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
有片源
2018年
剧情：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出行交通工具不断变化，从自行车到私家车，再到飞机高铁，诠释着中国的发展速度。而在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迁徙“春运”也给交通出行带来生动的记忆。
2015年
剧情：这是一个发生在24小时之内的荒诞故事，刚刚丧母的周小铁，为了给母亲买块墓地而重操旧业，奉想要把黑帮事业扩展到一线城市的地方老大“四哥”之命（顾长卫饰），到北京找北漂青年方南讨要一笔债务。而此时的方南正深陷财务危机，为了还债保命，他设计做演员的女友去勾引有钱大老板。在周小铁寻找方南讨债这一猫鼠游戏的过程中，梦想破灭的北漂女演员，独守豪宅的怨妇，身心俱疲的富商，情场失意的草根，四处骗炮的“海龟”导演......所有人的命运在这一夜之间神奇地联系在了一起，汇集成一幕人间悲喜剧。
2011年
导赏：《最爱》是一部由顾长卫执导，章子怡、郭富城主演的电影，是顾长卫“时代三部曲”继《孔雀》《立春》之后的最后一部。它以一个被艾滋病侵蚀的偏远山村为背景，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命运交织，探讨了人性、爱情、尊严以及生命的意义。这部电影不仅是对一个特定社会现象的艺术再现，更是对普遍人性的深刻反思。本片荣获第1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被疾病笼罩的村落，这里的人们因为卖血而不幸染上了艾滋病，生命如同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绝望的环境中，人性的光辉与阴暗面被放大，展现出了复杂而真实的人性画卷。顾长卫导演刻意隐去了疾病的具体名称，意在超越对艾滋病的固有看法，探讨更普遍的人生困境与抉择。影片采用了平视化的视角，通过已故的小鑫的叙述，为影片增添了魔幻色彩，同时也淡化了悲剧色彩，引导观众以一种更为理性和冷静的态度去思考影片中的人物和事件。这种视角的运用，使得影片不局限于对特定群体的描绘，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泛的人性问题。《最爱》展现了困境中的众生相。无论是粮房的直率与私心，还是商琴琴的虚荣与真诚，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性格。顾长卫通过精准的事件选择和深刻的精神把握，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不是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在生存的边缘挣扎的普通人。影片的主线聚焦在商琴琴和赵得意的爱情故事上。这段爱情虽然发生在绝境之中，却也展现了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两人的关系从偷情到公开，再到最终的相濡以沫，这一过程虽然充满了争议，但也体现了对生命尊严的坚守。然而，影片在处理这段爱情时，并未过分渲染其美感，而是保持了一种真实与克制，使得这段爱情更加贴近人心。在手法上，《最爱》尝试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一些超自然现象和动物的灵性，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但同时，这种尝试也面临着观众接受度的挑战。顾长卫在影片中对魔幻元素的运用，既有对现实批判的深度，也有对人性美好的向往，这种艺术探索体现了导演对电影语言的大胆尝试和创新。然而，影片在叙事上存在一定的断层和沉默，部分情节的跳跃和抒情的突兀，可能是由于影片在后期剪辑中的删减所致。这种不连贯的叙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的观影体验，但也为影片增添了更多的解读空间，使得每个观众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最爱》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和社会现象的电影，它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展现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顾长卫导演通过这部电影，不仅呈现了一个特定环境下的人生百态，更是对普遍人性的深度挖掘和思考。（编辑；赵敏）
2007年
导赏：《立春》是顾长卫执导，并由其妻子蒋雯丽主演的一部剧情片，凭借该片蒋雯丽赢得了罗马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桂冠。影片讲述的是80年代一个小县城里王彩玲等艺术青年在追梦过程中理想不断与现实发生碰撞，最后发现理想终究抵不过现实，而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故事。与大多数的追梦电影不同，《立春》打破了励志套路，不是努力追梦就会获得成功，而是用最朴实无华，最现实的形式体现最平常的故事。2005年的《孔雀》是以另一种姿态关照城市的历史，那是一种小城文化，是更直接，更深刻地在城乡两种文明之间作出痛苦的游走。《孔雀》中总想放飞理想的姐姐，包括那个跑出去又了无生趣折回来的弟弟，都在表明乡土文明的强悍。顾长卫的新作《立春》则又把背景选择在一个城市——包头。通过几个女人的郁郁寡欢，再度阐释理想与现实天然敌对这一母题。《立春》中采用了独特的叙事结构，将时间的顺序与段落式的社会描摹相结合，通过王彩玲的生命历程，串联起其他人物的故事，形成了一部社会长卷式的叙事。这种叙事方式，既展现了个体命运的波折，也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影片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深度。影片在视听语言上也颇具特色，歌剧、绘画、芭蕾等艺术形式被巧妙地融入到叙事之中，成为人物情感和理想的载体。这些艺术形式的唯美与人物的平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强化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同时，影片还通过北京城市和普通话的外在意象，与小镇的生存空间形成对比，凸显了小人物在理想追求中的孤独与无助。《立春》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电影，它以真实的笔触描绘了一群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展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成长。影片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社会变革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顾长卫通过这部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挑战的时代画卷，让我们在回望过去的同时，也对生活和艺术有了更多的思考。（编辑：赵敏）
2005年
导赏：《孔雀》讲述了1976年至1984年间一户普通百姓五口之家真实琐碎的生活，影片分段落分别描述了三个年轻人各自的一段生命历程与生命状态，事关理想的追求与幻灭。题材选择扎实厚重，对国内外观众都具有强烈地吸引力，美学的运用亦有惊人之处。作为顾长卫的处女作，该片仍保留了他在第五代摄影风格中的摄影观念，用平静的镜头语言和转换视角的叙事手法去营造《孔雀》自在而恬淡的氛围。但却没有第五代导演习惯的、文以载道的妄念，而最终却是一次向人性深处的远行，尽管小径分叉、水雾迷离。它讲述了一座北方小城里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重点落在三位儿女身上，这是一部自诩云淡风清的中年人追忆、反省青年时代的电影，定有顾长卫自己的逝梦与心结藏在里面。基于纪实主义风格的镜头运用，影片中多次使用固定景深长镜头，让人物或者事件的发生过程完整的呈现在镜头中，这种镜头也是文艺片中常见的镜头形式。此镜头语言，让这一时空的感情凝结，强化了艺术感染力，让观众在这种固定的客观视点去感受镜头里的内部变化所带来的情感流动。此外，作为摄影师出身的顾长卫导演擅长用多种构图方式来放大人物的感情状态，例如把人物置身在一些物体的周围，或者两侧，来实现框架感，片中多处有人物被窗户，门框挡住的镜头，实际上也是他们这种家庭在社会环境中的真实写照。导演企图通过空间的内部运动和镜头配合在一起，达成这种美学风格。影片的旁白也体现出导演对影片的独特情感，平实冷静又克制的镜头下，是这个小家庭乃至万千家庭的真实写照，一家人去看孔雀开屏，当所有人喊他的时候爱答不理，只有孔雀独自一人的时候，它才开屏，不让别人看见，对梦想的绚烂多彩却只能沉浮于当下生活的无奈窘境，生活本身的复杂和矛盾，亦是如此。（编辑：赵敏）
1993年
导赏：《霸王别姬》是中国导演陈凯歌的杰作，它不仅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历史与文化的影片，也是一次对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京剧的深情致敬。这部电影通过其复杂的叙事结构、丰富的视觉风格和深刻的主题内涵，展现了中国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风云，以及个体在这一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变迁。影片的故事围绕着两位京剧演员程蝶衣和段小楼的一生展开，他们的关系如同京剧舞台上的霸王与虞姬，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程蝶衣由张国荣扮演，他的表演既展现了角色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也揭示了内心深处对师兄段小楼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超越了性别的界限，体现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陈凯歌在影片中巧妙地运用了京剧这一元素，将其作为叙事的核心和视觉的象征。京剧不仅是影片的背景，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京剧，陈凯歌探讨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以及个体在社会与历史压力下的挣扎。影片中的京剧表演不仅是艺术的展示，也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映射。《霸王别姬》的叙事结构复杂而精巧，它通过程蝶衣和段小楼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影片通过个人的命运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历史波澜。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人命运的交织，使得影片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感和命运感。影片的视觉风格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陈凯歌与摄影师合作，创造出了一种既有中国传统美学特色，又具有现代电影语言的视觉效果。影片的色彩运用、场景设计和摄影技巧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盛宴。然而，影片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其深刻的主题内涵。《霸王别姬》不仅是一部关于京剧和艺术家的电影，它还深入探讨了忠诚与背叛、爱情与欲望、艺术与政治等多重主题。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在历史的洪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的选择和牺牲都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霸王别姬》是一部值得反复观看和深入研究的电影。它不仅展现了陈凯歌导演的高超技艺，也体现了中国电影在艺术探索上的深度和广度。这部电影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一次致敬，也是对人性、历史和社会的一次深刻反思。通过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也看到了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挣扎与成长。《霸王别姬》是一部永恒的电影经典，它将继续启发和影响着未来的电影制作和观众。（编辑：赵敏）
导赏：《狭路英豪》是一部风格独具的影片，港式警匪追逃元素的融入让本片发展跌宕起伏，线性叙事紧凑富有张力，危机四伏的押送过程令观众保持高度紧张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节设置扣人心弦，精心设计的动作场面如那达慕大会上的近身搏斗令人目不暇接、飞车追逐令人心惊胆战、村庄枪战迅捷利落，配合快速剪辑和灵活自如的移动摄影，为观众营造了紧张刺激的观影体验。公路片元素的融入为叙事增加了新奇色彩，雷小宝一路押送陈子良从呼和浩特到北京、武汉和广州，地点不断变换，路程也惊心动魄、荡气回肠，逃亡途中的险象环生亦令人深思人性的善与恶。本片的摄影由顾长卫担纲，明黄、深红等色彩使用浓烈而大胆，使本片充溢着热血与豪迈的激情，镜头运动流畅自然，多角度机位的把控使视角灵动全面，对那达慕大会的磅礴生命力、祝酒歌悠长吟唱的忠实纪录向观众传递了蒙古草原上的独特民族风情。《狭路英豪》的人物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姜文饰演的雷小宝独具性格魅力与张力，勇敢正直是他的性格底色，矫健的身手和勇猛的身姿之下是高昂的生命力和不服输的男儿气概，豪情万丈亦不失细腻柔情，其与陈子良患难之交的友情塑造亦生动深刻，两人不打不相识，在逃亡过程中慢慢加深了解，摆脱了对彼此的偏见，雨夜对打后仍能不计前嫌把酒言欢是洒脱豪迈的人生态度，一同烧香祈福和村庄枪战的鼎力相助则是人性之善的最好表达。陈子良无辜受冤，其对正义的信任令人动容；雷小健作为雷小宝的妹妹，她与陈子良之间爱情的坚持与自我的牺牲则为影片增添了几分柔情和感性。《狭路英豪》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紧凑连贯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影像风格令人影响深刻，值得一看。（编辑：刘若能） 
1990年
导赏：张艺谋的电影《菊豆》是一部深刻揭示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秩序对人性扭曲与摧残的作品。影片通过菊豆、天青、天白三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展现了封建社会中个体欲望与社会伦理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人性的深刻影响。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一个封闭、落后的小镇染坊成为了故事的主要舞台。这里的环境，如同一个微观的社会，反映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染坊的主人杨金山，一个冷酷、残暴的封建父权象征，对妻子菊豆的虐待，以及对养子天青的压迫，展现了封建社会中权力与性别的不平等。菊豆的形象则代表了封建社会中受压迫的女性，她在欲望与伦理的夹缝中挣扎，试图寻找自我解放的可能。而天青的角色则更为复杂，他既是封建伦理的受害者，也是其执行者，他的性格缺陷和软弱无能，最终导致了他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菊豆》在视觉艺术上的表现力尤为突出。张艺谋巧妙地运用色彩、光影、构图等电影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视觉世界。影片中的红色染布，既是染坊的主要元素，也是对人物情感和命运的隐喻。红色在中国文化中通常象征着喜庆和热烈，但在《菊豆》中，它却成为了悲剧的预兆，染布的色彩变化与人物命运的起伏相互呼应，增强了影片的戏剧张力。影片的听觉艺术也同样出色。传统乐器埙的声音贯穿全片，其深沉、哀婉的音色，与影片的悲剧氛围相得益彰。埙的声音仿佛是从远古传来的叹息，诉说着人物无法逃脱的命运。此外，影片中的音乐和音效，如染坊中的水声、脚步声，都精心设计，以增强场景的真实感和情感的传达。《菊豆》的叙事结构紧凑而有力，通过菊豆、天青和天白三个人物的命运交织，展现了封建伦理道德对个体命运的深远影响。影片的结尾，菊豆在绝望中放火烧毁了染坊，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封建伦理的反抗，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无奈接受。这一场景的视觉冲击力极强，火焰的红色与染布的红色相互映照，形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菊豆》是一部深刻揭示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对人性摧残的电影。它通过精心构建的视觉和听觉艺术，以及紧凑的叙事结构，展现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悲惨的命运。张艺谋通过这部作品，不仅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也对人性、伦理和社会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思考。该片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编辑：赵敏）
1989年
导赏：《代号美洲豹》在张艺谋的作品谱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标志着他对于商业片类型探索的开始。在1989年这部影片上映的年代，中国电影市场中对于商业片的研究还比较缺乏，让这部作品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误读，也对张艺谋的创作之路产生了影响。《代号美洲豹》的故事杂糅了动作电影、政治电影的一些元素，讲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因阻止劫机事件携手合作，共同消灭了恐怖分子的故事。演员葛优作为男主角首次挑战了残忍的恐怖分子一角，在劫持私人飞机飞往中国大陆后提出要联系中国台湾当局释放被捕的匪首刘庭君的条件，谈判过程中，不惜杀害人质。与张艺谋多次合作的巩俐则在片中饰演飞机上的女护士，作为内应参与劫机，在目睹人质被残忍杀害后，陷入了良心的谴责。影片最大的看点来自反劫机的过程和海峡两岸的故事背景，张艺谋在封闭的机舱空间内和谈判过程中成功营造出紧张的氛围，特战队员的牺牲和人质遇害更塑造出恐怖分子残忍的一面，为最终歼灭战打下了情绪基础。在画面风格上则有着张艺谋一贯的粗犷，多次出现的停机坪杂草和在如血般红日中直升机起降的画面极具美感。伴随着突击队员前行的手持摄影跟拍和狙击手夜视仪中的场面则有了一些探索的意味在其中，是同时期中国电影中并不多见的。这部电影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照片蒙太奇的使用。受制于拍摄条件限制，对于驻京外国记者对事件的反应、两岸人员密会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等地街景的呈现都是用照片快速剪辑在一起的，延展了故事的空间。但是这部电影中人物背景交代不清、故事情节编造痕迹明显的问题也是很突出的，使之未能进入张艺谋早期经典作品的行列。（编辑：方舟）
1988年
导赏：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由张艺谋执导。1988年《红高粱》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还斩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在张艺谋的影像世界中，《红高粱》以其粗犷的生命力为第五代导演的亮相奠基。故事里有两股对抗性力量：一边是压抑人性的旧规矩，一边是追求自由的本能。比如患麻风病的酒坊老板象征着腐朽的旧制度，九儿的改嫁本质上是对宗法权威的僭越，而余占鳌抢夺掌柜棺木的行为，则完成了对封建权威符号的彻底摧毁。影片中，轿夫们抬轿时汗水滴入黄土的镜头，高粱地里野合时压倒的高粱形成天然祭坛，这些充满原始力量感的场景，都隐喻着整个民族生存的韧性和活力。影片里有很多颠覆传统的设计：粗野的颠轿仪式把婚礼变作闹剧，用尿酿酒打破雅俗界限，嘶吼的祭酒歌让庄严仪式变得狂放。这些看似荒诞的安排，实则构成了对传统历史书写的自觉疏离。这些仪式大多并不存在于现实，而是为了荒诞感虚构出来的“伪民俗”，以此服务于影片的哲学表意。导演无意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模糊和淡化了具体人物背景和空间信息，让故事超越某个特定时代，成为关于人性解放的民族寓言。在美学层面，张艺谋将红色推向极致——红盖头表意禁锢，红高粱外显欲望，红日张扬生命，最终的血海则成为集体祭献的圣坛。这种极致的色彩使用彰显着原始的生命力。就像最后漫天血红的超现实画面，把个人故事升华为整个民族抗争与重生的象征。反复出现的太阳意象，从开篇穿透晨雾的朝阳，到结尾日食时天地同暗的悲壮，就像生命的轮回——毁灭与新生永远交替。《红高粱》的先锋性在于其将民族叙事从传统话语中解放，还原为生命本真的狂欢。在血红的高粱地与灼目的太阳之间，张艺谋完成了对中国电影美学的重构，让中国银幕上如此赤裸地展现出原始生命的壮美与残酷。（编辑：王梓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