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华苗

Huamiao Tong

有片源
2006年
导赏:“攻”是“守”的手段,“守”是“攻”的目的,《墨攻》以宏大激烈的战争场景表达了深切的反战思想。本片由刘德华、王志文、安圣基、崔始源、吴奇隆等主演,是一部精彩而深刻的中外合拍动作古装大片。“非攻”是人尽皆知的墨家主张,且中国自古便有成语“墨守成规”,可见在先秦两汉的学术谱系中,墨家素来以擅长防守而著称。而本片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墨攻》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主题,重新生动阐释了墨家这一古老中国哲学学派的精神。与其他美术风格华丽浓艳的历史巨制不同,电影《墨攻》彰显了别具一格的中式美学,以青灰与土黄相混合的色调,契合墨家学派“节用”的理念,寒秋、野水、秃树、牢笼等意象,营造出战乱年代清冷萧瑟的环境。影片中大漠黄沙的画面既交代了战争的地点和风貌,又情景合一地烘托出雄浑而又悲凉的对决氛围。片中火烧赵军、赵军孔明灯攻城及水攻赵军等两军大规模交战场景都运用了观感震撼的特效技术,使得这些暴力画面带有形式的美感,既悲壮又不失浪漫,满足了商业大片观众对于战争奇观的视觉需求。春秋战国时期,墨、儒曾并称两大显学,尽管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唯有儒家哲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正统学说,墨家也仍保留着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其“轻言重行”和“孤高自许”的精神一直是后世武侠江湖的基本信条。电影《墨攻》以战国时代为大背景,以墨者革离这个人物形象展现了墨家的文化风采,并通过他为梁国守城抵抗赵国侵略的故事再现了战国时期的历史人文景观,是一部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品佳作。(编辑:曾奕琦)
2002年
2000年
导赏:《幸福时光》是一部讲述中国人内心的感情戏,是导演张艺谋的首部贺岁作品,自然受到各方关注。片中老赵的幽默、盲女的纯真、徒弟小傅等人的善良,使影片充满着温情,也是该片最大的特色。赵本山饰演的老赵和董洁饰演的盲女是一对互相成全、互相扶持完成自我救赎与成长的人物。他们在剧中非亲非故,但却在命运的趋势下走到一起。老赵浅层上的目标是结婚,而他为了这个目的,不惜将生活建立在虚假、谎言之上,但他具有积极生活的勇气和端正的品格。而盲女惨遭亲人抛弃寄人篱下,一开始接触老赵时对他的谎言处处抨击,说明了她敏感倔强不轻信他人的性格特点。但后来,当她发现按摩店是假,而老赵及其朋友也在用假钱安慰她时,她反而笑得更加开心和爽朗。这是因为她感受到了真情,也愿意帮助老赵圆好谎言。他们之间形成的特殊感情纽带,不仅展现了社会底层人物的尊严与价值,也传递了关于幸福的真谛——幸福是“由假到真”的过程,只有以真心换真情,才是得到幸福时光的关键所在。“小品之王”赵本山领衔主演,李雪健,牛犇,孙红雷等明星惊喜客串。本片被认为是张艺谋第一部“贺岁片”,但是在市场上没有实现“贺岁片”的票房效果,有些观众对于影片所表现出的温情持不同看法,认为片中善良可爱的人们统统因为温情而变的温情,使得善良进入”自我循环状态”,“因为善良,所以善良”,欠缺以往张艺谋电影的深度和力度。然而正如片名“幸福时光”,本片透露着有别于张艺谋其他的影片的质朴气质,传递出简单纯粹的温暖和希望,如回忆中才有的美好旧时光,值得观众再次品味欣赏。(编辑:明慧)
1999年
导赏:《一个都不能少》这部影片,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主题内涵,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佳作。影片以“一个都不能少”为线索,贯穿始终,构成了一个紧凑而富有张力的叙事结构。主人公魏敏芝,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学生,因代课成为水泉小学的老师,她所承担的不仅仅是教育的责任,更是一种对每一个学生负责的信念。影片中大量运用叙事蒙太奇的手法,特别是在魏敏芝寻找张会科的过程中,通过镜头的快速切换和场景的叠化,将时间压缩,增强了故事的紧凑感和流畅性。这种手法不仅展示了魏敏芝的执着与坚定,也凸显了导演对时间和空间的独特掌控。影片在音乐设计上也别具匠心。音响开头法通过狗吠等声音,直接而生动地展现了农村的环境,为故事的发生奠定了基调。二胡作为民族乐器的运用,其凄婉悲凉的旋律与影片的主题相得益彰,不仅加深了观众的代入感,也强化了影片的情感表达。此外,影片中跑调的歌和拙劣的舞蹈,虽然看似简单,却巧妙地揭示了当地教学条件的落后和师资的匮乏。《一个都不能少》不仅是一部教育题材的影片,更是一部探讨人性、责任和信念的作品。影片通过魏敏芝这一角色,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所展现出的执着与坚定。她所坚守的“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不仅是对学生的负责,更是对人性、责任和信念的坚守。这种坚守不仅让她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信任,也让她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引发了人们对人性、责任和信念的深刻思考。(编辑:张昕一)
导赏:《我的父亲母亲》是张艺谋导演创作于1999年的作品。与他惯常大开大合、大悲大喜的影片相异,本片削弱了戏剧性情节与复杂的人物关系,专注呈现恋爱中的“等待”主题。女主人公招娣是中国电影史上较为特别的女性形象。她温柔细腻有韧劲,在自由恋爱尚未盛行的年代勇敢追爱,却又似乎有些痴傻,等待心上人一等就是好多年。影片以儿子的第三人称视角,讲述了这个女人爱慕、追求、等待、难舍心上人的几个过程,从秋到冬,苍茫的草原和冰雪天地里留下了无数她来回奔跑、张望的身影。她是那样一心一意地思着念着骆老师,将自己人生的重心倚靠在男人与家庭之上,捧出一份绝对单纯、无暇、宝贵的真心。影片积极探索了色彩在电影中的运用。过去是以暖色调为主的彩色,那段孕育着初恋、可以与心上人相伴相依的日子,在招娣的记忆中永远闪着金灿灿的光。而爱人逝去、孤苦无依的当下,却是没有颜色的黑白。在过去,人们对彼此怀有真诚、纯洁的信任与爱,却逐渐走向一个疏离、冷漠的现在。可是当回忆重临,当影像介入生活,人们还是可以经由这部朴实优美的电影寻回失落的真情,正如影片最后,招娣回到了初见骆先生的时空,黑白的世界再次亮起来。为了用画面传情,导演多次使用近景捕捉人物的面部表情,抓住在现实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细微情绪,以此带动观众与之共情。章子怡灵动的表演将招娣急切、期盼、悲伤、喜悦的各种心情转变演绎得十分生动。斑驳多姿的树影、风光旖旎的白桦林、边跑边回头的红衣少女,人融在自然之中,整部影片在画面上具有一种净化之力。(编辑:海边淡鼠)
1997年
导赏:《有话好好说》这部风格凌厉的都市喜剧,解剖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上人与人沟通的困境与焦躁状态。在北京胡同间游走的摄像机,将城市变成一座沸腾的噪音剧场。手持摄影的晃动与混乱在此片成为内心世界的外在视觉化,配合非常规构图和畸变的面部特写将摇晃的镜头重新定义为新潮与癫狂的并列存在,赵小帅追逐、被群殴、砍人的“行为艺术三部曲”配合混乱的背景音乐和令人不安的炫目红绿色光,这种躁动不安的影像风格,在生理眩晕中直接体验到角色内心的失衡状态。《有话好好说》成为情绪的有力宣泄,无论是安红楼下的呐喊、赵小帅提刀对赵德龙的报复,还是餐馆谈判与闹事,角色始终处于情绪的失控与拒绝沟通的状态,“安红,我想你!”句被大喇叭循环播放的求爱宣言,可能是最具破坏力的爱情告白。赵小帅雇佣农民工在楼下喊话的桥段,将私人情感异化为公共场域的噪音污染。晃动的画面里充斥着汽车鸣笛、工地噪音、市井叫骂的混响,精准复刻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市化进程中特有的焦虑频率。《有话好好说》以黑色幽默实现的有意身份错位,使暴力完成了对理性的反向驯化。李保田饰演的知识分子张秋生与赵小帅大谈孔孟,他原本是秩序的坚决拥护者,却因一场荒诞的电脑纠纷被迫卷入暴力漩涡。当他试图用道德和法律劝阻赵小帅,最后却被“菜刀加搬砖”的双保险无奈解构。张秋生从劝架者逐渐异化为暴力的共谋,当影片结尾这个文弱书生手持菜刀接替了赵小帅癫狂的状态,摒弃了文明而以暴力诉诸手段;张秋生终于学会用酒瓶敲碎知识分子的矜持,赵小帅开始理解法律的意义,这种看似完美的和解与残存的、对话的可能性则成为社会转型期最辛辣的注脚。(编辑:刘若能)
1996年
1995年
导赏:《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张艺谋导演早期对商业片领域的一次尝试。影片将背景设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这个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国际化大都市,以其繁华背后的黑暗与混乱,为影片提供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叙事空间。影片通过黑帮内部的残酷厮杀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同时巧妙融入偷情、活埋等黑帮题材中常见的元素,以及隐而不显的权力争夺,构建了一个黑帮片的故事框架。影片的核心人物——小金宝(由巩俐饰演),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角色。她身处社会底层,以出卖色相为生,遭受着种种侮辱与不公,但在这看似无望的命运之下,她的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对善良与真情的渴望。巩俐的精湛演技,将小金宝这一复杂而矛盾的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是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的男人竟要置她于死地时,一系列情绪变化通过巩俐细腻的表情得以完美呈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艺术探索、人物塑造、视觉美学以及文化反思等方面所展现出了很高的价值。影片整体采用灰暗色调,配以大量逆光拍摄,营造出一种压抑而沉重的氛围,与主人公水生内心的恐惧与不安相呼应,强化了影片的悲剧色彩。灰暗的色调是对繁华大都市阴暗面的直观反映,也是对人性的隐喻。影片中偶尔出现的红色元素,如舞厅里闪烁的霓虹灯、小金宝身上的红裙,则在视觉上形成鲜明对比,既象征着社会中的浮华与腐朽,也预示着血腥与暴力的即将爆发,这种色彩运用上的二元对立,加深了影片的层次感和象征意义。影片在叙事空间上也巧妙构建了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一方面,是繁华而腐败的上海都市,它代表着现代文明与传统道德的碰撞,是权力、欲望与罪恶的温床;另一方面,则是影片结尾处出现的宁静乡村,那里似乎是小金宝心灵深处对安宁与纯朴生活的向往。(编辑:婧怡)
1992年
导赏:《秋菊打官司》被评论为张艺谋电影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一部关于现实农村生活的影片,围绕农妇秋菊想要讨一个说法而展开,着重刻画了她不断的奔波的过程,对农村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以及伦理进行了真实的表现,简单直接的表达了人对自我权益的觉醒。电影采用了纪实手法拍摄,影片拍摄手法朴实,并有一些偷拍的实际生活场景,给予影片无比强烈的真实感,并且把秋菊坚强、朴实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人物的矛盾关系依然存在着张艺谋一贯的故事性叙述方式。电影的构图干净不规则,用光自然真实,很有生活气息。影片的拍摄手法朴实,给予影片无比强烈的真实感,并且把秋菊坚强、朴实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非职业演员的使用也为片子增色不少。在导演何平看来,该片叙事上很从容,对于秋菊这个特殊人物,影片用非常纪实、非常朴素的手段去表现,而且表现得很有情趣,这种结合是一件很难的事,可以说是一种创造。该片在艺术追求上具有现代感,引人入胜,完整而流畅地完成了在现实空间银幕与观众的交流,用传统的手法完成了非常现代的艺术追求。在处理纯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关系上,有的地方做的很好。像村长家的玉米,秋菊家的红辣椒,这些颜色设计是有想法的,但由于镜头给得合适,观众看了觉得并不矫情。可以说,该片从一个颇为独特的角度表现了改革开改大潮在农民身上的心理反应,较好地解决了张艺谋同代导演们未能完善处理的“现实主义的倾向与造型的倾向”之间的矛盾,全片节奏舒展,叙事从容。标志着张艺谋电影美学观的一次质的飞跃。该片带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鲜明的共性和余韵,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加文化批判意识,使这部法制题材的作品比之改革开放之初涌现出来的《法庭内外》等法制题材影片,文化思考上显然已经深化了许多,这正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观念演进,可以说是前进路上一个鲜明的电影印记。正如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所言,该片值得探索,给人以启迪。这部故事简单平凡的影片之所以吸引人,正是由于秋菊的性格美,她那种寻求一种“说法”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感到同情和思考。(编辑:大陆)
1991年
导赏: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部深刻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悲剧的杰作,它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悲惨命运。这部电影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通过电影语言的重新诠释,将小说中的叙事框架转化为影像,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反思。影片的视觉冲击力首先来自于其精心设计的色彩运用。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喜庆和热烈,但在这部电影中,红色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它既是权力和欲望的象征,也是压抑和悲剧的暗示。影片中的红灯笼,既是对传统民俗的描绘,也是对女性命运的隐喻。当灯笼被点亮时,它映照出的是妻妾们争宠的悲哀,而当灯笼被熄灭,它则预示着她们命运的终结。这种色彩的对比和象征,使得影片在视觉上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于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深刻思考。音效的运用也是影片的一大亮点。传统京剧的锣鼓声和唱腔,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民族特色,也加深了影片的悲剧色彩。影片中的音乐与画面紧密结合,通过声音的高低、节奏的快慢,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社会的压抑氛围。特别是影片结尾处的清唱,其飘渺的歌声不仅让人感受到三姨太死后的恐怖,也暗示了封建社会黑暗势力的无处不在。镜头的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视觉效果和叙事深度。影片中大量使用了定格和特写镜头,通过纵深空间的构图和左右两面墙的压抑感,营造出一种沉重、苦闷、压抑、悲凉的基调。这种镜头语言不仅展现了陈府的幽深和安静,也表现了女性角色的沉重和无奈。特别是三太太梅珊被秘密处死的场景,通过主观镜头和快速切换的特写,将女主人公的不安、恐惧、怀疑的心情充分传递给观众,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黑暗、压抑的时代。《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了高度,也在文化批判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通过色彩、音效、镜头等电影语言的运用,展现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每一个画面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部视觉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值得反复品味和思考。(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