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洪荣
有片源
1999年
导赏：电影《黄连·厚朴》以老北京四合院为背景，讲述了中医世家龚家两代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不同生活方式和追求所产生的碰撞与融合，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刻的情节设置，深刻剖析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差异。朱旭饰演的龚老太爷作为中医世家的代表人物，他坚守传统、医术高超，有着典型的东方家庭价值观，但又不失开放和包容。他对于于莲舫的师徒关系和对儿子、儿媳的宽容态度，展现了他作为一个长辈的慈爱和智慧。而王之夏饰演的于莲舫则是一个坚韧、独立的女性形象，她为了学习中医和帮助龚老太爷整理皇室医案，选择了留在龚家，并在与龚晓默和张悦之间的情感纠葛中不断成长和坚强。而片中的反面角色龚晓默虽然有着看似成功的事业，但在爱情婚姻上却败得一塌糊涂。表面维持着“正人君子”的形象，内在自私的心理与外在的面子之间产生了分裂，暗中以匿名信的手段推人下水。他的行为不仅深深伤害了前妻于莲舫，也被欧美文化背景的未婚妻珍妮鄙视，毁人不利己，丧失了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和气度，与中国传统美德背道而驰。作为一部讲述传统医学文化的影片，题眼“黄连”与“厚朴”，不仅仅是两味常见中药药材，它们还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含义，成为电影情节发展和主题表达的重要元素。黄连苦寒，泻心除痞，清热明眸，厚肠止痢；厚朴苦温，消胀泻满，痰气泻痢，其功不缓。剧情中，这两味看家之药不仅应用于光绪皇帝的虚寒症，同时也应用于富商肥头的实热症，隐喻了人物的命运和社会的病态现象，深化了影片的内涵。在视觉风格上，影片采用了较为沉稳的色调，以突出中医文化的庄重和严肃；通过大光比、高反差、两级用光的方法来强调暗部的层次，从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影调风格，增加了画面的细节和深度，还使得影片在表现人物情感和内心世界时更加细腻和真实。（编辑：明慧）
1986年
导赏：如果说在众多成吉思汗题材电影作品中，哪一部作品最为接近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族的史实，最少艺术化地演绎，那无疑是《成吉思汗》。影片以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来贯穿全片，向观众娓娓道来发生在12世纪末蒙古草原上统一复兴的传奇史诗。这部詹相持导演执导的《成吉思汗》有着客观的史实基础和纪录性的影像风格。影片中铁木真被塔里忽台兄弟追捕、被锁尔罕失刺一家所救以及结交孛斡尔出等人、发动几大战争的情节都来自《蒙古秘史》，甚至在泰亦赤兀惕人的战争中，铁木真脖子被剑擦伤，者勒蔑竭力救护，为其吸允污血、舍命到敌营中偷取马奶，这些细节在《秘史》中都有据可循。影片以《秘史》为依据来进行影像叙事，力求客观再现成吉思汗的命运。对于成吉思汗，本片既表现了他的谋略和胆识，也展现了他的杀戮和狡诈。臣服王罕，离间王罕和桑昆父子的关系、残杀蔑尔乞部等事迹都在影片中得到再现，旁观立场展现出来的成吉思汗形象显得更为复杂。影片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导，写成吉思汗从求生到复仇，从认识到统一民族、结束杀戮之乱的重要性，最后终于实现统一大业。影片牢牢地把握成吉思汗的命运，一切场面、人物、事件都在此基础上展开。与此同时，电影采用的是客观性的叙述，以第三人称的旁白贯穿故事始终，比如在铁木真称汗后使用旁白：这或许是长生天的安排，既赋予他成吉思汗的美名，又把一副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心里说不清楚是喜悦、沉重还是对未来的渴望。这是创作者以旁观的立场对“他者”的成吉思汗的描述与心理猜测，也是对于创作者“他者”身份的指认。（编辑：大陆）
1983年
导赏：《火烧圆明园》是由李翰祥导演的历史剧情片，它不仅是一部电影作品，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一次文化的反思。影片通过讲述清朝末期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焚烧，展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屈辱而惨痛的记忆。影片的叙事手法尤为巧妙，通过慈禧的视角展现了清朝宫廷的内部斗争和权力的更迭，同时也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动荡。影片中的慈禧形象复杂而立体，既有对权力的渴望，也有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而咸丰皇帝的形象则更多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无奈和悲剧。在叙事结构上采取了双线并行的方式，一条线索是英法联军的侵略行为，另一条则是慈禧的发迹故事。这样的结构不仅丰富了故事情节，也增加了细节的趣味性。影片中的一些戏剧性情节，如曾格林沁怒摔英国侵略军官巴夏尔、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前民间义士的奋勇抵抗等，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展现了影片的戏剧张力。在视觉美学上该片做得非常成功，美仑美奂的影像构图、精雕细琢的道具和布景、史诗式的视觉风格，都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特别是对圆明园的再现，无论是建筑的宏伟还是园林的精致，都展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真实感。影片中的圆明园“大水法”一景，其考据严谨、置景精致，获得了观众的好评。李翰祥导演则再次展现了其纯熟的技艺。影片通过长短远近不同的镜头，展现了故宫的实景和搭建的圆明园，从各个角度展现了宫殿的建筑和人物华丽的服饰，烘托了影片庄严的历史画面。影片中的默片段落，如懿贵妃用一曲缠绵小调吸引咸丰皇帝的戏，几乎完全用动作、音乐、构图、剪接、摄影机运动交代，极少使用戏剧性的话语对白，体现了导演的功力。这部电影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回顾，更是对文化记忆的一次唤醒。《火烧圆明园》作为一部历史影片，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的再现，更在于它所传递的深刻意义和启示，提醒人们珍惜历史和文化，反思历史和人性，坚持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延续历史记忆并思考未来的发展。（编辑：赵敏）
导赏：1982年，李翰祥回到中国内地，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摄制《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此举首开香港电影业与中国内地正式合作摄制影片的纪录。李翰祥作为华语影坛著名导演,曾先后拍摄过80多部电影,横跨四十余年。凭借敏锐的艺术嗅觉与纵横捭阖的商业智慧，他先后引领中国港台电影史上黄梅调戏曲电影、古装片、风月片、历史片等众多美学潮流。李翰祥的清宫历史系列电影具有相当明确的创作理念，惯常采用情节剧叙事模式，强调伦理故事中戏剧冲突的起承转合，并融入小品式桥段的叙事技巧，将现代社会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放置在宫闱的特殊空间之中，更能引发观众的共情，符合电影观众的通俗审美趣味。在《垂帘听政》中，李翰祥从慈禧个人视角出发，整体情感逻辑严密真实，浓缩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具有典型的情节剧特征。片中精彩设置了慈禧“争宠桥段”，时为懿贵妃的慈禧拜会咸丰帝，看似劝诫皇帝保重身体，实则暗查端倪，有夺权之心。李翰祥还使用了悚然刑罚名曰“骨醉”，这一桥段篇幅并不冗长，却堪称宫闱之内的隐秘奇观，“争宠”桥段丰富了慈禧的性格层次和情感特征，为全片大量篇幅讲述慈禧从一个深宫妇人到权倾朝野的霸权者的发展过程增加了华彩段落。可见李翰祥电影具有鲜明的传奇性与通俗性，往往以家庭伦理关系来对应政治权力关系，人物关系的搭建侧重于集合日常化的矛盾冲突。因而，李翰祥尤为擅长利用极具辨识度和俗趣的重点事件，放弃宏大叙事，专注人物行动，着眼历史秘密吸引眼球，以此成功打造出李氏清宫历史电影的独特韵味。片中，咸丰死前密会顾命大臣肃顺问政，肃顺建议咸丰效仿汉武帝诛杀钩弋夫人，此处咸丰帝“临死托孤”的事件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不得而知，但李翰祥不仅加以戏剧性展现，还援引了汉武帝“母强子弱，杀母留子”的历史典故，增加了观众的认同感。此外，李翰祥另辟蹊径，运用主观色彩浓重的引导性旁白在片头、片尾、剧情中间简明扼要进行交代，陈述事实、交代结局和阐释人物落点。让观众在无形中形成对历史的自我认知：国难当头，国家的权力中心依旧内斗，实在可悲可叹。化有形为无形，教化引导观众形成感性的价值判断，彰显了李翰祥清宫历史电影的高明之处与艺术魅力。李翰祥半生都在港岛飘零，总有寄宿寓居之感，魂牵梦绕的还是对故乡北京挥之不去的眷恋思念，这也是一代南下影人的中国文化情结。他们电影中大量的灵感、意象与桥段，都来源于经历或印象中的中国想象，以此内在的方式，回应着心灵深处的文化乡愁。诚如影评人焦雄屏所言：“李翰祥虽然在港数十年，但他擅长的是饶富中原性格的中国电影。”（编辑：赵敏）
1979年
导赏：电影《李四光》以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为原型，通过传记故事的真实性与故事情节的曲折性、生动性的巧妙融会，全面的体现了李四光的优秀品格与科学成就。李四光是我国地质工作奠基人，以科学家享誉全球，他是现代中国进步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孙道临在片中担任主演，他的出色演绎为观众呈现了李四光的形象。影片的时长为120分钟，足够观众深入了解李四光的生活和科学探索。《李四光》着意表现主人公的敬业爱国和坚持真理的精神，赋予李四光注定孤独、不为世人理解的个性，把他塑造成一个年轻时醉心于学术，常常冷落家人的书生；中年时被反动派利用和迫害的学者；晚年时满怀爱国激情为共和国再立新功的功臣。影片虽获得文化部最佳影片奖，却是凌子风很不满意的一部作品。他认为这是在“急切工作的心情加之准备不足造成的遗憾”，“沉浸在过于熟悉熟练的那种拍摄影片的‘行动’中”，演员没有选好，“剧本也不够好”，“导演失败了”，“拍得太粗糙”。这部影片的遗憾不能归咎于凌子风，人物传记片要求尊重事实，虚构和演绎的空间很有限，造成了很多关键问题的不可言说。简言之，题材和环境是矛盾的。凌子风身上融合了知识精英与劳动人民的双重特质。他成为新中国最早的故事片导演之一、最早获得国际电影奖的导演之一不是偶然的。虽然没有任何仪式化的命名，他的阅历和素质已经决定了他就是“人民”艺术家的代表。凌子风天生的叛逆性格和豪爽气质也无形中有助于他成为一个旧文艺的终结者和新时代文艺形态的开创者。《李四光》这部影片在1979年上映，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不仅展现了李四光的科学精神，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文化记忆。这部电影由中国著名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体现了中国电影工业的实力和对历史人物的尊重。（编辑：赵敏）
1978年
导赏：谢飞导演的《火娃》，作为一部深刻描绘了少数民族地区斗争生活的故事影片，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展现了一个苗族少年在革命斗争中的成长历程。《火娃》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是一个中国文艺思想活跃、电影艺术工作者们讴歌英雄、赞美现实的时期。影片通过火娃这一角色，展现了英雄诞生成长的过程，诠释了英雄主义精神。火娃，一个生活在苗族聚居区的少年，他的成长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这两种环境对他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片中的苗岭深山，山高林密，为火娃的成长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火娃对家乡地形的熟悉，使他能够在追剿国民党残匪的斗争中，帮助解放军侦察员孙大哥脱险。这种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不仅展现了火娃的智慧和勇气，也体现了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自然环境在这里不仅是背景，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影片中的社会环境是复杂的，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也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内部矛盾。火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他的经历和选择，体现了他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和辨识。影片中的引路人角色，对火娃的成长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隆昌大叔、侦察员孙大哥和阿妈，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火娃，引导他走向正确的道路。这些角色的设置，不仅丰富了影片的人物关系，也深化了影片的主题。他们的存在，让火娃的成长之路不再孤单，也让影片的情感更加丰富和立体。而火娃的内驱力是影片的核心。他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更是为了家乡的解放和民族的尊严。火娃的勇敢、机智和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是他内在动力的源泉。影片通过火娃的成长，展现了一个少年如何从对外界的好奇和恐惧，逐渐转变为对理想的追求和对责任的担当。影片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性格各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火娃的形象尤其突出，他的成长过程，从幼稚无知到勇敢机智，再到坚定的革命者，这一转变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影片通过火娃的成长，展现了一个少年如何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英雄的过程。然而，影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火娃的形象在某些方面过于成人化，缺乏山区苗族少年儿童特有的粗放和憨厚性格。这可能是影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一点遗憾。《火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传承，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如何在逆境中成长，如何在斗争中寻找自我，如何在挑战中实现自我价值。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