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照片背后的故事 由加拿大与南非合拍的《枪声俱乐部》改编自格雷格•马霖诺维奇（Greg Marinovich）和若昂•席尔瓦（Joao Silva）共同创作的一本同名回忆录，为其担任了导演和改编工作的则是在纪录片领域享有极大的盛名的南非电影人史蒂文•西尔沃（Steven Silver）……差不多从10年前开始，西尔沃就一直在蕴育着一个电影想法，他想要根据1994年刊登在《时代周刊》上的一篇名为《凯文•卡特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Kevin Carter）的文章创作一部影片，这位33岁的南非摄影记者因为一张为他获得了普利策奖的照片而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多关注和赞誉，他用镜头捕捉到的是一只秃鹰用冷酷的双眼紧盯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苏丹小女孩——可是仅仅过了一年，他就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西尔沃说：“我对发生在卡特身上的一切非常地着迷，当时我正好在南非拍摄另外一部影片，我想办法联系到了马霖诺维奇和席尔瓦，然后我们找了一个时间坐下来进行了面对面地交流。正是他们告诉我的，其实这不是卡特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属于4个最开始出于安全的考虑才决定结伴同行的年轻人的，在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他们因为独特的摄影才华和角度，开始有了一些知名度，并最终获得了‘枪声俱乐部’的绰号。毫无疑问，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像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作品，由于里面的内容都曾真实地发生过，也使得这一切更加地具有吸引力。”于是，在马霖诺维奇和席尔瓦合写的自传《枪声俱乐部：来自一场被隐匿的战争的快照》（The Bang Bang Club: Snapshots from a Hidden War）正式出版发行的几年前，西尔沃就已经买下了它的电影改编权。 由于之前曾经在约翰内斯堡念过很多年的书，史蒂文•西尔沃一直都对南非的解放运动尤其地感兴趣，他不仅参加过学生组织的活动，还曾是非洲国民大会（ANC）合法的联合民主阵线的一员，西尔沃承认道：“就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枪声俱乐部》中所涉及的内容和事件，最终还成为了我成长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和这段历史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对于4位年轻的摄影师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传奇经历，尤其是他们对此采取的手段和可能会有的接受度，都让我产生了很深的认同感，当然还有令他们痛苦挣扎的一些问题——他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片不断地考验他们的承受底限的土地？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让自己置身于一个如此危险的境地当中？就为了真实地记录当时曾发生过的一切？” 在史蒂文•西尔沃的记忆中，南非黑人政治领袖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于1990年被释放，那一刻，就好像是突然从地狱变成了天堂一样，西尔沃说：“所有人都在大肆庆祝曼德拉的回归，可是在随后的10个月的时间里，令人不安的暴力事件却开始渗透进南非城区的大街小巷，同时也成了最先出现的迹象与征兆……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如此残酷的暴虐来自于何处，更不明白是谁在背后主使了这一切的发生——先是有人开着车向排队等候在出租车站的人群扫射，还有发生在午夜的血腥的屠杀；随后，住在流动宿舍的工人与当地的居民暴发了一场异常奇特的战争；很快，暴力事件在不断地升级，最终扩散至两个相邻的大型社区，虽然之前这里的关系就非常地紧张，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怒火一下子就席卷了一切。” 总的来说，史蒂文•西尔沃将《枪声俱乐部》看做是一个与成长有关的故事，里面有4个年轻的男子，他们都处在刚刚步入成年的初期阶段，他们是在通过涉足一些非常危险的领域，给自己举行一场意义特殊的“成人仪式”，西尔沃表示：“他们是在一个危机重重的历史时期学习的人生的游戏规则，随着人们对曼德拉和种族隔离政府之间的谈判结果越来越重视，暴力事件的激烈程度也呈现出了持续上涨的可怕势头，尤其是在协商的过程中，如此不断攀升的暴行很难不让人产生怀疑……随后，人们开始讨论第三势力存在的可能性，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暴力的行径其实都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为什么这些本来应该是违禁品的步枪和机关枪能够轻易在市区流通？就好像是突然之间，出现了一大堆全副武装的人，而他们的武器配备已经达到了南非国防军队的标准。当然，后来证实，这些肆意妄为的暴行全部是政府内部某一部分政权搞出来的，意图削弱ANC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但是，却也让4位年轻的摄影师不顾生命的危险直接冲进了这场残酷的冲突的最前沿。” 一个由光圈凝聚出来的世界 事实上，最开始的时候，这4位摄影师都是相当地谦逊，他们只想到的是尽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从没想过可能会收获什么样的名誉或成就，史蒂文•西尔沃说：“其实从他们的立场出发，他们根本不用非得做这些事情，他们完全可以去拍拍拳击比赛或华丽热闹的庆典场面……他们是如此地勇敢，而且胆量非凡，不过我觉得他们从中也得到了巨大的快乐。那种感觉很像是在坐过山车，充满着无与伦比的惊险和刺激，显然他们喜欢这种有形的压力和危机意识——在我看来，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么地高尚或伟大，虽然到了最后，他们所付诸的是如此重要且英勇的行径，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基本没有时间思考，只能依靠本能做出反应。” 身为制片人之一的尼尔•塔巴茨尼克（Neil Tabatznik）一直都是《枪声俱乐部》忠实的拥护者，而且对这部影片拥有的是无法动摇的坚定信念，始终陪伴在史蒂文•西尔沃的身边，可以说是亲自见证了这部作品的发展史，塔巴茨尼克回忆道：“2001年，西尔沃第一次将这个电影概念灌输给了我，他对我说，他要根据4名战地摄影师组成的‘枪声俱乐部’制作一部影片，而我一下子就被他描述的一切给深深地吸引住了……最初的时候，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发生在凯文•卡特身上的一切，他受到了自己照片中的苏丹孤女所带来的震撼的影响力的冲击，觉得自己和他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最终彻底地崩溃并走上了自杀的结局——我们的影片所依据的素材分别来自于《时代周刊》上与卡特有关的报道，不过更多的内容其实是从格雷格•马霖诺维奇和若昂•席尔瓦的回忆录中提炼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事实，西尔沃无疑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完美的改编人选，他对南非拥有的是非常深厚的情感，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更是了如指掌，我想以他在电影行业里的口碑和号召力，势必能为这部影片带来国际化的关注度和连锁反应。” 虽然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枪声俱乐部》的改编意向，可是到影片真正开拍，这中间经历的同样是一条漫长且崎岖的道路，曲折的同时，却也极具纪念意义。完成了早期版本的改编剧本之后，史蒂文•西尔沃和尼尔•塔巴茨尼克带着这个电影计划找到了拉斯洛•巴纳（Laszlo Barna），然后说服他以制片人的身份加入其中……那个时候，来自于加拿大的丹尼尔•艾隆（Daniel Iron）本来担任的只是顾问而已，可是他最终却决定以一位纯粹的制片人的身份参与到影片的幕后制作团队。 丹尼尔•艾隆之所以选择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史蒂文•西尔沃的执导能力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同时他也从影片所关注的话题和素材中嗅到了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戏剧张力，艾隆说：“对于我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电影品质：一方面，你完全可以将《枪声俱乐部》定位成一部动作电影，只不过里面还蕴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娱乐性；另一方面，西尔沃在影片中勾勒出了一些在道德方面模棱两可的问题和画面，可以说是非常地具有耐人寻味的趣味性的……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我最最看重的还是里面通过一系列照片讲述一个故事的引人注目的特性。我还记得，当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对这些照片留下的是什么样的深刻的印象——我感受到的是无法想象的恐惧和震惊，正是这些一张又一张定格的画面，让位于几千英里之外的我也洞悉了那里曾发生过的一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意识到这些照片所能制造出的是什么样伟大的影响力，后来，当我读到了与它们背后的摄影师有关的更加复杂的故事时，我在认知方面也出现了更有层次感的深度，明白了这确实是一首值得讲述出来并让更多的人知道的英雄的赞歌。” 等到了《枪声俱乐部》进入正式拍摄的阶段，因为里面所关注的故事素材所引起的普遍化的不安与不舒服感，也在无形中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挑战，丹尼尔•艾隆描述道：“我们都能了解，将昔日的伤疤再次揭开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但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的是，当我们回到照片曾经定格的那些街区的时候，这里的居民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展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包容力，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如果我们不带任何感情地制作这部影片的话，就没办法理解我们正在面对的其实是一些曾经真实体会过这些可怕的境况的人，你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挖掘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记忆，自然会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心烦意乱，尤其是那些参与到我们的影片的当地人，不啻为一次对精神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与考验——当我们发自内心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反而帮助我们更加知晓我们需要展开的是一场什么样的电影诉求，还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遵循的是什么形式的伦理道德规范，最终都将反馈到我们所构架的影像的世界里。” （文/I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