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里

Li Ding

有片源
1984年
导赏:“大桥下面”的片名与影片内容乍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片中表现苏州河上几组大桥的空镜头也与故事情节关联不强。然而,一些抱有陈腐观念和世俗偏见的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将桥上桥下比作职业等级、条件优劣的区别,编导巧借其意,取材于“桥下”之民、“桥下”之事,宣扬“桥下”之路。把最广泛、最普通,也许还被一些人贬为最“低档”的劳动人民的情操、美德加以赞扬和渲染。影片围绕两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待业青年克服生活困难,通过个体劳动谋得幸福生活的故事,记录他们迎着时代的风浪前进的历程。影片叙事不急不躁,结构严谨工整。白沉导演提出“导演不露痕迹,摄影不露痕迹,表演不露痕迹”的“三不要”原则,使影片呈现出一种淡雅、含蓄的艺术风格。作为剧情中心的爱情故事的两位主人公——秦楠和高志华在生活中的日常表现得到了扎实贴切的展示,细致入微地关切了他们的身世、命运、遭遇和感情、思想、情绪,突出了主人公纯洁、善良、美好的心灵,歌颂他们顽强奋斗的高贵品质。演员龚雪凭借此片中的出色表演,她斩获1984年第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正确分析了她饰演的角色秦楠与每个剧中人的关系和每个规定情境中的态度,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手段。对父亲体贴入微,对儿子无限怜爱,对朋友热切关怀,对恶邻敬而远之,对好心而有偏见的婆婆谅解忍让,对恋人含情回避……龚雪展现了不同的表演分寸,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秦楠复杂的人物形象,她表面严峻冷漠,内心却充满着热情;她表面沉默无争,心底里却充满自尊与理想。她有最温柔的沉默,也有最激烈的感情爆发。如“打儿子”一场,“野种”的恶骂戳伤了她的心,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感情如深闸洪水,猛然爆发出来,狠打了孩子。打过孩子后又痛楚地抱子痛哭,展示了人物心灵的自责和无奈。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她由静到动,由弱到强,再由怒转悲的情感爆发令人折服、感动。(编辑:路明慧)
1983年
导赏:电影《青春万岁》初看之下似乎仅是一部聚焦于中学生生活的影片,然而,其主题意蕴却远远超越了这一题材,成为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精神与青春风貌的佳作。该片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为背景,细腻描绘了一群性格迥异、活力四射的女学生在校园内的生活与成长,通过她们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与青春的激情。在角色塑造上,《青春万岁》中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是从那个时代中走出的真实个体,他们各自拥有独特的性格特征与生活经历,他们的选择与行动不再是简单的情节推动工具,而是成为了反映时代精神与个人成长的生动注脚。在青春电影中,爱情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尽管《青春万岁》并未将爱情作为影片的核心主题,但电影仍展现了含蓄的爱情。比如杨蔷云与张世群之间的爱情。两人的爱情线含蓄而内敛,没有过多的言语表白与浪漫场景。两人在溜冰场上的那段对手戏,成为了影片中的经典爱情场景之一。杨蔷云见到自己倾慕已久的学长张世群时,那份由衷的喜悦与紧张,在镜头下被捕捉得淋漓尽致。两人坐在座椅上,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简短而恰当的对话,既符合了双方的身份与性格,又巧妙地传达出了彼此间微妙而真挚的情感。除了爱情之外,《青春万岁》还深刻探讨了友情、梦想、成长等多个青春主题。影片中的女学生们在互相帮助与共同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深厚的友谊与共同的价值观。整部电影虽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完整故事情节,却通过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选择与行动,借助校园的窗口,将观众引入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之中。(编辑:婧怡)
1981年
导赏: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子夜》由桑弧导演,其改编曾获原著作者茅盾先生的首肯,导演以精妙的镜头语言将作家的如椽巨笔搬上银幕,高度概括、生动描摹了三十年代初我国社会的历史图景:彼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各路军阀连年混战使得民不聊生,且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危机、洋货倾销、国际金融资本入侵,民族工业一片凋敝。在忠于原著精神内涵的基础上,编剧对长达35万字的小说进行了合宜的删改。原著情节多线并进,分别展现了民族资本办厂的艰难险阻,做多头、空头的金融商战,农村革命运动,工人罢工,以及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根据茅盾关于农村革命运动部分描写并不成熟的自述,电影删除了这一支线,还通过表现几段男女关系的不同发展,对腐朽上流社会进行了更加擘肌分理的剖析。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技法,使得现实主义题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讽刺形成更加强烈的心理震撼:当丝厂女工努力抽丝剥茧,手指被热水烫得红肿时,交际花徐曼丽正在美容院涂上鲜红的指甲油,两只手通过交叉剪辑并置,其内涵不言而喻。同样,当富人的轮船在黄浦江上撞翻了工人坐的舢板,一边是舞女狎昵地单腿高立在餐桌上,而另一边落水的工人在无望挣扎中沉入江底,令观者无不出离愤怒。《子夜》中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复杂性格由演员李仁堂生动演绎,一方面他纵横捭阖,为了筹资办实业连续并购多家小规模企业,敢于参与金融冒险,另一方面他又冷酷地剥削工人,甚至不惜借助反动武装力量镇压工人运动。最终破产惜败,其悲剧诱因并非性格缺陷或宿命安排,而是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客观环境所必然导致的。总体而言,本片兼具艺术与现实价值,生动描绘了“子夜”这一黎明前最黑暗的阶段。(编辑:曾奕琦)
1979年
导赏:《她俩和他俩》是一部由桑弧执导的轻喜剧,选材于四化建设中青年人的平凡生活故事,虽是一个侧面,却极具时代气息。这部影片巧妙地讲述了两对外表酷似却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姐妹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趣事。通过喜剧的视角,影片深入剖析社会现象,既赞扬了积极向上的精神,也对落后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在喜剧处理上,该片不为喜而喜,不卖弄“噱头”,不片面追求令人捧腹大笑的剧场效果。而是以特有的素描手法,勾勒了一幅情趣盎然的生活画卷,以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自然质朴的生括气息;明快、流畅的节奏构成影片特有的风格。误会巧合,在喜剧中,是一种常用的手法,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巧合,往往能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这部影片,不少地方也运用了误会法。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对孪生兄弟和一对孪生姐妹,这一构思,富有喜剧色彩,也为误会法提供了可信的生活依据。导演桑弧长期浸润于海派文化,所以他的作品通常带有典型的地域特色。影片《她俩和他俩》同样如此。片中不仅融入了众多四十多年前的上海元素,还展现出十分接地气的“上海人生活”。更让我们领略了那个年代人们的价值观和爱情观,无论是好学的顾方方、朴实的杨大林,还是聪明的顾圆圆,机灵的杨小林,他们的精神面貌,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昂扬向上。影片在主题上设计为“先进青年带动落后青年”;在剧作上凭借其精巧的构思,绝妙的设置,用诙谐的手段,将偶然与巧合都用到了极致,所以使得整部电影妙趣横生。整部作品犹如一幅生活喜剧画卷,既有娱乐性,又富有深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思考。(编辑:赵敏)
1975年
1964年
1962年
1961年
导赏:1961年7月1日,电影《红色娘子军》在建党40周年之际上映,创下了全国6亿人次观看的“神话”。该片由谢晋执导、梁信编剧,以海南岛中国工农红军女子特务连的真实事迹为蓝本,构建了一部兼具革命史诗与女性觉醒双重内核的经典。影片通过女奴吴琼花从个人复仇者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历程,不仅折射了1930年代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更以精湛的艺术语言和深刻的政治隐喻,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典范。影片超越单纯的政治宣传,构建了女性主体的革命话语。吴琼花的觉醒路径具有三重突破性:其一,身体解放——挣脱南霸天的锁链象征封建压迫的破除;其二,军事赋权——娘子军持枪列队的镜头颠覆传统女性柔弱形象;其三,精神自主——洪常青牺牲后,琼花接替指挥权完成“复仇者到领导者”的升华。主题曲“向前进!妇女的冤仇深”以进行曲节奏将性别压迫与革命目标并置,成为女性集体意识的音乐图腾。谢晋在电影语言上的创新使影片具备超越时代的艺术感染力:开篇琼花雨夜逃亡的长镜头,泥泞中挣扎的肢体成为被压迫者的图腾;南霸天居所的伦布朗光效与娘子军营地的高调布光构成阶级对立的空间隐喻;地主收租场景与红军分粮画面的交叉剪辑,创造“剥削-解放”的视觉辩证法。陈强饰演的南霸天避免脸谱化,其伪善仪态揭示封建权力的虚伪性。在当代回望,《红色娘子军》的启示恰在于其多重辩证:既是革命意识形态的载体,又是女性主体性的宣言;既有历史真实的沉重底色,又有艺术虚构的飞扬神采。当吴琼花在烈焰中呐喊“烧毁整个旧社会”时,那把火既点燃了1930年代琼崖的暗夜,也照亮了中国电影人用摄影机参与社会变革的初心。六十年后的今天,娘子军精神已超越具体政治语境,升华为对压迫永不妥协的人类抗争精神的象征——这正是经典穿越时空的力量所在。(编辑:赵敏)
1958年
导赏:1958年的电影《布谷鸟又叫了》以其清新明快的江南风情与轻喜剧的格调让人印象深刻。影片由黄佐临执导,杨履方编剧,讲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活泼爱唱的女青年童亚男与周围伙伴们在劳动与生活中的情感波澜。故事发生在春光明媚的江南水乡。青年突击队员童亚男,因歌声嘹亮、性格开朗而被大家亲切地唤作“布谷鸟”。她的情感世界并非一帆风顺,与恋人王必好之间因观念差异产生的矛盾,以及周围青年们各自的生活趣事,构成了影片主要的叙事线索。在导演黄佐临的镜头下,摄影捕捉了田野的生机与乡村的质朴,使得整部电影洋溢着一种健康、明朗的抒情气息。这种气息并非粉饰,而是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诗意的真实。黄佐临作为中国戏剧与电影界的大家,其作品素来注重人物刻画与喜剧节奏,从早期的《假凤虚凰》到后来的《三毛学生意》,都展现了他对市井生活与普通人心理的精准把握。在《布谷鸟又叫了》中,他同样避开了宏大的叙事框架,将镜头对准了青年男女细腻的情感变化和幽默的生活细节,使得影片充满生活质感。这份对“生活质感”和“普通人”的聚焦,正是这部电影的关键。童亚男这个形象之所以令人难忘,正在于她超越了当时文艺作品中常见的、单一面孔的“铁姑娘”模式。她热爱劳动,也热爱歌唱;她追求进步,也渴望甜蜜的爱情;她会因恋人的狭隘而苦恼,也会在集体的关怀下重新绽放笑容。她的活泼与烦恼,都带着那个时代青年特有的质朴与朝气。影片通过她与王必好之间因“不准唱歌”等要求而产生的矛盾,轻巧而深刻地触及了集体生活中个人自由与情感尊严的议题。影片的抒情基调与轻喜剧风格,巧妙地包裹了相对深入的思考。嘹亮的布谷鸟歌声不仅是情节线索,更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发自内心的生命力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艺术选择真诚地“关心人”,它所描绘的情感和人性光辉便拥有了持久的力量。(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