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保成

有片源
1994年
导赏: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姜文独特的作者视角,在光影编织的记忆迷宫中重构了青春的本质。这部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的长片首作,通过少年马小军的眼睛,将特殊时期的历史语境转化为个人化的成长史诗。影片开场的蒙太奇堪称神来之笔:书包抛向空中形成的时空跃迁,瞬间将观众带入记忆的暧昧场域。这个充满存在主义意味的镜头,暗示着整部电影的叙事本质——当成年后的马小军试图用理性梳理往事时,回忆早已在主观滤镜下发生分子级重构。姜文用持续贯穿的旁白构建双重叙事空间,既强化了怀旧的沉浸感,又不断戳破记忆的虚妄性。这种自我解构的叙事策略,使影片超越了简单的青春追忆,形成了对回忆机制的哲学审视。当结尾处中年群体驾着加长轿车驶过现代化北京时,黑白画面里的物质丰裕反衬出精神世界的荒芜——那个在金色阳光下奔跑的少年,连同他的英雄梦想,终究被异化为饭局上的谈资。这种时空错位的痛感,恰是姜文对“阳光灿烂”的终极反讽:被过度曝光的记忆里,真实与虚构早已浑然难分。在顾长卫掌镜的金黄色滤镜下,刺目的阳光不仅成为视觉母题,更是解构集体记忆的隐喻——当政治符号被虚化为背景布,那些躁动的荷尔蒙、破碎的英雄梦与朦胧的情欲,反而在灼热的光线下显影出最真实的人性图谱。顾长卫的摄影机如同流动的抒情诗,他大量运用逆光与过曝手法塑造米兰形象,让这位青春女神始终笼罩在光晕之中,其虚实难辨的特质恰似少年心中膨胀的欲望投射。当马小军爬上烟囱完成他的“普罗米修斯式”壮举时,倾斜构图与广角镜头将英雄主义的荒诞性暴露无遗。而游泳池场景中蓝绿色调的骤然入侵,则预示着纯真年代的终结——马小军不断被踹入水中的慢镜头,构成了弗洛伊德式的阉割隐喻,金色梦境在此刻裂解为冰冷的现实。作为“痞子文学”的影像转译,影片成功地将王朔式的语言颠覆转化为视觉革命。姜文故意模糊具体历史坐标,去政治化处理反而凸显了特殊年代的生命体验。当少年们在空荡的街道上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时,那些被压抑的青春能量找到了荒诞的出口,他们在虚拟的战争游戏中完成自我加冕,用自创的黑话体系构建反抗成人世界的巴别塔。姜文用元叙事的手法拆解了传统历史书写的权威性,那些被定格的“阳光灿烂”瞬间,不过是记忆迷宫中的海市蜃楼。这种对真实性的质疑,使影片超越了特定时代的局限,直指人类永恒的认知困境——我们永远在虚构中寻找真实,在追忆中重塑自我。从文化史坐标审视,这部电影标志着第六代导演对第五代历史宏大叙事的突围。当陈凯歌、张艺谋仍在用寓言体解构历史时,姜文率先将摄影机转向了被遗忘的个体生命经验。这种个人化叙事策略,在《乡村骑士》的旋律中完成了对革命叙事的消解,在少年们的自行车把上插着的迎风飘扬的军帽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洪流,而是生命本真的躁动。数年之后再看这部作品,其先锋性依旧振聋发聩。那些在阳光下飞舞的尘埃,既是青春破碎的残片,也是照亮认知盲点的星光——当我们凝视马小军们在记忆深渊中的沉浮时,最终照见的,何尝不是每个时代青年共同的精神肖像?(编辑:赵敏)
1993年
老人与狗
老人与狗

演员/

导演:谢晋/
类型:剧情/
1990年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导赏:本片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一部独具风格特色的青少年题材电影,根据铁凝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位性格率真、聪明伶俐、热心、正义的高中生安然围绕评选三好学生一事而展开的关于社会、教育、人性、家庭、友情、理想、公平与正义命题的广泛图景。影片通过安然的眼睛洞察社会与人,并呈现出她从特立独行,到迷失与困惑、反抗与抉择,再到重振勇气勇敢前行的过程与转变。以诗意的风格,淡化戏剧冲突的方式,热烈自由与淡淡忧伤并存的情感基调,传递出深刻的社会意义与教育意义,展现出独特的时代印迹与人文精神,清新而凝重。片中“红衬衫”在视觉与色彩、心理与象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其象征着安然身上强烈的自我主体性意识,炽烈、率真、仗义的性格,以及冲破禁锢的自由思想,亦是伤痕过后的时代与社会艰难但也只能勇敢前行的隐喻。影片亦具有十分细腻的场景细节刻画。如用门夹核桃、客人来了安静打开电扇这两处十分具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处理;童年和青少年两个安然通过跳绳这一相似场景转场;通过下楼梯这一场戏将过去与现在的安静连接;同学米晓玲不得已退学时在黑板上擦掉值日生一栏自己的姓名,以此隐喻其在这个班级、这个学校的即将消隐等。影片情感细腻,娓娓道来,在看似去戏剧化的叙事与细节刻画中给观众以巨大的情感振动与内心冲击,引发观者深思,并由此观照自我与当下。(编辑:麦)
1984年
导赏:改编自路遥同名小说的电影《人生》,由西安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以高加林的命运沉浮为轴心,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个体困境。影片荣获第8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电影开头用黄土高原的全景镜头,直接点明故事背景。高加林两次身份变化构成主线:第一次从民办教师变成农民,第二次因叔叔当官进城当记者,最后又因被举报回到农村。这些转折暴露出80年代农村青年的困境——没有城市户口,个人理想随时可能被现实击碎。影片用具体的生活细节表现城乡差异。高加林在村里穿补丁衣服干活,进城后换上笔挺的中山装;在村里吃玉米馍就咸菜,在县城买白面馒头。最明显的是两段感情:农村姑娘巧珍给他送自家蒸的馍,城里姑娘黄亚萍带他去西餐馆。这些对比说明,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其实是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取舍。也因此,高加林的形象塑造呈现出复杂的悲剧性。他既有传统文人的清高,比如他总抱着书本,连锄地休息时都在看《红与黑》,这显示他不甘心留在农村。他又带着小知识分子的虚荣,比如高加林当农民时,总在擦他的皮鞋——这双擦不干净的皮鞋,代表他对农民身份的不接受。当他穿着借来的呢子大衣在县城行走时,挺直的脊背与僵硬的步态暴露了身份认同的撕裂。这种性格的双重性在“弃巧珍选亚萍”的抉择中彻底爆发:雨夜桥头的分手戏里,巧珍的红头巾在车灯下忽明忽暗,最终化作黑暗中的一点猩红——传统道德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在此刻完成了最后的沉重表述。因而,虽然他确实有才华又努力,但虚荣心让他伤害了巧珍。电影没有简单批判他,而是用个人困境辐射出转型期的时代困境,为新旧交替的新时期画像。电影对原著的转译很有特色。书中用大量文字写高加林的内心矛盾,电影则用具体场景的蒙太奇表现:当他收到进城工作的通知时,镜头突然切到山洪暴发,暗示这个机遇可能带来危机;当他最后回乡时,镜头长时间停留在他走过的山路、野花和晨雾,这些自然景物比他离开时更清晰,说明他开始真正面对现实。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重看《人生》,高加林的困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那个在城乡夹缝中挣扎的身影,既是个体在时代转型期的精神标本,也是整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微缩镜像。当片尾德顺老汉含着烟袋说出“这土地,热着哩”,或许正是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土地的深深眷恋。(编辑:王梓苡)
1983年
1982年
内当家
内当家

演员(饰 Shuocheng)/

导演:滕进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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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  根据王润滋同名小说改编。            大河北大队社员李秋兰爽朗、能干,人称"内当家"。为解决用水的困难,李秋兰和丈夫锁成决定在庭院中打一口井,一切准备就绪,破土动工,邻居们也赶来帮忙。突然传来过去压迫他们的地主、今日的爱国华侨刘金贵要回乡观光的消息。县办公室的孙主任安排李秋兰家接待刘金贵,还认为打井而有碍观瞻,命令秋兰家把井填上,并从县里运来家具为刘金贵布置房间。秋兰和锁成对孙主任的做法十分反感。为此,秋兰让女儿新妮写信,她去县里反映情况。此事,引起了锁成和秋兰对往事的回忆。原来,秋兰12岁时就失去了父母,孤苦伶仃。在一个风雪之夜,她饥寒交迫地晕倒在雪地上,被长工锁成救活。锁成央求东家收留秋兰做个丫头,并像亲哥哥一样照顾秋兰。秋兰长大后,同患难与共的锁成产生了感情,她渴望建立一个美满家庭,要锁成娶她。这件事,被地主刘金贵发觉后,便与人贩子勾结,欲卖掉秋兰。秋兰急中生智,谎称自己已和锁成同居,致使这笔买卖未能成交。恶霸刘金贵气急败坏地拿起水烟袋狠狠砸在秋兰头上,至今秋兰头上还留有伤痕。在县长的启发和帮助下,秋兰理解了党的政策,接受了接待刘金贵的任务。同时,县长也批评了孙主任弄虚作假的错误。刘金贵流亡异国,怀念故土,带着孙女思园回到家乡。李秋兰以主人翁的姿态和坦荡的胸怀,接待了刘金贵,陪同他们参观学校、果园等地。刘金贵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分。一天,秋兰全家冒雨找回了外出迷路的思园,这使刘金贵更是感动不已。同时,他也对自己的过去深感愧疚。临行前,刘金贵提前为锁成祝寿,并赠照片留念,秋兰也以照片和土特产回赠。刘金贵激动无语,老泪纵横,依依不舍地乘车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