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雯

Wen
2006年
导赏：《千里走单骑》作为张艺谋一次艺术电影创作的回归，制作具有极高的水准。这部看似简单的父子救赎佳作实则蕴含着从剧作到表达的多层设计，它不仅是一部情感充沛的剧情片，还是一次从特殊视角对全球文化，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剖析。《千里走单骑》的开头与结尾都是父亲坐在海边的同一场戏，这样一来构成首尾呼应，形成了圆形叙述手法，使影片成为浑然一体的艺术整体。《千里走单骑》叙述艺术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单纯的复杂”。“单纯”指它仅一条主线，影片始终随高田先生的踪迹移步换景，贯穿始终。“复杂”指在这条主线上串连了几组同质对应的故事，展示了几组相似的人物关系，犹如串线珍珠似的，并在逐层展开故事的同时，主题得到了逐步深化和恰当表现。与高田父子对应的还有李佳民父子，都是由于父亲以前的过错，父子关系很长时期以来一直处于困境之中，至今隔阂犹在。这两组父子关系在影片中对照发展，走向了不同的结局。摄影机的象征意义。在《千里走单骑》中，摄影机不单单作为父亲的道具出场，用其摄制的影像则是构建了另一种介质的艺术表达。在影片的前半部分，父亲首次尝试寻找表演者碰壁，于是用摄影机录下自己想说的话，以录像带的形式播放给办公室的员工听。录像带内是父亲一句句的请求，录像带外是一句句中文的转述。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父亲不惜将自己深埋在心底的痛苦挖出来，展示在众人面前。最令人震动的一幕，是最后父亲和翻译对着员工们举起手里的锦旗，画里画外构成“助谢”两个大字。这一刻，一个父亲发自内心的无奈和乞求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和媒介的限制，传递到员工们的心里。摄影机中的画面成为父亲情绪表达的推手，给予情感表达力量。影片借助这部富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色彩的傩戏，把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中日两国民族联系起来，通过他们的艰难交往过程，展现中日两国民族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沟通，最终走向和谐。与父亲多年隔膜、内心孤独的健一，对丽江的风俗民情和生活于其中的当地人可以保持优越的“看”的权利，却不必执行“对话”的义务。但在影片中，父亲首次到达云南，不仅对文化知之甚少，语言还不通，但是高田不可能象健一那样保持优越的“看”的权利而不必执行“对话”的义务。他必须去“对话”，与中国人及隐藏在他们身上的中华民族文化真正交往，真正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和生活于其中的人，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拍傩戏的愿望。父子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行动构成反差，体现了中日民族文化交流的多重情景。《千里走单骑》以沉默的父爱为底色，用镜头语言编织出一场跨越国界与文化的救赎之旅。傩戏面具下的悲欢与摄影机记录的恳求，都凝结成对沟通本质的深刻叩问。张艺谋以傩戏为隐喻，让仪式性的表演成为情感破冰的载体，当父亲在异国他乡笨拙却执着地践行\"对话\"时，不仅完成了对儿子精神世界的抵达，更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的真谛：唯有放下审视者的姿态，那些被镜头定格的情感碎片，终将在真诚的碰撞中焕发出超越民族的人类共情。（编辑：林佳欣）
1992年
导赏：电影《三毛从军记》是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喜剧影片，也是导演张建亚向漫画大师张乐平致敬的作品，因此影片更大程度的还原了原作的漫画风格。在影像上除了演员的夸张幽默表演外，还借助了更多例如纪录片等其他表现手法，使得影片不但符合大人和孩子的童趣心理，也充满了反讽的寓意。影片风格独特、轻松幽默、却又寓意深刻，描述了三毛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在“抗战”期间由流浪儿变成一个兵，最后仍然无家可归的遭遇和他在从军期间的一系列离奇搞笑的经历，用讽刺的手法展示了战争中“小人物”的境遇，同时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什么人和什么力量操纵着“小人物”的命运？电影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较好地吻合了儿童电影的“快乐原则”，适应了儿童观众的游戏心理，且有浓厚的热闹、好玩、情趣盎然等受到儿童喜爱的特色。但实际上，本片并不是一部儿童电影，而是一部具有特殊风格的影片。影片对画面的解构处理，处处可见的间离效果，以及对时事政治的深入嘲讽，都带有后现代主义的鲜明特征。编导张建亚把影片集中在刻画一个小人物、小把戏的可喜、可悲、可怜、可叹的命运遭遇上，强化了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战争背景，把题旨点在“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就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以无数无名的岳武穆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上，把分散在画集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集中在三毛、老鬼(老岳)和大人物(委员长)三个角色之间的关联和对比上。在一部喜剧片中特意增设一本正经形象酷似的“大人物”这一角色，从而更鲜明地凸现出严酷壮烈的战争和三毛荒诞不羁的行径的反差，凸现出大人物与小人物，有名的岳武穆(岳飞)与无名的岳武穆的价值反差，使作品内涵从一般揭露官兵不平等社会黑暗面，以三毛遭际的荒唐，引入对他生存环境的荒唐，进而引发出更为深远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