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乐

Le Lu
有片源
2018年
导赏：《找到你》以寻找丢失的孩子多多为线索展开，同时也反映出女性角色在生存环境中找到另一个真实自我的过程。表面上看，李捷、孙芳、朱敏在原生家庭、教育背景和职场经历方面差异明显，但用片中李捷的话来说，她们其实是“处在不同的境遇，活在各自的难题中”。影片通过倒序的角度展开对故事的描绘。孙芳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农村妇女，长久遭遇丈夫家暴的她没有马上与丈夫离婚，当她生下有先天性疾病的女儿珠珠后，重男轻女不愿承担育儿责任的丈夫迫使孙芳不得不进城务工，为重病的女儿筹集巨额医药费。家庭生活的不顺使得孙芳将女儿视为自己生活的唯一希望，于是对女儿散发出近乎偏执的母性。因为交不起医药费床位被李捷的女儿多多占用、间接导致雨夜女儿病危没能及时赶到医院而病逝后，绝望又偏执的孙芳燃起了向李捷复仇的心。她用尽手段当了多多的保姆却从没有伤害过多多。李捷一个独立优秀的律师，精致的职业套装、高跟鞋、明艳的口红是她的特征，暗示出她的精英女性气质。但光鲜的外表下，李捷的生活也充斥着诸多无奈。为了与前夫争夺抚养权，她不得不努力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财力状况，在打拼工作与照顾女儿的夹缝中勉力维持。朱敏也是一位在失败的婚姻关系中竭力抗争的全职母亲，三人的关系随着寻找朱朱的过程开始变化发展。在影片中，马伊琍和姚晨的对手戏十分精彩，两人之间碰撞出的火花更加直观的让人感受到影片传递出对女性角色的思考与重塑，姚晨饰演的李捷从一个女性精英到为了寻找孩子头发凌乱，精神崩溃，情绪爆发，满身伤痕，在地下通道用手拼命的翻着垃圾，大喊，奔跑通过一些列的动作展现出一个母亲的急迫与焦虑，马伊琍饰演的孙芳是一个很多面的角色，为了救孩子去拼命工作，抱着死去的孩子在雨夜跪地痛苦的苦楚，以及隐忍在李捷家做保姆的唯唯诺诺，每一种人物的状态都展现的活灵活现。二人最后在甲板上的对话是两位女性角色灵魂共鸣最深刻的一幕，李捷的后悔以及一次一次的磕头祈求，孙芳内心的挣扎，即便二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但那一刻对于母亲角色诠释在那一刻达成和解。李捷终于明白了母亲的意义以及与工作之间的平衡，这也间接对朱敏的案件起到了影响的作用，起初对朱敏的冰冷与漠视，经过此番的经历，三位不同境遇的女性也都互相的理解与感同身受。影片虽然将故事聚焦在寻找孩子的刑事案件上，背后却折射出当下女性常常面临的现实问题——现代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抉择，让众多的现代女性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使观众在角色背后感受到更多关于女性生存状况的思考。影片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职业女性群体在社会多元竞争中的诸多无奈。（编辑：王晶）
2006年
山乡书记
山乡书记

导演/

导演：吕乐/
主演：徐帆/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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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这是一个源于真人真事的故事。 鄂西南的山乡天涯乡山高、闭塞，有的一条裤子都要全家轮换穿，多年贷款越滚越多还不清，没有姑娘愿意嫁过来，要么就是老婆孩儿情愿跟人贩子逃到异乡，有的住在茅草房、山洞里……乡党委书记向平川目睹着村民们的生活，梦想着带领全乡走向富裕。 他说服农民各家出工，用国家配给的八十公里柏油路的钱，修了七百多公里的机耕路。他建校舍，组织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十多年奔走于山乡之间，不求加官进爵，只求服务一方。其中也不乏实干与蛮干、人治与法治、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变数，生活的改进也带来了新问题，依旧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只是原因变化而已。
2001年
导赏：电影《聊聊》是陈国星导演的作品，影片以在青岛休养的老将军甄六和被雇来照顾他生活的姑娘相遇相处的一段经历作为切入点，讲述了平凡英雄和不平凡小人物的故事。正如片名所蕴含的深意，这部电影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作为主题。年龄、个人经历、生活习惯相差极大的两位主角在相处的过程中，逐渐相互理解，生命进程短暂的交叉让两个人的生活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影片的前半部分，展示的是年轻姑娘在老将军儿子的雇佣下进入老将军生活的场景。陈国星设置了海滩“救相机”的一场戏拉开了两人互动的序幕。和陈国星创作的《孔繁森》《横空出世》等影片不同的是，《聊聊》中刻意对战争场景和老将军的背景进行片段化、模糊化的处理。主角甄六的身份地位并未通过人物对话介绍出来，而是通过所居住的环境、配备的警卫人员和墙上挂着的穿军装戴勋章的照片给观众留出联想的空间。战场时期的画面则通过黑白影像化的处理方式呈现，穿插于甄六的梦境和主人公在鸭绿江大桥旁的回忆之中。甄六在机场安检时被拦下，布满全身的弹片让报警器不停发出声响，在从侧面反映出战争烈度的同时，也默默讲述出了老将军保家卫国的功勋伟绩。网名叫“恰恰好”的姑娘则以一种闯入者的姿态进入到了老将军的生活之中。在她的引领下，甄六原本沉浸于过去回忆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仅开始学习使用了儿子送来的电脑，还在离开自己居所前往丹东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已和外部社会隔绝太久，并在姑娘的鼓励下，改善了与儿子一家的关系。在陈国星导演的作品谱系中，《聊聊》被谈论的较少，但从创作角度来看，陈国星达到了“不用商业化操作、电脑特技支持，也能搞出好电影，感人的电影”的创作理想，使之成为了一部与“人与人交流”、“沉默的英雄”等议题有关的代表作。（编辑：方舟）
2000年
导赏：电影《漂亮妈妈》以“单亲家庭+残障孩子”叙事框架，深刻审视了残障人群在社会边缘的生存处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位母亲在逆境中的苦难遭遇与坚韧不拔的母性光辉。孙周导演在《漂亮妈妈》中摒弃了传统苦难叙事的直接冲击，转而采用一种更为温情、细腻的手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展现了孙丽英母子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漂亮妈妈》充满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如影片中的做饭、收拾家务等场景，增强了影片的生活化气息，也让观众在平凡中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与不易。演员巩俐与高炘之间默契的配合，使得母子关系显得尤为真实可信，他们的互动充满了温情与力量，让人动容。巩俐的精湛演技无疑是影片成功的关键之一，她以近乎无痕的表演，将孙丽英这一角色复杂而深刻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她饰演的母亲孙丽英，是一个立体饱满、真实可信的母亲形象。她既有母性的温柔与坚韧，也有面对现实困境时的无奈与挣扎。不同于传统类型片中那些完美无缺的母亲形象，孙丽英会因为儿子的不听话而愤怒，会因为学校的拒绝而绝望，甚至会在情绪失控时做出一些看似不理智的行为。这些真实的人性展现，使得孙丽英这一角色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具有说服力。她的每一次咆哮、每一次流泪，都是对母爱复杂性的深刻诠释，也是对人性深度的有力挖掘。《漂亮妈妈》在展现母爱的同时，也深刻反映了许多社会现实，揭示了残障人群在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影片以温情而不失力度的笔触，呼吁社会给予残障人群更多的关注与关爱。（编辑：婧怡）
1999年
导赏：1999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之河在此分流，一边涌动着过去一个世纪的浮沉与哀愁，另一边则澎湃着新纪元的期冀与憧憬。这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时刻，人们哼着“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界来得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的轻快小调，渴求着新世纪如奇迹般的降临。《美丽新世界》所着力凸显的，是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中，一个农村青年和一个城市少女分别做出的选择，勾勒出了世纪末两条奔赴新世界的路线。来自乡野的宝根因意外的中奖而获得了进入城市的机会，然而，他并未被疾速的城市节奏裹挟，他选择成为建筑工人，在夜总会担任保安，甚至卖盒饭，一点一滴地积累着财富。而金芳则选择了一条赚快钱的道路，她穿梭于借贷和股市之间，试图在资本的游戏中寻找成功的捷径，对于宝根做的底层工作不屑一顾，认为那些只是宝根这样的农村青年的生存法则。不出所料，导演将奇迹赋予了前者，而把后者抛进了负债累累、钱财透支的窘境，暗含着导演的价值选择和情感认同。实际上，宝根成为了农村，或者说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精神化身。他善良、正直、朴实和温暖，拥有土地般的沉稳与厚实，不善算计和猜忌，对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保有乐观的信任。因此，在这座浮躁功利的城市里，他被房地产商的花言巧语骗得晕头转向、被夜总会的黑恶势力打得鼻青脸肿，买盒饭被人哄骗走100块。但是他依旧保留着纯真，会义不容辞地帮金芳还债款，会给没钱的人塞一盒免费的盒饭。那些随着岁月更迭而被磨灭的单纯，因为宝根而再次出现在现代中国，温暖可爱，姗姗动人。影片中，伍佰饰演的流浪歌手阿亮在上海某夜的地下通道里，唱响了“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让我慢慢地走，海浪它总是一波波，不要停歇不回头”的旋律，他穷困潦倒，但怀抱着那把斑驳的破木吉他，仿佛也有了踏进新世纪的勇气。（编辑：王梓苡）
1997年
导赏：1997年的《有话好好说》这部风格凌厉的都市喜剧，在世纪之交的躁动中，解剖了转型期社会的沟通困境与焦躁状态。在北京胡同间游走的摄像机，将城市变成一座沸腾的噪音剧场。手持摄影的晃动与混乱在此片成为内心世界的外在视觉化，配合非常规构图和畸变的面部特写将摇晃的镜头重新定义为新潮与癫狂的并列存在，赵小帅追逐、被群殴、砍人的“行为艺术三部曲”配合混乱的背景音乐和令人不安的炫目红绿色光，这种躁动不安的影像风格，在生理眩晕中直接体验到角色内心的失衡状态。《有话好好说》成为情绪的有力宣泄，无论是安红楼下的呐喊、赵小帅提刀对赵德龙的报复，还是餐馆谈判与闹事，角色始终处于情绪的失控与拒绝沟通的状态，“安红，我想你！”句被大喇叭循环播放的求爱宣言，可能是最具破坏力的爱情告白。赵小帅雇佣农民工在楼下喊话的桥段，将私人情感异化为公共场域的噪音污染。晃动的画面里充斥着汽车鸣笛、工地噪音、市井叫骂的混响，精准复刻了上世纪90年代都市化进程中特有的焦虑频率。《有话好好说》以黑色幽默实现的有意身份错位，使暴力完成了对理性的反向驯化。李保田饰演的知识分子张秋生与赵小帅大谈孔孟，他原本是秩序的坚决拥护者，却因一场荒诞的电脑纠纷被迫卷入暴力漩涡。当他试图用道德和法律劝阻赵小帅，最后却被“菜刀加搬砖”的双保险无奈解构。张秋生从劝架者逐渐异化为暴力的共谋，当影片结尾这个文弱书生手持菜刀接替了赵小帅癫狂的状态，摒弃了文明而以暴力诉诸手段；张秋生终于学会用酒瓶敲碎知识分子的矜持，赵小帅开始理解法律的意义，这种看似完美的和解与残存的、对话的可能性则成为社会转型期最辛辣的注脚。（编辑：刘若能）
1982年
导赏：《红象》作为一部儿童电影，它不仅是儿影厂成立一周年的献礼之作，更是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群体的集体发声。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壮丽风光，更能感受到导演们对儿童心理的深刻洞察和对电影语言的大胆探索。在叙事策略上，《红象》采用了零度聚焦的叙事视角，让观众以一种最常规、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轻松愉快地观看影片。影片开始设置了悬念，通过老人讲述红象的传说，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成为他们寻找红象的原始动机。在叙事过程中，导演们巧妙地运用了儿童的心理和视角，通过孩子们的冒险经历，展现了他们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以及对友情和互助的重视。影片的视听语言风格清新流畅，符合儿童电影的调性。在摄影上，主创人员大胆尝试了不完整构图等新颖手法，打破了传统的拍摄模式。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在电影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红象》的摄影虽然受限于当时的条件，但从摄影观念上来看，它无疑是中国电影在当时的一次系统而大胆地进行了全新的尝试。此外，《红象》不仅仅是一部儿童电影，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学意义。影片中的红象，不仅是傣族文化中的一个神秘元素，更是孩子们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的象征。通过孩子们的冒险，影片展现了傣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以及他们对于传统神话的尊重和传承。导演以成年人成熟的目光捕捉了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然后用最富于儿童特点的电影语言准确地表现出来。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是孩子们的对话、动作，还是他们与自然环境的互动，都充满了儿童的天真和趣味。这种对儿童心理的细腻刻画，使得影片能够引起儿童思想感情的共鸣，同时也为成年观众提供了一次重温童年的机会。《红象》是一部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艺术探索精神的儿童电影。它不仅展现了“第五代”导演群体的创新意识和艺术追求，更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视听语言，为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这部电影不仅是一次对儿童世界的深情凝视，更是对中国电影语言和文化表达的一次大胆尝试。（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