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榛

Zhen Lin
有片源
1958年
导赏：《女篮5号》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彩色故事片，由著名导演谢晋自编自导，堪称中国体育电影的经典之作。影片以篮球运动员田振华（刘琼饰）一生的经历为主线，串联起他与恋人林洁（秦怡饰）、女儿林小洁（曹其纬饰）等人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旧社会与新社会中体育运动员截然不同的命运。这部影片不仅开创了中国体育电影的先河，还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女篮5号》叙事风格浓厚，主旨多元。导演将体育元素融入故事中，通过新旧社会不同面貌的刻画展现对体育事业的见解、个人命运的变迁，交织着青春、爱情的热爱与追求。影片着重刻画男女主人公成长。男主从无法主宰命运的青年球员成长为国家队教练，时刻牢记为国争光使命，融入集体树立荣誉感。女主曾因父亲操控命运不幸，在新社会制度下，重新接纳旧恋人，对新中国体育事业和国家产生新认知，从被操控者成长为自立自强、追求爱情的女性。在描写手法上，影片摒弃简单说教，以“凝视”方式完成对林小洁的教育。田振华对林小洁“父亲”般温情爱抚的目光，深入其心灵。林小洁厌恶亲生父亲，却被田振华目光融化，这种“父女关系”先于田振华与林洁的爱情建立。因林洁代表过去，林小洁代表未来，对林小洁的“教育”意义重大。主题表达上，《女篮5号》巧妙地将体育精神与民族尊严相结合。通过田振华在旧社会因坚持民族自尊和体育道德而遭受迫害，以及在新社会实现篮球梦想、为国争光的对比，深刻揭示了新旧社会的差异，彰显了体育事业在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影片结尾，女篮运动员们身着鲜红队服，在五星红旗下豪迈出征，不仅象征着个人梦想的实现，更寓意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与民族自豪感的提升。主演刘琼和秦怡凭借丰富的表演经验，将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而扮演林小洁的曹其纬虽为非职业演员，却因本身是专业运动员，为角色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与真实感。这种职业与非职业演员的搭配，使影片在表演上相得益彰，既展现了篮球赛场的激烈与专业，又传递出人物之间细腻的情感交流，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激情与挑战的体育世界。《女篮5号》在视听表现方面也堪称典范。谢晋导演巧妙运用影像语言，通过对比旧社会狭窄阴冷与新社会开阔明亮的空间，强化了时代变迁的视觉效果。此外，影片中的体育音乐元素丰富多样，从开场曲到比赛配乐，再到主题歌，都与情节紧密相连，既增添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又深化了体育精神与爱国情怀的表达，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女篮5号》凭借其新颖的叙事手法、鲜活的人物塑造、深刻的主题表达以及出色的视听效果，不仅在当时取得了巨大成功，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它不仅是一部展现篮球运动魅力的体育片，更是一部反映时代精神、传递民族自尊与自信的优秀作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观众追求梦想、超越自我。（编辑：李彤）
1950年
导赏：电影《我这一辈子》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导演石挥自导自演，讲述“我”——一个普通旧社会警察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几经沉浮、心酸坎坷的一生，真实地反映出普通百姓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哀。电影叙事方式极具特点。影片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以一个奉公守法的北京旧警察的视角展开，这种叙事方式极大地增强了真实感和代入感。“我”在失业后，在邻居赵大爷的帮助下成为了巡警，在经历了混乱的战争时期，见证了社会的动荡与变迁，也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官老爷的奢侈、五四运动的浪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以及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在每个历史阶段，导演都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以小见大，展现出时代的全貌。例如，秦夫人买鞋的场景，全京城的鞋甚至挑不出满意的，而秦公馆的门卫为了活计将鞋子磨破。将富人的奢侈生活与穷人的困境进行对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当时时代的黑暗，普通百姓的生活愈发困难。电影展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内涵。电影更加注重展现普通百姓真实的生存状况，并没有用过多的镜头语言展现时代的变迁，而是通过人物的生活状况展现。比如街坊邻居间的寒暄抱怨、卧病在床的老人、孩童的笑语、为家庭琐事操心的妇女……体现出更加真实丰富的社会面貌，具有深刻的内涵。《我这一辈子》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电影。它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精彩的镜头语言和表演呈现出一段真实而残酷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坎坷，也加深了对那个特殊的的时代的认识，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是一部经典的电影作品，为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编辑：嵇芊惠）
1949年
导赏：《哀乐中年》（1949）是桑弧导演生涯中一部被严重低估的杰作，其思想深度与艺术完成度在七十余年后仍令人震撼。影片以1920-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小学校长陈绍常中年丧妻后，与挚友之女刘敏华跨越年龄与社会偏见的爱情故事。表面看是家庭伦理剧，实则通过细腻的日常叙事，完成了对传统伦理秩序的三重解构：第一重解构指向“衰老叙事”的荒诞性。陈绍常被长子建中强行“退休”后，在寿宴上面如枯槁的形象，揭露了社会将中年人“宠物化”的集体无意识——子女以孝顺之名剥夺其社会价值，将未老之人囚禁于“等死”的仪式中。第二重解构颠覆性别权力结构。刘敏华绝非被动依附者，她拒绝婚姻对事业的吞噬，直言“不能抛掉旧的，如何创造新的？”，其独立意识在1949年的银幕上犹如惊雷。第三重解构直击家庭政治的本质。建中反对父亲再婚的真实动机是“面子”——刮胡、挤电车、忘年恋皆“丢人”，暴露了中产阶层以体面之名行精神弑父之实的虚伪。影片的超前性更体现于其存在主义哲思。桑弧借陈绍常之口质问：“中国人除了青年就是老年，中年去哪了？”，直指文化对中年生命的系统性忽视。墓地办校的隐喻极具颠覆性——当建中为父亲购置的“寿穴”变成新校舍，死亡符号被重构为生命课堂，呼应张爱玲“生命在四十岁开始”的题旨。这种对生命本体的热烈肯定，在兵荒马乱的1948年（创作时间）近乎奢侈，却也因此更具悲壮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剧本的“幽灵作者”问题折射时代重压。尽管署名桑弧，但张爱玲的参与痕迹显著：人物小动作、饮食符号的精确调度，以及“咀嚼静默”等文学化台词，皆透出张氏笔触。张爱玲自承“顾问”身份，实为左翼批判浪潮下的隐身策略——1947年《太太万岁》引发的围攻迫使她“噤若寒蝉”，《哀乐中年》由此成为特殊语境下的共谋之作。桑弧的导演技法同样值得重估。长镜头中的市民史诗：开场葬礼戏以移动镜头扫视送葬人群，孝服与绸缎旗袍在硝烟味的空气中飘动，瞬间锚定阶层交叠的旧上海生态。重复蒙太奇的批判：建中四次整理领带的动作，从银行新人到经理的蜕变中，领结愈紧而人性愈僵，机械重复揭示异化本质。《哀乐中年》的当代性恰在于其未完成的启蒙。当建中质问敏华“是否可怜父亲”，她回答：“很多可爱你自己没发现”——这既是爱情宣言，更是对主体性觉醒的召唤。桑弧与张爱玲的这次合作，将海派文化的市民智慧升华为存在主义抗争：真正的哀乐非关年龄，而在能否听见生命对本真的呼唤。（编辑：赵敏）
1947年
导赏：该片的故事很平淡，宛如随便一个家庭随便一个波澜不惊的插曲。编导按照喜剧类型的要求塑造陈思珍的性格，并围绕她的性格设置其他人物关系和性格，尤其是通过其不断撒谎造成种种误会冲突，这些冲突和误会串联起一个个喜剧情境并产生喜剧效果，整部影片的情节发展一环套一环，节奏紧凑又充满张力，从而产了独特的喜剧效果。影片将张爱玲的“中产阶级趣味”与桑弧的“小市民趣味”巧妙嫁接在一起，成为大俗之中见大雅，直白中见含蓄及其内在的感情深度，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喜剧精品。（饶曙光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