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二嘎
有片源
1999年
导赏：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的《宝莲灯》，其意义远不止于一部动画电影的问世。它如同一座承前启后的桥梁，一头连接着《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金猴降妖》所代表的以艺术探索与文化使命为重的“中国动画学派”黄金时代，另一头则毅然伸向了市场浪潮汹涌、观众需求多元的新纪元。影片取材于中国家喻户晓的“沉香劈山救母”神话，但在常光希导演的统领下，进行了一次极为成功且必要的现代化、电影化改编。“沉香救母”的故事，本质是一曲关于信念、成长与亲情的赞歌。《宝莲灯》牢牢抓住了这一核心，并将沉香的个人冒险，塑造为一个完整的“英雄之旅”。他从未知世事的顽童，经历丧母之痛、拜师学艺、穿越险阻，最终凭借智慧、勇气与对母亲至深的情感，战胜强大舅父二郎神，完成自我成长与家庭团聚。这一过程，赋予了古老传说清晰的现代叙事骨架和普世情感价值。在造型上，影片大量使用了二维动画和三维动画相结合的方式，使创作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虽然部分角色借鉴迪士尼模式，但也是当时中国动画的一次突破尝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配角的设计充满了灵动的想象力与幽默感：孙悟空、假道士等角色的加入，不仅调节了叙事节奏，贡献了宝贵的喜剧元素，更在“师徒传承”与“江湖际遇”中，拓展了故事的文化纵深与趣味性，使得影片在庄重的主线之外，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与奇妙的冒险色彩。影片的故事设定也传递出哲学的普世观点，其中所言“灯在人在，心在灯中，人心不死，灯心不灭”，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体现。人和万物皆生于自然，归于自然，并与自然相融，因此天和人本为一体。故事中出现的土地公、石猴等角色皆为自然的化身，他们与凡人沉香共同面对种种挫折与困难。莲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纯洁、高雅和圣洁，因此宝莲灯的传说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精神象征，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克服困难，把握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影片中的配乐方式要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其中还通过一段藏族民歌的曲调，来抒发压抑、苦难、战斗和兴奋等各种情绪，这对当时不太重视音乐的国产电影来说无疑是一次好的选择。三首脍炙人手的流行歌曲——《想你的365天》《天地在我心》以及《爱就一个字》传唱至今，每当旋律一想起，仿佛瞬间拉回属于童年的独家记忆。因此，《宝莲灯》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必须从文化传承与产业转型的双重维度加以审视。在文化上，它成功地将一个经典民族神话，用现代视听语言重新激活，使其承载的孝道、勇毅、反抗强权的精神，得以在新时代的观众心中延续火种。它证明了传统文化IP拥有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关键在于找到与当代审美和情感需求的连接点。在产业层面，它的票房成功（当年创下纪录）如同一针强心剂，向业界证明了精心制作的中国动画电影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尽管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其部分动画技术或已显时代痕迹，但它所展现的将艺术追求、民族叙事与市场逻辑相结合的勇气与智慧，依然熠熠生辉。《宝莲灯》不仅点亮了沉香救母的漫漫长路，更在世纪之交，为中国动画照亮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充满挑战却也孕育无限可能的商业大道。它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更是一个行业在转型阵痛中奋力前行的不朽印记。（编辑：明慧）
1996年
导赏：《夫唱妻和》改编自江西采茶戏《木乡长》，是张刚导演“阿满”系列喜剧中一部出色的作品，由《阿Q正传》演员严顺开主演，喜剧演员牛犇凭借在本片中的精彩表演获第2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荣誉。作为一部成功的喜剧，《夫唱妻和》举重若轻，以小见大，讲述了一个普通的乡长因女儿上大学缺3000元学费所牵扯出的一系列事件，通过这样一起凡人小事，反映了亿万群众关注的大问题——反腐倡廉。在夸张幽默的剧情编排下，让观众们在轻松和谐的笑声中感悟、警醒。影片的人文主义关怀体现在把镜头对准了基层干部，反映他们的诉求与实际状况，以一种平常人的目光去观察一乡之长，既没有用高大全的手法去刻意抬高，也没有用媚俗的态度去贬损他，让人感到作为乡长也是个普通人，也会为柴米油盐这些琐事焦头烂额。乡长穆阿满表面看来土得掉渣、木讷刻板，实则练达世情，且很有原则性。在他身上，既有山村农民的纯朴善良，又有基层干部的机敏能干，还有作为一个好丈夫对糊涂妻子的无奈与宽容，他既真诚，又有点狡黠。他有缺点，但更重要的是他有颗为民服务之心。喜剧是笑的艺术，《夫唱妻和》之所以雅俗共赏、寓教于乐，是因为编导匠心独运的艺术结构：“一条线上串着两个大葫芦”。“一条线”是贯穿影片始终的“三千元钱”，“两个大葫芦”是“偷彩电”和“假扮公安”，并且“偷彩电”被编排在矛盾冲突的发展部位，而“假扮公安”则处于矛盾冲突的解决部分。“两个大葫芦”把戏做足，让喜剧艺术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才能产生巨大的感染力。此外，本片还突破了喜剧类型中人物黑白分明的定式，人物不再以“好坏”来区分，而是具有立体的、多面的形象，例如“疤子”这个游手好闲、不事农事的角色，影片也突出了他身上善的一面，让人感觉他坏还没有坏到家，能改邪归正。这种宽容与仁爱正是人文主义的光辉所在。（编辑：曾奕琦）
1994年
导赏：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姜文独特的作者视角，在光影编织的记忆迷宫中重构了青春的本质。这部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的长片首作，通过少年马小军的眼睛，将特殊时期的历史语境转化为个人化的成长史诗。影片开场的蒙太奇堪称神来之笔：书包抛向空中形成的时空跃迁，瞬间将观众带入记忆的暧昧场域。这个充满存在主义意味的镜头，暗示着整部电影的叙事本质——当成年后的马小军试图用理性梳理往事时，回忆早已在主观滤镜下发生分子级重构。姜文用持续贯穿的旁白构建双重叙事空间，既强化了怀旧的沉浸感，又不断戳破记忆的虚妄性。这种自我解构的叙事策略，使影片超越了简单的青春追忆，形成了对回忆机制的哲学审视。当结尾处中年群体驾着加长轿车驶过现代化北京时，黑白画面里的物质丰裕反衬出精神世界的荒芜——那个在金色阳光下奔跑的少年，连同他的英雄梦想，终究被异化为饭局上的谈资。这种时空错位的痛感，恰是姜文对“阳光灿烂”的终极反讽：被过度曝光的记忆里，真实与虚构早已浑然难分。在顾长卫掌镜的金黄色滤镜下，刺目的阳光不仅成为视觉母题，更是解构集体记忆的隐喻——当政治符号被虚化为背景布，那些躁动的荷尔蒙、破碎的英雄梦与朦胧的情欲，反而在灼热的光线下显影出最真实的人性图谱。顾长卫的摄影机如同流动的抒情诗，他大量运用逆光与过曝手法塑造米兰形象，让这位青春女神始终笼罩在光晕之中，其虚实难辨的特质恰似少年心中膨胀的欲望投射。当马小军爬上烟囱完成他的“普罗米修斯式”壮举时，倾斜构图与广角镜头将英雄主义的荒诞性暴露无遗。而游泳池场景中蓝绿色调的骤然入侵，则预示着纯真年代的终结——马小军不断被踹入水中的慢镜头，构成了弗洛伊德式的阉割隐喻，金色梦境在此刻裂解为冰冷的现实。作为“痞子文学”的影像转译，影片成功地将王朔式的语言颠覆转化为视觉革命。姜文故意模糊具体历史坐标，去政治化处理反而凸显了特殊年代的生命体验。当少年们在空荡的街道上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时，那些被压抑的青春能量找到了荒诞的出口，他们在虚拟的战争游戏中完成自我加冕，用自创的黑话体系构建反抗成人世界的巴别塔。姜文用元叙事的手法拆解了传统历史书写的权威性，那些被定格的“阳光灿烂”瞬间，不过是记忆迷宫中的海市蜃楼。这种对真实性的质疑，使影片超越了特定时代的局限，直指人类永恒的认知困境——我们永远在虚构中寻找真实，在追忆中重塑自我。从文化史坐标审视，这部电影标志着第六代导演对第五代历史宏大叙事的突围。当陈凯歌、张艺谋仍在用寓言体解构历史时，姜文率先将摄影机转向了被遗忘的个体生命经验。这种个人化叙事策略，在《乡村骑士》的旋律中完成了对革命叙事的消解，在少年们的自行车把上插着的迎风飘扬的军帽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洪流，而是生命本真的躁动。数年之后再看这部作品，其先锋性依旧振聋发聩。那些在阳光下飞舞的尘埃，既是青春破碎的残片，也是照亮认知盲点的星光——当我们凝视马小军们在记忆深渊中的沉浮时，最终照见的，何尝不是每个时代青年共同的精神肖像？（编辑：赵敏）
怒海红颜
怒海红颜

演员(饰 Duan Dacheng)/

导演：徐庆东/
主演：胡军/赵雪芹/王茜/姚二嘎/丛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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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赏：影片描写民众抗日的故事。三十年代上海，日本特务奉命掠骗一批中国孤儿到日本接受特务训练。富于民族正义感的青年警官和小学女教员与日本黑龙会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剧情： 多多聪明淘气，整天看警匪录相，缺乏母爱的他看不惯父亲与女秘书过分亲昵，于是，策划了一出自己绑架自己的小闹剧，引得父亲暴跳如雷。多多真的被绑架了，父亲开始不予理睬，后来慌忙报案，而多多却与绑架他的二人相处融洽。多多回到家中后，得知母亲在监狱服刑，他很伤心，更无法容忍父亲企图抛弃母亲。多多无奈中又来到绑匪家中。几经波折，多多终于见到了母亲，父亲也来接妻子，一家人终于团聚。两个绑匪自觉地走进监门。
1993年
剧情： 远通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卡西欧曾染上毒瘾不能自拔，终至泥足深陷，成为“黑鹰”贩毒团伙的头目，女友陈小馨因此与他分手。警方为了找到卡西欧的犯罪证据，一直将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下。太华集团董事长南伟儒原是医生，为人险恶，陈小馨当初为帮卡西欧戒毒曾以肉体为代价求助于他，并被他以金钱笼络。陈小馨逐渐厌恶这种罪恶的生活，也看穿了南伟儒浮华外表下丑恶的灵魂，执意要与他分手，并不时与青梅竹马的小偷男友王谦来往。南伟儒出于击垮卡西欧的公司同时报复陈小馨的动机，以匿名电话向警方提供卡西欧贩毒内幕并揭发陈小馨协助小偷窝赃，然后从卡西欧的两个女助手隔夜茶和穿山甲手中骗走了“黑鹰”的大批毒品，准备敲诈昔西欧。卡西欧查知他的对手是南伟儒，并误信隔夜茶背叛了自己早已与南伟儒来往后，杀机陡起，除掉了隔夜茶，并命令穿山甲去刺杀南伟儒。陈小馨将南伟儒从卡西欧处骗来的毒品偷走，藏在王谦处，以要挟南伟儒送她出国。南伟儒气急败坏，将陈小馨软禁起来。陈小馨终于不堪屈辱，亲手杀了南伟儒。穿山甲摸进南伟儒别墅，惊恐地发现南伟儒已死，仓皇逃跑，与无意中闯进南宅盗窃的王谦相撞，两人一起躲到王谦藏身的金库。警方根据南伟儒的匿名报告将毒贩包围，卡西欧和助手大北见机先逃。大北带人追至王谦处，准备追回毒品、杀人灭口，不料王谦早已与警方联络，协助警方将大北等人抓获。刑警找到了陈小馨，陈小馨平静地供认了杀人行为。警方缩小了追捕卡西欧的包围圈，卡西欧见大事已去，潜回家中，在已成一片瓦砾的家里翻捡出了他心爱的小号……
1992年
剧情： 抗战初期，国民党某特谴队在山谷里受到日军的伏击。青山游击队前去解救特谴队离开了险地。游击队队长周大川告知特谴队上校严少杰，海外同胞为抗日捐赠的巨额军饷在运送途中遗失，女少校闻言举枪对准周，周只好带领游击队离开。周巧遇昔日情人凤姑，她已成为绿林中的大头领。凤姑与严带领的特谴队决一死战。周率游击队赶到，制止住了同胞之间的撕杀。凤姑和严幡然悔悟，决定和周一起去寻找军饷。此时，日军趁机包抄上来，将他们围住。最终，周大川他们全歼了这股日军，又走上了寻找军饷的征途。
1989年
导赏：《大惊小怪》作为阿满喜剧系列中的一部经典之作，以其轻幽默和讽刺意味见长。影片以彩色画面呈现，故事背景设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江南地区。影片讲述了小学教师梅阿满为学校办厂的事去外地出差，在旅途中遭遇了一系列倒霉和有趣的事件。从遇见一身恶习的无业少年姚小胖，到住旅馆时发生的种种误会，再到遇见旧日学生春梅所引发的观念冲突，整个旅途充满了惊险与笑声。通过几个不同身份、各具特色的人物的生活琐事、聚散离合，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风貌和思想观念的快速变化，也揭示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和乱象。影片通过巧合的设置和情境的铺垫，将这些社会问题以轻松的方式呈现出来，既让观众在笑声中有所悟，也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影片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马精武饰演的梅阿满正直善良、憨态可掬，是影片中的核心人物。姚二嘎饰演的姚小胖虽然一身恶习，但在阿满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正路，他的表演夸张而富有喜剧效果，为影片增添了不少笑点。影片还通过梅阿满与旧日学生春梅的相遇，探讨了性开放等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的冲突。春梅的性开放理论让阿满叫苦不迭，这种观念上的碰撞，不仅增加了影片的喜剧效果，也反映了当时社会观念的变化和冲突。这些人物既有普通工人、农民，也有知识分子、公职人员等。张刚导演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创造了一系列深受观众喜爱的“阿满喜剧”。这些作品不仅紧扣时代脉搏，深刻反映现实生活，而且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和捕捉，对人性善良本质的深情讴歌和颂扬，以及对喜剧技巧的精妙运用和把握，“阿满喜剧”呈现出了通俗、明白、畅晓的整体风格，成为了中国喜剧电影史上的一段佳话。（编辑：明慧）
1988年
导赏：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由张艺谋执导。1988年《红高粱》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还斩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在张艺谋的影像世界中，《红高粱》以其粗犷的生命力为第五代导演的亮相奠基。故事里有两股对抗性力量：一边是压抑人性的旧规矩，一边是追求自由的本能。比如患麻风病的酒坊老板象征着腐朽的旧制度，九儿的改嫁本质上是对宗法权威的僭越，而余占鳌抢夺掌柜棺木的行为，则完成了对封建权威符号的彻底摧毁。影片中，轿夫们抬轿时汗水滴入黄土的镜头，高粱地里野合时压倒的高粱形成天然祭坛，这些充满原始力量感的场景，都隐喻着整个民族生存的韧性和活力。影片里有很多颠覆传统的设计：粗野的颠轿仪式把婚礼变作闹剧，用尿酿酒打破雅俗界限，嘶吼的祭酒歌让庄严仪式变得狂放。这些看似荒诞的安排，实则构成了对传统历史书写的自觉疏离。这些仪式大多并不存在于现实，而是为了荒诞感虚构出来的“伪民俗”，以此服务于影片的哲学表意。导演无意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模糊和淡化了具体人物背景和空间信息，让故事超越某个特定时代，成为关于人性解放的民族寓言。在美学层面，张艺谋将红色推向极致——红盖头表意禁锢，红高粱外显欲望，红日张扬生命，最终的血海则成为集体祭献的圣坛。这种极致的色彩使用彰显着原始的生命力。就像最后漫天血红的超现实画面，把个人故事升华为整个民族抗争与重生的象征。反复出现的太阳意象，从开篇穿透晨雾的朝阳，到结尾日食时天地同暗的悲壮，就像生命的轮回——毁灭与新生永远交替。《红高粱》的先锋性在于其将民族叙事从传统话语中解放，还原为生命本真的狂欢。在血红的高粱地与灼目的太阳之间，张艺谋完成了对中国电影美学的重构，让中国银幕上如此赤裸地展现出原始生命的壮美与残酷。（编辑：王梓苡）
导赏：《绑架卡拉扬》是一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张建亚执导的影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关于音乐、青春与身份认同的探讨。影片以四位青年——大龙、芳芳、小欢、阿亮为主角，通过他们策划绑架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的荒诞行为，展现了他们内心对于音乐、艺术以及自我价值的渴望与迷茫。这种在外在文化符号中寻找自我认同的方式，无疑揭示了当时青年一代的普遍心理状态。大龙作为核心人物，其角色深刻反映了社会底层青年的困惑与思考。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与对现实的不满，构成了他策划绑架卡拉扬的动机。这一行为虽然荒诞，但却蕴含了他对于改变现状的渴望与无奈。影片在呈现这一荒诞故事的同时，也巧妙地融入了社会现实元素。从打桩模子到个体户，影片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多元面貌。这些元素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层次，也深化了主题，使影片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绑架卡拉扬》还为我们揭示了文化认同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认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而影片中的四位主角，正是通过对外来文化符号的追求与模仿，试图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这种追求与模仿，虽然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也正是他们成长和成熟的必经之路。总体而言，《绑架卡拉扬》是一部深刻探讨音乐、青春与身份认同的影片。它通过荒诞的情节和真实的社会背景，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充满矛盾与冲突的青春画卷。这部电影不仅值得我们去观看和思考，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解读当代青年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