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

Hsiao-hsien Hou
有片源
2018年
导赏：《宝贝儿》是一部现实题材影片，电影通过江萌的故事，探讨了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和关爱。江萌作为一个先天缺陷的弃儿，长大后对先天患儿十分上心，她竭力拯救一个被父母放弃的缺陷婴儿，其中她不断的尝试与努力，即便是与法律背道而驰。影片通过江萌与寄养家庭的母亲之间的感情，展现了亲情之间的牵绊和努力生活的精神，这种平淡的叙事手法也让观众能够更真实地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影片用冷静、疏离的客观视角叙述故事，镜头始终围绕、跟随着江萌，现实就从她的所见所闻里逐渐被构建，被感知。在自然实景里采用长镜头手持晃动跟拍，减少使用调动情绪的配乐，这种有纪实感的视听风格既可以在达内兄弟的电影里见到，在法哈蒂的电影里见到，也能在一系列罗马尼亚新浪潮的作品里见到。拯救被弃婴儿是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重要催化剂，过程中江萌也受到了多重阻力，她因为成年要离开寄养家庭，因为帮助受助儿主张权利而失掉工作。在感情方面，因为要救助女婴，她不得不求助自己的哑巴男友，而哑巴男友一直对她的诸多选择不理解，原本可以拥有平静幸福的生活，但因为彼此自身的经历，最终决定一起救助。因为伦理道德的救助，选择偷偷抱走孩子，引发媒体的关注，使得本来不幸的家庭引来更多的网络暴力，矛盾升级，将剧情推向高潮。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杨幂饰演的江萌，头发散乱，满脸雀斑，灰头土脸又弱不禁风，不仅颠覆形象，还在戏里挑战说南京话，比手语。在对于救助女婴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温暖与人性的光辉，影片中配角们的表演也非常出色。王院长的琐碎与温暖，在生活的残忍中尽己所能关照着不幸的群体。每每发生冲突的时候，她充当双方的润滑剂。马鞍山的片警也非常真实，貌似严厉的外表下，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也给予了各种方便。面对无肛女婴的人伦悲剧，他的身份能做的非常有限，法理与情理之间也很难平衡，但是一次次出警也表现了他的尽职尽责。看似强硬的外壳下，也有着温暖的保护色。郭京飞扮演的女婴的父亲也可圈可点，对于这个人物的表现，影片没有把他简单变成一个反面形象，他的疲惫、他的茫然、他的纠结和痛苦，使得这个遭受打击的中年男人形象真实可信。江萌让他一次次做出选择的过程中，使他在情绪上彻底崩溃。电影的结尾或许并不是大众期待的完美结果，但这也正是导演通过现实化的创作展现出生活的真相，同时引发观众对这一人伦悲剧进行思考。（编辑：王晶）
2011年
导赏：“家”是中国人心中最原始的乡土，情感最深处的寄托，“归乡”亦是漂泊无定的游子们最深沉的渴望，随着乡土逐渐渗入全球性的运作空间，乡吐与异乡的概念不再明显，人人均外客，无处是故乡。《到阜阳六百里》一片将视角对准春运、打工、乡愁、众生百态，讲述了阜阳女青年曹俐在上海的底层挣扎求生，同乡狗哥搞来一辆破旧巴士，邀她去推销阜阳的返乡车票，最终打工的阿姨们上了车，无家可归的她却留在了上海。影片中的对白、独特的上海地域色彩以及生活化程度非常真实。导演邓勇星是在上海工作了六年的台北人，这个回家的故事对于他来说有特别的意义，2009年母亲临终前，他允诺要拍一部电影给她看，《到阜阳六百里》成了他释放思念的含蓄方式，而从上海到台北也刚好是六百公里，冥冥中这也是他回家的路。为了仅用18天就完成的拍摄，导演花了一年拍摄纪录片，观察和记录这个繁华大都市底层人群的生活状态，并启用大量非职业演员，以粗粝的质感呈现真实的巨大力量。创作源头是报纸上的一个故事，一群在上海打工的安徽阿姨因为买不到回家过年的票，索性自己拼了一台旧车，凑够人数以后开回了家。导演被阿姨们迫切回家的心情深深触动，于是他着手开始拍纪录片，深入了解这群阿姨的生活，故事片的剧本就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成形了。影片的视听语言保持着自然清新的风格，导演用一种近乎执拗的忠实来记录异乡人在他乡漂泊时的真实姿态，大巴车座位缝隙中熟睡的人脸，女主回家时途径的小巷与门廊，人间百态，皆为人生。电影全片只有八十多分钟，但它讲的却是一批外出打工者的群像，是一群人的史诗。从钟点工、KTV服务员到街头派发小广告的小哥，他们从农村远道而来，涌入城市，建造城市，像候鸟一样迁徙。此外，导演也承袭了本片监制侯孝贤的写实美学，一直保持对时间的耐心，鲜少用剪辑来打断人物状态。他会用十秒的时间来拍野猫在弄堂屋檐上发呆，用二十秒的时间来拍人们推着自行车上坡，用三十秒的时间来拍窗外树荫在卧躺小孩身上的光影流遍。本片在真实呈现人物状态的同时，也重视光影的变化。三个在异乡相互依偎的孤独客在拥挤的小店中喝酒，散射着冷光的小店窗外是暖色路灯下飘雪的街道，冷暖色的前后景对比，暗示酒桌上的短暂欢笑后是三人融入城市的屡屡碰壁。异乡人在外乡中怎样谋取生存之道？怎么回避离开的过去和回不去的现实？怎么在日益分裂的自我认同中寻求统一？可能，影片的最后，每个观众都会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答案。（编辑：王斯笳）
2010年
导赏：讲述上海的百年的变迁
1991年
导赏：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部深刻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悲剧的杰作，它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悲惨命运。这部电影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通过电影语言的重新诠释，将小说中的叙事框架转化为影像，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反思。影片的视觉冲击力首先来自于其精心设计的色彩运用。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喜庆和热烈，但在这部电影中，红色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它既是权力和欲望的象征，也是压抑和悲剧的暗示。影片中的红灯笼，既是对传统民俗的描绘，也是对女性命运的隐喻。当灯笼被点亮时，它映照出的是妻妾们争宠的悲哀，而当灯笼被熄灭，它则预示着她们命运的终结。这种色彩的对比和象征，使得影片在视觉上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于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深刻思考。音效的运用也是影片的一大亮点。传统京剧的锣鼓声和唱腔，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民族特色，也加深了影片的悲剧色彩。影片中的音乐与画面紧密结合，通过声音的高低、节奏的快慢，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社会的压抑氛围。特别是影片结尾处的清唱，其飘渺的歌声不仅让人感受到三姨太死后的恐怖，也暗示了封建社会黑暗势力的无处不在。镜头的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视觉效果和叙事深度。影片中大量使用了定格和特写镜头，通过纵深空间的构图和左右两面墙的压抑感，营造出一种沉重、苦闷、压抑、悲凉的基调。这种镜头语言不仅展现了陈府的幽深和安静，也表现了女性角色的沉重和无奈。特别是三太太梅珊被秘密处死的场景，通过主观镜头和快速切换的特写，将女主人公的不安、恐惧、怀疑的心情充分传递给观众，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黑暗、压抑的时代。《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了高度，也在文化批判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通过色彩、音效、镜头等电影语言的运用，展现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每一个画面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部视觉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值得反复品味和思考。（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