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羚

Ling Li
有片源
1988年
剧情： 中国末代皇帝在文秀离婚、婉容成疯、谭玉龄已死的情况下通过照片圈定了李玉琴，年仅15岁的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皇妃。出身清苦的李玉琴逐渐习惯了皇宫的生活。不久，日本战败，复国梦灭的溥仪想前往日本避难，却被苏军拦下押往远东。解放前，来到天津的李玉琴顾不上娘娘的身份，靠织手工度日。与溥仪分手10年，李玉琴决定去抚顺看望在押的溥仪，并提出离婚。溥仪面对当年信物，两行眼泪夺眶而出。
剧情： 十年动乱中，村党支部书记领纯朴的下乡女知识青年乔叶叶去认村中的“四类分子”。而在与“四类分子”金召打交道的过程，却令金召和叶叶在彼此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叶叶因体弱，被组长宋侃调到伙房帮忙，朴实憨厚的青年厨师盼雨对她非常照顾，引起另一知青组长尤端阳的不满，认为这是助长了叶叶的弱点。但她却又认为盼雨与叶叶如果能结合，是知青与贫下中农结合的典型。在明知宋侃对叶叶也有意的情况下，尤端阳动员叶叶与盼雨结合。而二人婚后不久，盼雨就不幸病逝，留下了有身孕的叶叶。动乱结束后，宋侃和尤端阳考上大学离开，叶叶独守空房。金召平反后依靠学识和勤奋致富，并袒露了对叶叶的爱，而宋侃去对叶叶却很冷漠。叶叶感到彼此间的距离已越来越远，告诉他将和金召结婚。宋侃如释重负，叶叶沿着村路回到了她的第二故乡。
1986年
剧情： 茫茫西北大漠，一辆牦牛车载着三个年轻人踯躅行进。姑娘申丝、青年大路与小姑娘圆圆三人萍水相逢，结伴去驼驿劳改农场探望亲人。在农场探视室里，善良的申丝带给弟弟申炎最爱吃的东西和衣物，并向他叙说美好的回忆，想通过这些唤醒弟弟麻木的心灵，但申 炎却始终一言不发。时间到了后，申炎拿起东西头也不回地走了。但就在铁门要将他们分开时，申炎突然扑向门前，抓着铁栏杆高喊：“姐姐，等着我！”申丝顿时泪如雨下。大路在牧羊区见到了妹妹方方。两人千言万语却无从说起，方方捧起母亲的照片放声大哭，大路也用充满泪水的双眼爱怜地看着妹妹。在农场招待所里，小圆圆告诉申丝和大路自己见到了哥哥，并将玩具小汽车送给了他。在最后一个冬日里，申丝、大路和圆圆离开了劳改农场。天空深处响起一声春雷，唤醒着冬眠在罪恶中的灵魂。
1984年
导赏：《黄山来的姑娘》围绕女青年龚玲玲生活境遇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以及主人公在其间的成长。该片全部用实景拍摄，齐、柳、周家除了几件主要家具为色调、风格协调统一做了调整外，大部分是原主家生活的自然状态。导演还在街道、市场有选择地进行“偷拍”，把镜头直接插到了生活之中，给人以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女演员李羚的表演朴素、自然、生活化，塑造了龚玲玲这样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伺候人的小老妈，又与那种在城里混久了、颇通世故的老保姆俨然有别。在精神、气质、风貌以至感觉上，李羚以准确的艺术把握，使这个普通的小人物，成为我国新时期城市与农村、尊重社会性劳动的新观念与所谓主与仆的旧观念这样双重交叉点上的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坐标。该片助李羚获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是其艺术生涯中的里程碑。虽然没有大场面大题材，但在观察社会、剖析家庭、反映人生方面，却有新颖、独到之处，“使纪实性的艺术探求与典型化的形象刻画水乳交融，显示出散文电影所独有的魅力”。它通过玲玲先后在三个不同家庭当保姆的生活侧面，描写了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其中也展现了北京市井生活的崭新画卷，作为背景还透露出我国农村经济变革的生动信息。在第十四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展映，被苏联当地《电影艺术》杂志评价道：透过犹如纪录片般准确的一个可视系列的生活描写，透过反映了其他中国人的观点、理想、希望的角色自然真诚的表达。我们可以明白和体会到今天中国生活的许多。具有人道主义观点的影片，会帮助全人类相互了解。（编辑：路明慧）
1983年
导赏：《十六号病房》是一部深刻揭示知青生活复杂面貌的电影，影片选取了一个特殊的叙事方式，以一间狭小的病房作为核心叙事空间。虽然叙事的物理空间有限，但导演巧妙利用了这个空间，通过病人对往事的回忆和叙述，串联起完整的故事线，搭建起知青们的思想世界。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首抒情散文诗，“病房”作为一个叙事载体，既是他们疗愈身体的场所，也是他们精神交流、思想碰撞的空间。影片的矛盾冲突并非着重于传统的外部冲突，而是一种深刻精神冲突，即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冲突。在这个狭小的病房中，四位病人各自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在病痛的折磨下，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这种精神力量让人深感震撼。《十六号病房》通过他们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剖析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引发了观者对于人生、价值观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在人物塑造方面，影片中的刘春华和陈仲男两位角色成为了创作者精神力量与人性思考的投射。他们互敬互爱，在人生的路途上认定自己的目标，坚定地迈进。他们的出现不仅给十六号病房带尽管他们与常琳、桑青青、田进军等人一样，都是经历过风雨的知青，但刘春华和陈仲男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们真诚地与群众融为一体，将自己的生命、理想与幸福，深深地融入到群众的劳动与创造之中。来了笑声和生气，也给整个影片带来了希望和力量。这两个角色在银幕上栩栩如生，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他们的形象塑造展现了创作者对知青题材新探索的努力，以及创作者对于人性、情感等问题的洞察。（编辑：婧怡）
1982年
剧情：　　从北京开往福州的列车上，一位姑娘不吃不喝，一声不响地坐着，她那忧郁彷徨的神情，引起了邻座两位旅客杜丘和张同生的注意。他们主动买饭让姑娘吃，然后邀请她打扑克，拐弯抹角地想让她开口，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热情，姑娘像个哑巴似的一言不发。    　　傍晚，一个流里流气的家伙要抢占一位老大爷的座位，杜丘和同生打抱不平，与他争执起来。事后，杜丘忿忿不平地说："对这种人就得狠狠打击，跑到哪儿也不行！"不料，这句话触动了姑娘，她借故离开了他们。    　　夜深了，姑娘还没有回到车厢，同生顺车厢找去。他发现姑娘靠在车门上抽着烟，暗自哭泣。同生感到姑娘的举止反常，更加注意她了。    　　当姑娘看到同生、杜丘和乘警在一起说话时，顿时变得十分疑虑。她想到不久前厂里保卫干部对她的审查，过去的哥们儿姐们儿恶魔般的纠缠，以及多次打交道的公安人员……她害怕了，乘人们都打盹的时候，悄悄在南京站下了车。    　　黎明，晨雾笼罩着雄伟的长江大桥，她站在桥头，凝视着奔腾的江水，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可惜令人留恋的情景一去不复返。十年动乱，母亲亡故，父亲被审查，她小小年纪，不幸陷进泥坑。    　　现在她想学好，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信任，反被一些人讽刺、挖苦，甚至陷害，她彻底失望了，丧失了生活的勇气，离家出走，想旧地重温美好的童年后，结束自己的一生。    　　她突然发现，同生又出现在她的身后。同生劝她继续乘车去福州，可她不听。姑娘独自在南京街头彷徨，两个流氓借故寻衅，对她纠缠不休。正巧同生又来找姑娘，他不顾个人安危，狠狠地教训了流氓，解救了姑娘。    　　由此，姑娘才改变对同生的看法，吐露了真情，并听从他的劝告，两人一起乘车到了福州，见到了在车站等候的杜丘和姑娘厂里的人保干部。人保干部负疚地告诉姑娘，案件已经查清，是一伙流氓嫁祸于她，过去对她无端的怀疑是错误的。他们向姑娘道歉，并专程接她回去。姑娘激动地踏上返京的列车，她的日光充满了对生活的信心。    　　火车启动了，姑娘要同生留下地址，杜丘递上一本杂志。姑娘看到杂志上登着张同生的照片和介绍他的文章《从失足青年到新长征突击手》，她激动地捧着书，泪水涌出了眼眶……    　　创作者借鉴西方电影中直线式叙事方法，以一次从北京到南京的火车旅行为时空构成的主体，穿插男女主人公的闪回段落，多层次地反映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青年一代的迷惘、觉醒和追求，表现出新时期人和人之间心理沟通的文化背景以及人们对动乱结束前后心灵创伤的反思。    　　影片节奏明快，表演细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失足女青年从失望到新生的艺术形象。    　　影片所表现的“心理沟通"这一主题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因而获得1984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金熊奖。    　　    　　    　　
1980年
导赏：影片以朴实、清新的手法，触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少儿教育。它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心灵纯洁的教师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教师的苦闷和欢乐，辛酸和甘苦，反映出他们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善和地位。它没有给苗苗以很高的起点，而是写出了她纯洁心灵的发展过程表现了成长中的曲折，以及教育事业真正吸引人的魅力所在。该片努力把握不同儿童的个性，捕捉儿童们的心理、行动和语言的特点，着力表现了他们纯真、可爱的形象和事情。该片朴实清新，没有惊人曲折的情节，没有巨大或花哨的场面，也没有高深莫测的语言，但于朴实中却接触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塑造了一个可爱的教师形象和一些生动的儿童形象。影片着力描绘儿童们纯真、可爱的形象和感情，苗苗老师摔伤后小学生们在班里展开讨论的情节中，人物言行既符合儿童的心理和情趣，又各有说话者的不同特点，很有生活气息。片中许多儿童生活的细节和语言都颇为生动有趣。小演员们选得恰当，不仅外形与角色的性格吻合，而且表演也自然传神。对苗苗递请调报告这一情节的铺垫还不够，没有写好、写足苗苗这一行动的客观原因和思想依据，有人为的、外加矛盾的痕迹，让人感到影片反映现实生活还不够深，对生活中的矛盾揭示得还不够尖锐，这多少影响了影片的思想力量。（王大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