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刮大风下雨除外），像上班一样。我不吃惊生活中的很多老人，是靠诸如此类的方式来打发他们的晚年，甚至我习以为常，经常匆匆从他们旁边走过或驶过（骑车和坐车），几乎从未回头望过他们一眼。但现在，我很吃惊有一个人在用镜头对准他们，这个人叫杨天乙，二十多岁，女性，职业与影视无关，手里的摄像机是数码式的“掌中宝”，身边无录音师、灯光师及其他助手，就她一人。 　　以前常碰到的拍纪录片的场面，至少在三人以上，用的是“正规”的摄像机“BETACOM”，掌机者腰大膀圆，有旗杆一样高举着的话筒杆。一般人远远望见，都知道“电视台的人来了”。这些拍纪录片的人，是在聚焦什么、寻找伟人某某、守望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等等。 而现在这个与影视无关的人，端着自己的“掌中宝”，站在一群被我们的目光忽略掉的老头旁边，拍起来了。问她为什么要拍，回答她自己也是这个小区的一个住户，某天又一次路过这群街边老头时，因为好奇，停下来和他们聊天，发现他们非常有意思，就想拿镜头来拍他们。 　　开头杨天乙也是按照“电视台的做法”，找了台“专业”的“BETACOM”和专业的摄像师，组成了个班子很“专业”地干起来了，结果发现有的老头被吓得躲在一边，有的面孔僵硬得像一块生铁，有的说话变成“赵忠祥”。后来她解散了她的“摄制组”，自己花一万多块钱买一部PANASONIC EZ-1微型数码 “掌中宝”，独自一人抱着个小机器蹲在街边和这群寂寞无比、惟有靠“扎堆”聊天来打发去日无多的时光的老头们泡在一起。那是1997年年初。这一“泡”，直泡到1999年，从街边泡到老头的家里，泡到街边的树叶长出又落下，泡到其中几个老头相继永远消失，最后泡出二百多个小时的素材带。 　　片中这些素材后来成为一部取名《老头》的纪录片，也成为杨天乙这个从来没有摸过影像器材的年轻人的纪录片的初始之作。 　　片中场景极其简单，基本上就是老头“扎堆”的街边和若干个老头的家里，画面朴实简明得毫无“技法”和“功夫”，但却使观者感觉到其中人物的心跳、呼吸甚至汗味。老头们如我们的视线常常飘过的那种景观：不规则地坐在人行道上，屁股下有的是折叠凳，有的是石头，话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物价……香港回归……十三大人选……刘老头的病……张老头的外孙女的对象……镜头也跟随某个老头回家，这是一个独居老头的家，镜头看他做饭，是孤老人为自己做的那种饭：现成的馒头；两个西红柿炒一个鸡蛋。 　　以“专业”的眼光看，这些画面素材技术上还有欠缺：画面不够稳当，录音有时也不清晰，但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一颗关怀之心在镜头后面。有一个画面我一直难忘：镜头从老头们背后拍过去，他们的前面是街，街上有自行车和汽车驶过，老头们这时都无话，看着街。这个画面素材持续10多分钟没有中断，我在紧盯这10多分钟画面的观看中，恍惚自己已身置于老头们的这个“岛”上，呆看着面前汹涌的激流…… 　　一种有关此片的观感是：做老人真是一件恐惧的事情。延伸到北京那些“老”纪录片人的饭桌上，谈论这部片子也成了件恐惧的问题，因为它太刺伤大家的自尊心了。　 　　本片获1999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2000年巴黎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