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格

Linge Xu
有片源
1964年
导赏：上海解放初期，南京路作为远东最繁华的商业街，霓虹闪烁，人潮涌动。然而，对于刚刚从战场硝烟中走来的解放军某部八连的战士们而言，这条街道所代表的，是一种远比枪林弹雨更为复杂和隐蔽的考验。1964年，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王苹、葛鑫联合执导，根据沈西蒙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正是将镜头对准了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与空间，讲述了一段关于信念、坚守与内在蜕变的叙事。影片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其成功地完成了从舞台到银幕的转化。话剧原作本身已因扎实的生活体验和强烈的戏剧冲突获得巨大反响。电影版在保留原班话剧演员阵容的基础上，通过电影语言的运用，拓展了叙事空间。导演通过镜头调度，将繁华街景、霓虹灯光与战士们朴素的军装、警惕的神情并置，直观地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与价值体系的碰撞。这种碰撞并非抽象说教，而是具体化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关系与情节冲突。影片的叙事巧妙地交织了多条线索。除了连队内部的思想斗争，还平行展开了与潜伏敌特“老开”的斗争，以及帮助上海底层群众（如阿香、周德贵）的故事线。这使得影片在思想主题的表达之外，仍保有相当的戏剧张力与类型元素。内外矛盾的结合表明，思想的防线与对敌斗争的战线是紧密相连的，巩固新政权需要同时在军事警惕与思想净化两个层面展开工作。这种结构安排，让主题表达不流于空泛，而是扎根于具体的事件与行动之中。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审视，《霓虹灯下的哨兵》触及了社会主义初期城市文化建设的某种焦虑。街道作为城市流动性与现代性的集中展演场域，其承载的消费文化、物质诱惑对来自农村的革命队伍构成了致命的吸引。影片通过战士们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空间，其本质是一场关于城市领导权与文化归属的无声较量。作为“十七年”电影时期的经典之作，《霓虹灯下的哨兵》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一种在物质条件改善初期对理想信念的格外珍视与警惕。影片中反复强调的“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以及通过人物转变所昭示的自我革新力量，使其艺术生命得以延续。后来出现的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也证明了这一故事内核与人物形象的持久魅力。（编辑：赵敏）
1957年
剧情：抗战胜利前夕，被日寇蹂躏多年的柳堡解放了。新四军开了进来，江南的百姓由于多年来受尽了兵匪日寇的欺侮，对拿枪的“兵”总是怀有某种不可言状的戒心。新四军战士纪律严明，作风严谨，很快就消除了当地百姓的疑惧心理，和当地百姓打成了一片。
1956年
导赏：该片是第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它取材于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编导对战役进程、战斗故事进行了精心的剪裁和表现，将这场气壮山河的战役真实地烘托出来。他把视点投向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塑造了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志愿军英雄群像。影片多用富于个性特征的动作、语言刻画人物，如张连长，既有英雄气概，又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基层指挥员的形象。影片的节奏处理也颇具匠心，既有紧张激烈的战斗场景，又有舒缓深沉的抒情段落，二者妥贴地交织在一起，引人入胜。环境气氛和物件细节的创造性运用，也增添了影片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围绕着坑道坚守时缺水这一核心矛盾，电影通过象征着生命之水的苹果赋予了影片情感的深度与现实的关怀，也通过狭小坑道中对“一条大河”的唱诵与憧憬，建立起前方阵地与身后祖国的血肉联系，为影片增添了浪漫隽永的家国情怀。本片表现出了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无私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以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为主旋律，最终完成了“英雄神话”；影片也形成了庄严、乐观同时又具有抒情性的史诗风格，实现了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交融的美学风范。结尾处，影片以具有丰富内涵的象征场景升华了主题——反攻胜利后，卫生员王兰将坑道里相伴的松鼠放生，松鼠沿着一棵松树的树干爬上树枝，融于蓝天白云，此景诗意地表达了志愿军对和平与自由的向往，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积极精神。插曲《我的祖国》在渲染气氛、表现主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流传甚广，成为电影音乐中的艺术精品。本片创作者对这次战役进行了高度概括，他们并没有面面俱到地反映这样一个震惊中外的战争，而是通过志愿军某部八连这样一个连队从接收阵地，由防御战转入坑道和最后发起反攻，收复主峰的43天战斗经历，再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热情讴歌了志愿军战士为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除了艺术形象塑造方面的成功外，在声画结合、场面调度、结构安排和节奏把握上亦颇具特色，反映了新中国建国初期人们对自由、和平、幸福的憧憬和自信。总之，本片将“上甘岭”化作一种精神象征，它代表着用生命书写信念的时代意志，体现出志愿军战士舍己为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国际主义情怀，也为我们带来了战争与和平的长久思考。（编辑：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