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二嘎

有片源
1999年
宝莲灯
宝莲灯

配音/

导演:常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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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赏:《宝莲灯》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继《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金猴降妖》之后的一部国产动画长片。影片改编自中国古代民间传说《沉香救母》,讲述了主人公沉香历经多年磨难,翻越万水千山救出母亲的感人故事。影片重启了中国国产动画片的复兴之旅,在创作上大量使用了二维动画和三维动画相结合的方式,使创作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虽然部分角色借鉴迪士尼模式,但也是当时中国动画的一次突破尝试。影片中的角色性格特点具有多面性,也符合影片角色的创新方式。影片中的配乐方式要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其中还通过一段藏族民歌的曲调,来抒发压抑、苦难、战斗和兴奋等各种情绪,这对当时不太重视音乐的国产电影来说无疑是一次好的选择。为了使影片更具有中国特色,沉香为了夺回宝莲灯在天庭与看守宝莲灯的士兵斗智斗勇,其中的士兵就有西安兵马俑的形象特征。宫殿的墙上也有许多的中国传统装饰纹。在场景道具中,也搭配了许多代表中国文化的青铜器皿和发明。还出现了地动仪,将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揉入影片中,让观众在欣赏故事情节的同时,也能够去了解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文化。影片的故事设定也传递出哲学的普世观点,其中所言“灯在人在,心在灯中,人心不死,灯心不灭”,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体现。人和万物皆生于自然,归于自然,并与自然相融,因此天和人本为一体。故事中出现的土地公、石猴等角色皆为自然的化身,他们与凡人沉香共同面对种种挫折与困难。莲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纯洁、高雅和圣洁,因此宝莲灯的传说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精神象征,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克服困难,把握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影片还诞生了三首脍炙人手的歌曲,《想你的365天》《天地在我心》以及《爱就一个字》传唱至今,每当旋律一想起,仿佛瞬间拉回属于童年的独家记忆。影片中还有一大亮点,是电影的配音部分,动画电影的配音可以说是电影情感抒发以及表达的灵魂部分,该影片由宁静、姜文、陈佩斯、徐帆等多名知名演员进行配音,饱满的情绪,充沛的情感为影片增添色彩,尤其是姜文配音的二郎神,威严而又不失人性化,令人印象深刻。(编辑:王晶)
1996年
导赏:《夫唱妻和》改编自江西采茶戏《木乡长》,是张刚导演“阿满”系列喜剧中一部出色的作品,由《阿Q正传》演员严顺开主演,喜剧演员牛犇凭借在本片中的精彩表演获第2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荣誉。作为一部成功的喜剧,《夫唱妻和》举重若轻,以小见大,讲述了一个普通的乡长因女儿上大学缺3000元学费所牵扯出的一系列事件,通过这样一起凡人小事,反映了亿万群众关注的大问题——反腐倡廉。在夸张幽默的剧情编排下,让观众们在轻松和谐的笑声中感悟、警醒。影片的人文主义关怀体现在把镜头对准了基层干部,反映他们的诉求与实际状况,以一种平常人的目光去观察一乡之长,既没有用高大全的手法去刻意抬高,也没有用媚俗的态度去贬损他,让人感到作为乡长也是个普通人,也会为柴米油盐这些琐事焦头烂额。乡长穆阿满表面看来土得掉渣、木讷刻板,实则练达世情,且很有原则性。在他身上,既有山村农民的纯朴善良,又有基层干部的机敏能干,还有作为一个好丈夫对糊涂妻子的无奈与宽容,他既真诚,又有点狡黠。他有缺点,但更重要的是他有颗为民服务之心。喜剧是笑的艺术,《夫唱妻和》之所以雅俗共赏、寓教于乐,是因为编导匠心独运的艺术结构:“一条线上串着两个大葫芦”。“一条线”是贯穿影片始终的“三千元钱”,“两个大葫芦”是“偷彩电”和“假扮公安”,并且“偷彩电”被编排在矛盾冲突的发展部位,而“假扮公安”则处于矛盾冲突的解决部分。“两个大葫芦”把戏做足,让喜剧艺术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才能产生巨大的感染力。此外,本片还突破了喜剧类型中人物黑白分明的定式,人物不再以“好坏”来区分,而是具有立体的、多面的形象,例如“疤子”这个游手好闲、不事农事的角色,影片也突出了他身上善的一面,让人感觉他坏还没有坏到家,能改邪归正。这种宽容与仁爱正是人文主义的光辉所在。(编辑:曾奕琦)
1994年
1993年
剧情: 远通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卡西欧曾染上毒瘾不能自拔,终至泥足深陷,成为“黑鹰”贩毒团伙的头目,女友陈小馨因此与他分手。警方为了找到卡西欧的犯罪证据,一直将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下。太华集团董事长南伟儒原是医生,为人险恶,陈小馨当初为帮卡西欧戒毒曾以肉体为代价求助于他,并被他以金钱笼络。陈小馨逐渐厌恶这种罪恶的生活,也看穿了南伟儒浮华外表下丑恶的灵魂,执意要与他分手,并不时与青梅竹马的小偷男友王谦来往。南伟儒出于击垮卡西欧的公司同时报复陈小馨的动机,以匿名电话向警方提供卡西欧贩毒内幕并揭发陈小馨协助小偷窝赃,然后从卡西欧的两个女助手隔夜茶和穿山甲手中骗走了“黑鹰”的大批毒品,准备敲诈昔西欧。卡西欧查知他的对手是南伟儒,并误信隔夜茶背叛了自己早已与南伟儒来往后,杀机陡起,除掉了隔夜茶,并命令穿山甲去刺杀南伟儒。陈小馨将南伟儒从卡西欧处骗来的毒品偷走,藏在王谦处,以要挟南伟儒送她出国。南伟儒气急败坏,将陈小馨软禁起来。陈小馨终于不堪屈辱,亲手杀了南伟儒。穿山甲摸进南伟儒别墅,惊恐地发现南伟儒已死,仓皇逃跑,与无意中闯进南宅盗窃的王谦相撞,两人一起躲到王谦藏身的金库。警方根据南伟儒的匿名报告将毒贩包围,卡西欧和助手大北见机先逃。大北带人追至王谦处,准备追回毒品、杀人灭口,不料王谦早已与警方联络,协助警方将大北等人抓获。刑警找到了陈小馨,陈小馨平静地供认了杀人行为。警方缩小了追捕卡西欧的包围圈,卡西欧见大事已去,潜回家中,在已成一片瓦砾的家里翻捡出了他心爱的小号……
1992年
1988年
导赏: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由张艺谋执导。1988年《红高粱》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还斩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在张艺谋的影像世界中,《红高粱》以其粗犷的生命力为第五代导演的亮相奠基。影片设置了一组第五代电影叙事的经典坐标——欲望与权威的矛盾。酒坊掌柜的麻风病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是父权制度溃烂的肉身化呈现。九儿的改嫁本质上是对宗法权威的僭越,而余占鳌抢夺掌柜棺木的行为,则完成了对封建权威符号的彻底摧毁。导演通过欲望与权威的角力,展现原始生命本能对制度性压迫的解构。影片刻意消解具体时空坐标,将高密东北乡虚构成原始欲望的试验场。第五代电影“都不约而同地选取远离现代政治生活中心的、非现在时态的边缘空间,以此来消除叙事时空的历史确定性,挖掘潜藏于历史深层结构下民间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红高粱》里,“我爷爷”和“我奶奶”仅作为身份符号出现,承载着超越个体的集体记忆。当轿夫们颠轿时的汗珠砸在黄土里,当野合场景中倒伏的高粱形成天然祭坛,个体生命史被升华为民族生存状态的隐喻。这种抽离具体性的处理,使故事挣脱历史枷锁,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人性寓言。张艺谋导演的早期作品中常出现一些“新民俗”或者“伪民俗”,并因而赋予了影片以荒诞感,诸如野蛮的“颠轿”仪式嘲弄嫁娶制度的严肃性,用尿酿酒的桥段打破崇高与卑俗的界限,祭酒歌的嘶吼消解了仪式的神圣性,这实则构成了对传统历史书写的自觉疏离。在高粱地这个原始之地,规训让位于本能。影片结尾天地皆红的超现实图景,构成震撼的视觉寓言。当个体叙事消融于集体记忆的血色长河,“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便获得了神话学意义——这不是某个人的传奇,而是一个民族关于生存、反抗与重生的震撼叙事。在美学层面,张艺谋将红色推向极致——红盖头表意禁锢,红高粱外显欲望,红日张扬生命,最终的血海则成为集体祭献的圣坛。这种极致的色彩使用彰显着原始的生命力。太阳意象在电影中反复出现,极具酒神精神——开场时刺破晨雾的旭日,直至结尾日全食时天地同寂的悲怆,红色的太阳见证着生命狂欢与毁灭的永恒循环。《红高粱》的先锋性在于其将民族叙事从传统话语中解放,还原为生命本真的狂欢。在血红的高粱地与灼目的太阳之间,张艺谋完成了对中国电影美学的重构,让中国银幕上如此赤裸地展现出原始生命的壮美与残酷。(编辑:王梓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