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

Gong Li
有片源
2000年
导赏：电影《漂亮妈妈》以“单亲家庭+残障孩子”叙事框架，深刻审视了残障人群在社会边缘的生存处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位母亲在逆境中的苦难遭遇与坚韧不拔的母性光辉。孙周导演在《漂亮妈妈》中摒弃了传统苦难叙事的直接冲击，转而采用一种更为温情、细腻的手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展现了孙丽英母子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漂亮妈妈》充满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如影片中的做饭、收拾家务等场景，增强了影片的生活化气息，也让观众在平凡中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与不易。演员巩俐与高炘之间默契的配合，使得母子关系显得尤为真实可信，他们的互动充满了温情与力量，让人动容。巩俐的精湛演技无疑是影片成功的关键之一，她以近乎无痕的表演，将孙丽英这一角色复杂而深刻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她饰演的母亲孙丽英，是一个立体饱满、真实可信的母亲形象。她既有母性的温柔与坚韧，也有面对现实困境时的无奈与挣扎。不同于传统类型片中那些完美无缺的母亲形象，孙丽英会因为儿子的不听话而愤怒，会因为学校的拒绝而绝望，甚至会在情绪失控时做出一些看似不理智的行为。这些真实的人性展现，使得孙丽英这一角色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具有说服力。她的每一次咆哮、每一次流泪，都是对母爱复杂性的深刻诠释，也是对人性深度的有力挖掘。《漂亮妈妈》在展现母爱的同时，也深刻反映了许多社会现实，揭示了残障人群在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影片以温情而不失力度的笔触，呼吁社会给予残障人群更多的关注与关爱。（编辑：婧怡）
1999年
导赏：巨制史诗电影《荆轲刺秦王》由陈凯歌执导，巩俐、张丰毅、李雪健、王志文等群星主演，获得第19届金鸡奖最佳摄影、最佳美术等5项荣誉，以及第52届戛纳电影节技术大奖。本片制作精良考究，画面宏阔典雅，殿宇设计雄伟华丽，战争场景紧张刺激，以厚重且独到的历史观念再现了荆轲刺秦王这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传奇故事，发掘出在《史记》的盖棺定论下有可能被忽略的人性内涵。电影《荆轲刺秦王》中，原故事的家国意识和英雄色彩被弱化，个体情感和精神痛苦才是导演所倾心强调的主题。编剧将文人思考与史实相融合，进行了戏剧化的拆解重述，细腻铺陈秦王和荆轲的人生际遇，讲述其与赵姬、吕不韦、嫪毐、燕太子丹等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导致了悲剧性的命运，围绕“蕲年宫之变”等宫闱秘史展开叙事，最终引出“图穷匕见”的高潮冲突，阐释“一个帝王怎样变成了暴君，一个平民怎样变成了英雄”，通过解读历史投射出现代观念。片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无法悖逆历史的游戏规则，一切矛盾和伤害都是别无选择的宿命安排。在杀戮与权谋的隙缝中透露出的人情味，为抽象的历史人物增添了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蕴。政治斗争与爱恨情仇的角逐，更是营造了激烈与低沉两种叙事氛围，起伏之间，让观众产生一种更为刺激的观影体验。影片于1998年在人民大会堂首映，寓意“黄钟大吕，振聋发聩”（陈凯歌语）。虽然在上映时代曾经票房遇冷，但《荆轲刺秦王》历经时光“吹尽黄沙始到金”的考验，其历史怀想和艺术抱负已经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是中国电影史上一部不容错过的力作。（编辑：曾奕琦）
1993年
导赏：《霸王别姬》是中国导演陈凯歌的杰作，它不仅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历史与文化的影片，也是一次对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京剧的深情致敬。这部电影通过其复杂的叙事结构、丰富的视觉风格和深刻的主题内涵，展现了中国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风云，以及个体在这一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变迁。影片的故事围绕着两位京剧演员程蝶衣和段小楼的一生展开，他们的关系如同京剧舞台上的霸王与虞姬，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程蝶衣由张国荣扮演，他的表演既展现了角色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也揭示了内心深处对师兄段小楼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超越了性别的界限，体现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陈凯歌在影片中巧妙地运用了京剧这一元素，将其作为叙事的核心和视觉的象征。京剧不仅是影片的背景，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京剧，陈凯歌探讨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以及个体在社会与历史压力下的挣扎。影片中的京剧表演不仅是艺术的展示，也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映射。《霸王别姬》的叙事结构复杂而精巧，它通过程蝶衣和段小楼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影片通过个人的命运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历史波澜。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人命运的交织，使得影片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感和命运感。影片的视觉风格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陈凯歌与摄影师合作，创造出了一种既有中国传统美学特色，又具有现代电影语言的视觉效果。影片的色彩运用、场景设计和摄影技巧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盛宴。然而，影片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其深刻的主题内涵。《霸王别姬》不仅是一部关于京剧和艺术家的电影，它还深入探讨了忠诚与背叛、爱情与欲望、艺术与政治等多重主题。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在历史的洪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的选择和牺牲都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霸王别姬》是一部值得反复观看和深入研究的电影。它不仅展现了陈凯歌导演的高超技艺，也体现了中国电影在艺术探索上的深度和广度。这部电影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一次致敬，也是对人性、历史和社会的一次深刻反思。通过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也看到了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挣扎与成长。《霸王别姬》是一部永恒的电影经典，它将继续启发和影响着未来的电影制作和观众。（编辑：赵敏）
剧情：   北京少女马莉，大学毕业后前往香港生活，希望找寻到自己的出路。不久，她就遇上了珠宝店少东彼得，他的殷勤照顾令马莉深受感动，但他害怕父母岐视大陆妹而不敢将这段恋情公开。不久，马莉又遇上从英国回港的生意人国威，双方逐渐产生了好感。此时，彼得决定向马莉求婚，但要求她冒充从外国回来的华侨，此举令马莉心灰意冷，梦醒时分终于到来。
导赏：这部诞生于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作品，用市井智慧重写了才子佳人的古老话本。它不追求历史真实，而是以无厘头的戏仿构建起一个狂欢化的平行时空，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喜剧创造力。当四大才子手拿折扇踏着猫步穿越明代街市，当祝枝山的\"雄鹰展翅气吞天下图\"化作抽象表现主义泼墨，当华夫人用电视购物式话术推销\"含笑半步癫\"，古典与当代的文化图景边界在笑浪中倾倒。唐伯虎虽顶着才子的名号，却需要假扮家破人亡的可怜人才能接近秋香，身怀绝技却只能在华府当杂役。这种\"风流才子\"与\"编号家丁\"的身份错位，暗含对历史叙事的解构，也恰是影片喜剧张力的重要源泉。在影迷文化体系中，《唐伯虎点秋香》已超越电影范畴：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该片表情包、视频网站弹幕中的“9527”、直播间频现的台词“谁敢比我惨”，经典桥段的二次创作，证明其已延续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基因并不断演变、增殖，彰显了作品的持久生命力。而遍观周星驰的经典电影，我们都会捕捉到这样一个现象: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会被他拿到电影中进行无情的嘲弄和鄙视。这种对世俗的挑战与颠覆不是以传统的、主流的艺术形式，而恰恰是以世俗的、荒诞的表达方式呈现在周氏电影中。尽管虚无主义的气息时有浮现，但更为凸显的却是一种坚定不移的立场——坚守个人化的独特视角，坚持本体自我那近乎戏谑却又深刻的表达哲学。正如片中不断出现的唐寅诗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不仅是周氏电影的核心精髓，更是其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所在。正因如此，周星驰的电影在当今互联网文化中备受推崇，它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编辑：明慧）
1991年
导赏：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部深刻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悲剧的杰作，它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悲惨命运。这部电影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通过电影语言的重新诠释，将小说中的叙事框架转化为影像，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反思。影片的视觉冲击力首先来自于其精心设计的色彩运用。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喜庆和热烈，但在这部电影中，红色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它既是权力和欲望的象征，也是压抑和悲剧的暗示。影片中的红灯笼，既是对传统民俗的描绘，也是对女性命运的隐喻。当灯笼被点亮时，它映照出的是妻妾们争宠的悲哀，而当灯笼被熄灭，它则预示着她们命运的终结。这种色彩的对比和象征，使得影片在视觉上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于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深刻思考。音效的运用也是影片的一大亮点。传统京剧的锣鼓声和唱腔，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民族特色，也加深了影片的悲剧色彩。影片中的音乐与画面紧密结合，通过声音的高低、节奏的快慢，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社会的压抑氛围。特别是影片结尾处的清唱，其飘渺的歌声不仅让人感受到三姨太死后的恐怖，也暗示了封建社会黑暗势力的无处不在。镜头的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视觉效果和叙事深度。影片中大量使用了定格和特写镜头，通过纵深空间的构图和左右两面墙的压抑感，营造出一种沉重、苦闷、压抑、悲凉的基调。这种镜头语言不仅展现了陈府的幽深和安静，也表现了女性角色的沉重和无奈。特别是三太太梅珊被秘密处死的场景，通过主观镜头和快速切换的特写，将女主人公的不安、恐惧、怀疑的心情充分传递给观众，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黑暗、压抑的时代。《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了高度，也在文化批判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通过色彩、音效、镜头等电影语言的运用，展现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每一个画面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部视觉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值得反复品味和思考。（编辑：赵敏）
1990年
导赏：张艺谋的电影《菊豆》是一部深刻揭示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秩序对人性扭曲与摧残的作品。影片通过菊豆、天青、天白三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展现了封建社会中个体欲望与社会伦理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人性的深刻影响。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一个封闭、落后的小镇染坊成为了故事的主要舞台。这里的环境，如同一个微观的社会，反映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染坊的主人杨金山，一个冷酷、残暴的封建父权象征，对妻子菊豆的虐待，以及对养子天青的压迫，展现了封建社会中权力与性别的不平等。菊豆的形象则代表了封建社会中受压迫的女性，她在欲望与伦理的夹缝中挣扎，试图寻找自我解放的可能。而天青的角色则更为复杂，他既是封建伦理的受害者，也是其执行者，他的性格缺陷和软弱无能，最终导致了他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菊豆》在视觉艺术上的表现力尤为突出。张艺谋巧妙地运用色彩、光影、构图等电影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视觉世界。影片中的红色染布，既是染坊的主要元素，也是对人物情感和命运的隐喻。红色在中国文化中通常象征着喜庆和热烈，但在《菊豆》中，它却成为了悲剧的预兆，染布的色彩变化与人物命运的起伏相互呼应，增强了影片的戏剧张力。影片的听觉艺术也同样出色。传统乐器埙的声音贯穿全片，其深沉、哀婉的音色，与影片的悲剧氛围相得益彰。埙的声音仿佛是从远古传来的叹息，诉说着人物无法逃脱的命运。此外，影片中的音乐和音效，如染坊中的水声、脚步声，都精心设计，以增强场景的真实感和情感的传达。《菊豆》的叙事结构紧凑而有力，通过菊豆、天青和天白三个人物的命运交织，展现了封建伦理道德对个体命运的深远影响。影片的结尾，菊豆在绝望中放火烧毁了染坊，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封建伦理的反抗，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无奈接受。这一场景的视觉冲击力极强，火焰的红色与染布的红色相互映照，形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菊豆》是一部深刻揭示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对人性摧残的电影。它通过精心构建的视觉和听觉艺术，以及紧凑的叙事结构，展现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悲惨的命运。张艺谋通过这部作品，不仅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也对人性、伦理和社会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思考。该片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编辑：赵敏）
1989年
导赏：《代号美洲豹》在张艺谋的作品谱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标志着他对于商业片类型探索的开始。在1989年这部影片上映的年代，中国电影市场中对于商业片的研究还比较缺乏，让这部作品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误读，也对张艺谋的创作之路产生了影响。《代号美洲豹》的故事杂糅了动作电影、政治电影的一些元素，讲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因阻止劫机事件携手合作，共同消灭了恐怖分子的故事。演员葛优作为男主角首次挑战了残忍的恐怖分子一角，在劫持私人飞机飞往中国大陆后提出要联系中国台湾当局释放被捕的匪首刘庭君的条件，谈判过程中，不惜杀害人质。与张艺谋多次合作的巩俐则在片中饰演飞机上的女护士，作为内应参与劫机，在目睹人质被残忍杀害后，陷入了良心的谴责。影片最大的看点来自反劫机的过程和海峡两岸的故事背景，张艺谋在封闭的机舱空间内和谈判过程中成功营造出紧张的氛围，特战队员的牺牲和人质遇害更塑造出恐怖分子残忍的一面，为最终歼灭战打下了情绪基础。在画面风格上则有着张艺谋一贯的粗犷，多次出现的停机坪杂草和在如血般红日中直升机起降的画面极具美感。伴随着突击队员前行的手持摄影跟拍和狙击手夜视仪中的场面则有了一些探索的意味在其中，是同时期中国电影中并不多见的。这部电影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照片蒙太奇的使用。受制于拍摄条件限制，对于驻京外国记者对事件的反应、两岸人员密会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等地街景的呈现都是用照片快速剪辑在一起的，延展了故事的空间。但是这部电影中人物背景交代不清、故事情节编造痕迹明显的问题也是很突出的，使之未能进入张艺谋早期经典作品的行列。（编辑：方舟）
1988年
导赏：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由张艺谋执导。1988年《红高粱》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还斩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在张艺谋的影像世界中，《红高粱》以其粗犷的生命力为第五代导演的亮相奠基。故事里有两股对抗性力量：一边是压抑人性的旧规矩，一边是追求自由的本能。比如患麻风病的酒坊老板象征着腐朽的旧制度，九儿的改嫁本质上是对宗法权威的僭越，而余占鳌抢夺掌柜棺木的行为，则完成了对封建权威符号的彻底摧毁。影片中，轿夫们抬轿时汗水滴入黄土的镜头，高粱地里野合时压倒的高粱形成天然祭坛，这些充满原始力量感的场景，都隐喻着整个民族生存的韧性和活力。影片里有很多颠覆传统的设计：粗野的颠轿仪式把婚礼变作闹剧，用尿酿酒打破雅俗界限，嘶吼的祭酒歌让庄严仪式变得狂放。这些看似荒诞的安排，实则构成了对传统历史书写的自觉疏离。这些仪式大多并不存在于现实，而是为了荒诞感虚构出来的“伪民俗”，以此服务于影片的哲学表意。导演无意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模糊和淡化了具体人物背景和空间信息，让故事超越某个特定时代，成为关于人性解放的民族寓言。在美学层面，张艺谋将红色推向极致——红盖头表意禁锢，红高粱外显欲望，红日张扬生命，最终的血海则成为集体祭献的圣坛。这种极致的色彩使用彰显着原始的生命力。就像最后漫天血红的超现实画面，把个人故事升华为整个民族抗争与重生的象征。反复出现的太阳意象，从开篇穿透晨雾的朝阳，到结尾日食时天地同暗的悲壮，就像生命的轮回——毁灭与新生永远交替。《红高粱》的先锋性在于其将民族叙事从传统话语中解放，还原为生命本真的狂欢。在血红的高粱地与灼目的太阳之间，张艺谋完成了对中国电影美学的重构，让中国银幕上如此赤裸地展现出原始生命的壮美与残酷。（编辑：王梓苡）
剧情： 1864年，清同治三年，慈禧太后借助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铲除“内患”后，两宫太后本想将洪秀全家产填充国库，不料一把无名火将洪王府烧成一片灰烬，玉石皆焚。两宫太后不悦，又不便直斥曾国藩办事不力，只得隐忍。总管太监安德海深知其中奥妙，暗中从曾国藩手中敲诈了3000两银子。安德海自恃深受慈禧宠爱，在宫中飞扬跋扈，甚至连同治帝也不放在眼里。同治在长春宫偶遇 宫女桂莲，一见倾心，自此频至东宫。安德海早有心染指桂莲，见状怀恨在心，暗示慈禧早日为皇上完婚。婚礼前夕，桂莲失手打碎了婚瓷盘，同治代为掩饰，岂料安德海故意告知慈禧。慈禧震怒，桂莲险些丧命，同治自此深恨安德海。 安德海谎称将桂莲嫁与自己兄弟，实为一己之私。桂莲发觉被骗，宁死不从，安德海一怒之下将她卖到天桥妓馆。同治婚后，与皇后阿鲁特氏颇为亲密，故意冷落慈禧为他挑选的富察氏慧妃（此人刁钻霸道，心胸狭窄，同治夫妻就是间接被此人所害），引起慈禧的不满，命令同治修身养性两个月，不准亲近后妃。同治帝亲政后，本想有所作为，奈何处处受制于慈禧，早已心怀不满，此次故意违逆母命，私访天桥妓馆，又被安德海密报慈禧。 同治遭到训斥，伺机整治安德海。安德海以为西太后采买寿礼为名，私下江南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不止於此，安德海还自比是西王母取食的“三足乌”，大挂“三足乌”的旗号。船到山东境内后，地方官上报巡抚丁宝桢。生性廉洁刚烈的丁宝桢以清宫祖训“太监不得私 自离京”为由，派兵将安德海在泰安抓获，并火速上报与慈禧太后有矛盾的慈安太后和同治帝，同治帝和慈安大怒，称太监私自出宫违反 祖制，安德海仗着西太后撑腰，简直目无王法，召集群臣密议，传旨山东巡抚丁宝桢，请他立即处死安德海，丁宝桢获许后决定将安德海就地正法，暴尸三日。 可就在此时，慈禧太后发来解救安德海的懿旨。丁宝桢果断地决定“前门接旨，后门斩首”，将安德海拉到西门外丁字街（今饮虎池街北段）斩首。既然生米做成熟饭，慈禧太后最后也奈何不得。慈禧挽救不及，与同治嫌隙渐深。而被卖到妓院的桂莲在一次又一次生活的折磨下，已是变得心灰意冷，同治在天桥妓馆沾染梅毒，病入膏肓。 慈禧得知此病传染，在众妃子挑唆下，将罪责推到怀有七个月身孕的皇后身上，想尽办法虐待已怀孕的皇后，不准她生下婴儿。对她大张挞伐，致其流产，同治震怒之余惊吓交迸，含恨死去。被东太后慈安撞见，东太后慈安目睹惨状大为震怒，慈安没料到慈禧竟然如此蛇蝎心肠，良知尽丧，西太后慈禧知道自己死到临头，决心放手一搏，东太后慈安见慈禧已是专横到极点，不忍皇后阿鲁特氏再受虐待，决心除去这个心腹大患，赶到西宫太后住处，对阴毒绝情的慈禧和骄横霸道的富察氏贬损，最后欲以先帝遗诏制裁慈禧，慈禧惊恐，遂忍痛割下股肉为慈安做药引，此举令慈安大受感动，再次被慈禧巧言和苦肉计蒙骗，终将密诏焚毁。 欲独揽清朝大权的慈禧望着化为灰烬的诏文，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慈禧自此为所欲为，迫害皇后，不久，皇后阿鲁特氏在慈禧毒辣的迫害下，悬梁自尽了，新帝光绪登基，慈禧和慈安再度垂帘，重新“母仪”天下，到了光绪七年（1881）初，慈安忽然患重病，久治不愈，卧床不起。于是，遍召天下名医入京诊治。朝政也只好由慈禧一人打点。据史载，三月初九日晨，慈安依然召见军机大臣，处理军国大事，未见身体有何大的异常之处，只是“两颊微赤”（《述庵秘录》）。然而，次日早，“东太后（慈安）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翁同龢日记》）。晚间即暴病身亡。病情如此之重、如此之急，令人难以接受。清野史笔记记载东太后慈安是吃了西太后的慈禧所赠羊奶糕点遽尔贺崩，从此两宫垂帘格局变为西宫独尊，光绪帝还未成人，慈禧大权独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清王朝走向了灭亡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