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Yi Mou Zhang

有片源
2021年
导赏:在中国电影的长河中,谍战片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片,承载着深刻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张艺谋,这位享誉国际的导演,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精湛的电影语言,首次尝试谍战题材,带来了《悬崖之上》这部作品。这部电影不仅是对传统谍战片类型的一次致敬,更是在叙事手法和美学表达上的一次大胆创新。《悬崖之上》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影片通过四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的视角,展现了他们在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中所遭遇的重重危机。这部电影在叙事上采用了一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将观众的视角与主人公的视角紧密绑定,使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体验到角色的心理变化和情感冲突。在美学风格上,张艺谋巧妙地运用了黑白色调和持续的雪景,构建了一种冷峻、压抑的视觉氛围。这种视觉风格不仅与影片的谍战主题相得益彰,更是对那个时代历史氛围的一种再现。影片中的“雪一直下”不仅是一个视觉符号,更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隐喻,象征着革命者在黑暗中的坚持与牺牲。张艺谋通过这种独特的视觉语言,让观众在感受视觉冲击的同时,也能够体会到角色的情感深度。影片在人物塑造上同样展现了张艺谋的深厚功力。与传统谍战片中的英雄形象不同,《悬崖之上》中的特工们并非无所不能,他们有着自己的恐惧和犹豫,甚至在关键时刻会做出违背特工原则的选择。这种人物设定使得角色更加立体,也更加真实。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有着自己的背景故事和情感纠葛,这些故事和纠葛在紧张的谍战氛围中逐渐展开,为影片增添了更多的人性光辉。《悬崖之上》打破了传统谍战片的悬疑布置方式,采用了一种“明牌”的叙事手法,让叛徒、潜伏者等角色提早浮出水面。这种叙事策略使得影片的悬念不再仅仅依赖于“谁是卧底”的猜谜游戏,而是转向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道德选择。影片通过这种叙事方式,让观众对角色产生了更深的同情和理解,从而引发了对人性、信仰和牺牲的深刻思考。此外,影片在音乐和剪辑上也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紧张的情节伴随着扣人心弦的音乐,使得影片的节奏感和紧张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剪辑上则巧妙地运用了闪回和蒙太奇手法,将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回忆交织在一起,为影片增添了更多的层次感和艺术深度。《悬崖之上》是一部在叙事和美学上都极具探索精神的电影。它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紧张刺激的谍战故事,更是通过这个故事,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性、信仰和牺牲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张艺谋通过这部电影,再次证明了他作为一位电影大师的艺术魅力和创新能力。《悬崖之上》不仅是对中国谍战电影传统的一次致敬,更是对这一类型片的一次成功的创新和拓展。(编辑:赵敏)
2018年
2016年
1997年
导赏:《有话好好说》这部风格凌厉的都市喜剧,解剖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上人与人沟通的困境与焦躁状态。在北京胡同间游走的摄像机,将城市变成一座沸腾的噪音剧场。手持摄影的晃动与混乱在此片成为内心世界的外在视觉化,配合非常规构图和畸变的面部特写将摇晃的镜头重新定义为新潮与癫狂的并列存在,赵小帅追逐、被群殴、砍人的“行为艺术三部曲”配合混乱的背景音乐和令人不安的炫目红绿色光,这种躁动不安的影像风格,在生理眩晕中直接体验到角色内心的失衡状态。《有话好好说》成为情绪的有力宣泄,无论是安红楼下的呐喊、赵小帅提刀对赵德龙的报复,还是餐馆谈判与闹事,角色始终处于情绪的失控与拒绝沟通的状态,“安红,我想你!”句被大喇叭循环播放的求爱宣言,可能是最具破坏力的爱情告白。赵小帅雇佣农民工在楼下喊话的桥段,将私人情感异化为公共场域的噪音污染。晃动的画面里充斥着汽车鸣笛、工地噪音、市井叫骂的混响,精准复刻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市化进程中特有的焦虑频率。《有话好好说》以黑色幽默实现的有意身份错位,使暴力完成了对理性的反向驯化。李保田饰演的知识分子张秋生与赵小帅大谈孔孟,他原本是秩序的坚决拥护者,却因一场荒诞的电脑纠纷被迫卷入暴力漩涡。当他试图用道德和法律劝阻赵小帅,最后却被“菜刀加搬砖”的双保险无奈解构。张秋生从劝架者逐渐异化为暴力的共谋,当影片结尾这个文弱书生手持菜刀接替了赵小帅癫狂的状态,摒弃了文明而以暴力诉诸手段;张秋生终于学会用酒瓶敲碎知识分子的矜持,赵小帅开始理解法律的意义,这种看似完美的和解与残存的、对话的可能性则成为社会转型期最辛辣的注脚。(编辑:刘若能)
1991年
导赏: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部深刻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悲剧的杰作,它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悲惨命运。这部电影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通过电影语言的重新诠释,将小说中的叙事框架转化为影像,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反思。影片的视觉冲击力首先来自于其精心设计的色彩运用。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喜庆和热烈,但在这部电影中,红色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它既是权力和欲望的象征,也是压抑和悲剧的暗示。影片中的红灯笼,既是对传统民俗的描绘,也是对女性命运的隐喻。当灯笼被点亮时,它映照出的是妻妾们争宠的悲哀,而当灯笼被熄灭,它则预示着她们命运的终结。这种色彩的对比和象征,使得影片在视觉上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于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深刻思考。音效的运用也是影片的一大亮点。传统京剧的锣鼓声和唱腔,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民族特色,也加深了影片的悲剧色彩。影片中的音乐与画面紧密结合,通过声音的高低、节奏的快慢,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社会的压抑氛围。特别是影片结尾处的清唱,其飘渺的歌声不仅让人感受到三姨太死后的恐怖,也暗示了封建社会黑暗势力的无处不在。镜头的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视觉效果和叙事深度。影片中大量使用了定格和特写镜头,通过纵深空间的构图和左右两面墙的压抑感,营造出一种沉重、苦闷、压抑、悲凉的基调。这种镜头语言不仅展现了陈府的幽深和安静,也表现了女性角色的沉重和无奈。特别是三太太梅珊被秘密处死的场景,通过主观镜头和快速切换的特写,将女主人公的不安、恐惧、怀疑的心情充分传递给观众,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黑暗、压抑的时代。《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了高度,也在文化批判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通过色彩、音效、镜头等电影语言的运用,展现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每一个画面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部视觉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值得反复品味和思考。(编辑:赵敏)
1990年
导赏:张艺谋的电影《菊豆》是一部深刻揭示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秩序对人性扭曲与摧残的作品。影片通过菊豆、天青、天白三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展现了封建社会中个体欲望与社会伦理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人性的深刻影响。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一个封闭、落后的小镇染坊成为了故事的主要舞台。这里的环境,如同一个微观的社会,反映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染坊的主人杨金山,一个冷酷、残暴的封建父权象征,对妻子菊豆的虐待,以及对养子天青的压迫,展现了封建社会中权力与性别的不平等。菊豆的形象则代表了封建社会中受压迫的女性,她在欲望与伦理的夹缝中挣扎,试图寻找自我解放的可能。而天青的角色则更为复杂,他既是封建伦理的受害者,也是其执行者,他的性格缺陷和软弱无能,最终导致了他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菊豆》在视觉艺术上的表现力尤为突出。张艺谋巧妙地运用色彩、光影、构图等电影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视觉世界。影片中的红色染布,既是染坊的主要元素,也是对人物情感和命运的隐喻。红色在中国文化中通常象征着喜庆和热烈,但在《菊豆》中,它却成为了悲剧的预兆,染布的色彩变化与人物命运的起伏相互呼应,增强了影片的戏剧张力。影片的听觉艺术也同样出色。传统乐器埙的声音贯穿全片,其深沉、哀婉的音色,与影片的悲剧氛围相得益彰。埙的声音仿佛是从远古传来的叹息,诉说着人物无法逃脱的命运。此外,影片中的音乐和音效,如染坊中的水声、脚步声,都精心设计,以增强场景的真实感和情感的传达。《菊豆》的叙事结构紧凑而有力,通过菊豆、天青和天白三个人物的命运交织,展现了封建伦理道德对个体命运的深远影响。影片的结尾,菊豆在绝望中放火烧毁了染坊,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封建伦理的反抗,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无奈接受。这一场景的视觉冲击力极强,火焰的红色与染布的红色相互映照,形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菊豆》是一部深刻揭示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对人性摧残的电影。它通过精心构建的视觉和听觉艺术,以及紧凑的叙事结构,展现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悲惨的命运。张艺谋通过这部作品,不仅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也对人性、伦理和社会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思考。该片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编辑:赵敏)
1989年
导赏:《代号美洲豹》在张艺谋的作品谱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标志着他对于商业片类型探索的开始。在1989年这部影片上映的年代,中国电影市场中对于商业片的研究还比较缺乏,让这部作品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误读,也对张艺谋的创作之路产生了影响。《代号美洲豹》的故事杂糅了动作电影、政治电影的一些元素,讲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因阻止劫机事件携手合作,共同消灭了恐怖分子的故事。演员葛优作为男主角首次挑战了残忍的恐怖分子一角,在劫持私人飞机飞往中国大陆后提出要联系中国台湾当局释放被捕的匪首刘庭君的条件,谈判过程中,不惜杀害人质。与张艺谋多次合作的巩俐则在片中饰演飞机上的女护士,作为内应参与劫机,在目睹人质被残忍杀害后,陷入了良心的谴责。影片最大的看点来自反劫机的过程和海峡两岸的故事背景,张艺谋在封闭的机舱空间内和谈判过程中成功营造出紧张的氛围,特战队员的牺牲和人质遇害更塑造出恐怖分子残忍的一面,为最终歼灭战打下了情绪基础。在画面风格上则有着张艺谋一贯的粗犷,多次出现的停机坪杂草和在如血般红日中直升机起降的画面极具美感。伴随着突击队员前行的手持摄影跟拍和狙击手夜视仪中的场面则有了一些探索的意味在其中,是同时期中国电影中并不多见的。这部电影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照片蒙太奇的使用。受制于拍摄条件限制,对于驻京外国记者对事件的反应、两岸人员密会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等地街景的呈现都是用照片快速剪辑在一起的,延展了故事的空间。但是这部电影中人物背景交代不清、故事情节编造痕迹明显的问题也是很突出的,使之未能进入张艺谋早期经典作品的行列。(编辑:方舟)
1988年
导赏: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由张艺谋执导。1988年《红高粱》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还斩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在张艺谋的影像世界中,《红高粱》以其粗犷的生命力为第五代导演的亮相奠基。故事里有两股对抗性力量:一边是压抑人性的旧规矩,一边是追求自由的本能。比如患麻风病的酒坊老板象征着腐朽的旧制度,九儿的改嫁本质上是对宗法权威的僭越,而余占鳌抢夺掌柜棺木的行为,则完成了对封建权威符号的彻底摧毁。影片中,轿夫们抬轿时汗水滴入黄土的镜头,高粱地里野合时压倒的高粱形成天然祭坛,这些充满原始力量感的场景,都隐喻着整个民族生存的韧性和活力。影片里有很多颠覆传统的设计:粗野的颠轿仪式把婚礼变作闹剧,用尿酿酒打破雅俗界限,嘶吼的祭酒歌让庄严仪式变得狂放。这些看似荒诞的安排,实则构成了对传统历史书写的自觉疏离。这些仪式大多并不存在于现实,而是为了荒诞感虚构出来的“伪民俗”,以此服务于影片的哲学表意。导演无意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模糊和淡化了具体人物背景和空间信息,让故事超越某个特定时代,成为关于人性解放的民族寓言。在美学层面,张艺谋将红色推向极致——红盖头表意禁锢,红高粱外显欲望,红日张扬生命,最终的血海则成为集体祭献的圣坛。这种极致的色彩使用彰显着原始的生命力。就像最后漫天血红的超现实画面,把个人故事升华为整个民族抗争与重生的象征。反复出现的太阳意象,从开篇穿透晨雾的朝阳,到结尾日食时天地同暗的悲壮,就像生命的轮回——毁灭与新生永远交替。《红高粱》的先锋性在于其将民族叙事从传统话语中解放,还原为生命本真的狂欢。在血红的高粱地与灼目的太阳之间,张艺谋完成了对中国电影美学的重构,让中国银幕上如此赤裸地展现出原始生命的壮美与残酷。(编辑:王梓苡)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