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

　　1934年，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里程碑之作《夏伯阳》问世。这部由瓦西里耶夫兄弟导演的影片，在苏联十月革命的第十七个纪念日时上映，它在国内引起了极大轰动，影片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程度的观众，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苏联《真理报》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全国在看《夏伯阳》"的社论。        社论称赞《夏伯阳》是“高超的艺术品"，“是苏联艺术史中的一件大事"。《夏伯阳》的成功，标志着苏联电影创作，以及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真正地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新阶段。        影片《夏伯阳》，根据富尔曼诺夫于1923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曾获得读者的广泛好评，卢那察尔斯基也曾给予小说以很高的评价。小说为影片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而影片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在改编上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瓦西里耶夫兄弟，这两个经由列宁格勒电影学院培养、训练出来的，具有理论素养和创作经验的电影导演，在接受了由已故富尔曼诺夫的妻子富尔曼诺娃和特里凡诺夫合作改编的剧本之后，又根据自己对于原着的理解和对于电影艺术特性的思考，亲自动手重新编剧。他们决定在影片中抛弃原作中的史诗性，也就是那种具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般的风格。实际上，小说在风格、样式上是不够明确的；在富尔曼诺夫的一篇扎记中曾谈到，这篇小说可以举出七种样式的名称，即中篇小说、回忆录、历史记事、艺术历史记事、历史传说、历史画幅、历史速写等等。作品的结构比较松散，对人物的描写(如夏伯阳师的政委富尔曼诺夫)也不够突出。而在瓦西里耶夫兄弟的改编中，重新组织了情节，增添了一些人物，并加强了人物刻画，着重揭示人物内在的性格冲突。这便使影片明显地区别于原作，而同时也明显地区别于蒙太奇学派大师们的前作。从那种具有史诗般的、富于激情的表现，转向了具体的、细腻的人物刻画，使影片具有了现实意义。        《夏伯阳》一片塑造了内战时期的英雄形象。夏伯阳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在影片中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军事天才，一个英勇善战的指挥官，一个勇于克服缺点的人，最终成长为一个忠于革命事业的自觉的红军将领。而富尔曼诺夫的政委形象，则是从一个具有冷静的思考、果敢的判断、坚强的性格和高度原则性的一面，突出了党的工作者的形象。这两个人物形象在影片特定的环境中，经过多次的作战成败、思想交锋、性格冲突等，钥期如生地被展示出来。影片还塑造了一些象女机枪手、卫兵、通讯员等红军战士的形象，以及农民、白军军官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也同样各具不同的性格特征，各具不同的典型意义，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苏维埃政权初期的真实的社会状况。        影片在突出这一系列富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时，对于情节的表现，往往是进行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处理，影片不一定去顾及情节的严谨性和完整性。那个表现夏伯阳用土豆布置作战方案的段落，人们在看到那些土豆被挪来挪去时，似乎谁也不会去追究夏伯阳和他的部下，以及我们观众是否弄清夏伯阳在讲什么，而是令人更多地去享受着夏伯阳的那种指挥官的风度和富有腿力的人物性格。同样，在影片动作的表现上也是夸张的，具有典型意义的。        夏伯阳骑着白色的战马从土丘后面冲杀过来，他那黑色的披篷在摄影机前如同飞翼一闪而过。用杖甫仁科的话来说：就“连爱森斯坦也来不及去注意夏伯阳到底是在全景中，还是在中景或特写镜头中砍杀敌人的。人们根本不管马蹄究竟是否同期录音，也不去理会那些可憎的白匪军究竟是消灭在画面深处，还是在半路上就被消灭了"。银幕造型赋于夏伯阳以超人的气概，从而感染着观众。        为了丰富人物的性格特征，影片对语言的设计，也有其独到之处。        当—个AB狡滑的农民问夏伯阳“你是相信共产党。还是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夏伯阳呆了一下，然后肯定地回答说“我信共产国际"，老百姓接着一阵欢呼。幽默、准确的语言使人物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作为有声片初期的作品，在声音的处理上，影片注意了声音的造型感、距离感等，尽管工艺和技术还不够完善，但影片在声音上所做的努力还是比较成功的。当时苏联人民称《夏伯阳》是民族的、俄罗斯的影片。他们认为：影片中有俄罗斯的勇敢，讥讽、痛苦、安宁、理想和热情。        《夏伯阳》的成功，成为“苏联电影史两个时期的重大分界线，它既是最初15年即苏联革命形成时期的总结和顶峰，同时又为新的时期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艺术的确立和繁荣时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