歌舞与宁静的田园生活，与后半部分动荡的时局、压抑的丛林形成鲜明对比，扎妥的逃亡与娜娃的守望构成两条并行不悖的情感线索。直至解放后，娜娃用悠扬的芦笙恋歌唤醒了早已精神麻木的扎妥，这对饱经磨难的情侣才得以团聚。这种“分离-等待-唤醒-重逢”的叙事结构，以个人的悲欢离合映射出一个民族在压迫下的血性与柔情。影片借一对青年恋人的人生际遇，刻画拉祜族民众反抗压迫的刚毅风骨，赞颂新生人民政权带给各族群众解放与光明。影片既是对彼时民族政策的艺术诠释，也饱含创作者对人性与真挚情感的温柔描摹。导演于彦夫运用流畅、人景相融的自然主义镜头语言，形成凝练厚重的抒情风格：苍翠山林、静谧月夜、潺潺溪流等自然风光，与人物跌宕的命运彼此交织、浑然一体。插曲《婚誓》由著名作曲家雷振邦根据拉祜族民歌改编创作，旋律取自拉祜族口口相传的古老情歌，旋律婉转，轻灵优美，散发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质朴气息。影片尾声，娜娃吹响芦笙声声唤归，悠扬旋律早已超脱配乐的功能性，化作人物心底思念与期盼的具象载体，为这段民族恋曲落下饱含温情的诗意收束。（编辑：明慧）
剧情：　　故事发生在1936年。红军长征后援部队战士火娃及张大顺、小武等被马步芳的军队俘虏，他们逃了出来，藏族老猎人巴布掩护了他们。在藏族人中，因为关于如何处置火娃等人起了争执。富户多汤父子要把红军交给马步芳部队，老巴尔坚决反对，使得头人百户终于同意放走这些小红军。恰在此时，马步芳军队来此搜捕逃走的红军，老巴尔和张大顺他们打死了三个敌人。敌军狗营长要活埋被俘的红军战士，老巴尔父子和其它人一起把他们救出。敌人抓住了老巴尔的儿子华尔丹，百户也在责怪老巴尔留下红军，引起了灾祸。为了不连累群众，被老巴尔所救的刘指导员和火娃决定用自己来换华尔丹，百户深受感动，由此觉醒，和红军一起与敌人作战。刘指导员带张大顺等人救出了华尔丹，狗营长洗劫了部落，头人百户也死在他的枪下。 　　敌人集结兵力准备围攻红军，情况紧急。红军战士与藏民携手与敌人进行战斗。在战斗中，为了保护藏民，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
1955年
导赏：1955年的《平原游击队》以独特魅力，再现抗战烽火岁月，奏响英雄壮歌。影片的剧情扣人心弦，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长卷。故事始于1943年秋日，游击队长李向阳肩负牵制日军松井部队、守护李庄公粮的重任。他将队伍分兵两路，一路虚张声势，一路暗中行动。李向阳深入李庄，与地下党共商计策，和日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周旋。面对松井对地道的搜查、对群众的威逼，李向阳机智果敢，火烧炮楼、大闹县城，一次次打乱敌人的计划。他乔装进城烧毁日军粮食、处死汉奸杨老宗，彻底激怒松井。最终，在李庄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游击队将日军全歼。情节的起伏跌宕，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战火纷飞的岁月，真切感受到战斗的紧张刺激。影片在人物塑造上成就斐然，李向阳这一角色尤为突出。他并非平面化的英雄，而是兼具平民色彩与传奇特质。创作者赋予他中国传统英雄的特色，又融入新时代气息，使其在残酷的抗日游击战争环境中成长。影片从剧作到表演，从摄影到美工，全方位展现其性格。他在对敌斗争中勇敢机智，在司令员面前腼腆天真，在母亲面前顺从温柔，在战友面前诚挚热情。郭振清以憨厚机敏的气质，成功塑造了这一形象，其招牌式微笑，闪耀着乐观主义精神，传递出勇气、永不言败和必胜信念。而反派松井，面目可憎、狡猾多变，方化的出色演绎让观众对其恨之入骨。汉奸杨老宗的丑恶嘴脸也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相互碰撞，构建起影片强烈的戏剧冲突，也让观众更深刻地感受到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影片的摄影与音乐同样可圈可点。摄影巧妙依据惊险情节，营造相应影调和氛围，增强了影片的紧张感与真实感。音乐则紧密围绕人物塑造，开篇李向阳等人冲过日军火烧房屋时，进行曲式曲调有力烘托紧张惊险氛围；刻画松井时，富有日本风味的音乐主题，生动准确，成为经典器乐主题。二者相辅相成，为影片增色不少。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对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精神的礼赞。李向阳和游击队员们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在艰苦的环境中与日军殊死搏斗，他们用生命捍卫家园，彰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坚定决心。影片中游击队员与群众同仇敌忾、相互扶持，这种团结一心的力量，正是抗战胜利的坚实根基。它激励着观众铭记历史，传承和弘扬先辈们的爱国精神与顽强意志，在和平年代继续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砥砺前行。（编辑：李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