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

Kefan Cao
有片源
2021年
导赏：《我和我的父辈》是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联合执导的剧情片，该片是继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后，“国庆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再一次验证了“段落式”结构或拼盘电影本土化的可行性，既丰富了类型片经验，也为新主流大片的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新样式。《我和我的父辈》采取“段落式”结构，包含《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四个故事，信息量大，表现手法灵活。在此基础上，影片以共同记忆和情感结构作为黏合剂，强化了分段式叙事的内在统一性。影片借助个人记忆、家庭记忆和集体记忆，将三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通过个体和家庭记忆带动集体记忆。吴京执导的《乘风》以抗日战争为背景，通过父子间隐忍的情感表达（如递艾叶的细节）与最终舍子救民的壮烈抉择，彰显着家国大义与血脉传承。《诗》则以中国首颗人造卫星研制为背景，刻画航天家庭的牺牲与坚守，强化了“舍小家为大家”的献身精神。在《鸭先知》中，通过儿子冬冬的视角，影片以诙谐的市井细节与荒诞的创意实践，展现普通人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徐峥饰演的“鸭先知”父亲，既是时代弄潮儿的缩影，也是亲子信任与陪伴的生动写照。沈腾执导的《少年行》以2050年机器人穿越为引，用科幻喜剧包裹亲子关系的思考，传递出科技时代对陪伴与创新的呼唤。四个故事从历时性的角度,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选取四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通过记忆的融合，影片编织出一幅跨越时空的父辈群像画卷，既是对家国精神的礼赞，也是对代际传承的深情凝视，堪称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情感温度的主旋律佳作。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影片的分段式风格也契合着“短视频思维”，适应了大众碎片化观影、加速度观赏等新的观影习惯。通过短片与短片之间的转场间隙,迅速吸引观众注意力，每一部短片时间相较于非拼盘电影大大缩减。由此，观众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去接受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分段式、多段落的拼盘电影,最终又统一于共同性因素的麾下,呈现出一种共同的质感和整体的和谐,让观众体验到“异中求同”“美美与共”的感觉，彰显出一个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诉求。
2016年
导赏：《上海王》作为一部展现上海城市时代记忆，人物传奇的电影，影片既有十里洋场各色人等各种势力的多样性，又有情与义、黑暗与血腥，让观众看到时代变革下这座城市隐藏在历史长河中的神秘传奇与内在野性。该片以三代上海王之间的爱恨情仇为主线，通过对上个世纪洪门历史的回溯，全景式展现了从1905年到1925年，纷繁乱世中上海这个东方巴黎的城市记忆。是一部展现上海城市时代记忆、人物传奇的电影。影片并没有直接涉及女性权力的争夺，而是以大变革时代下的帮派纷争为着力点，剥开传奇的面纱，以其独特、敏感而触动人心的描述，将女性为自身抗争的内核娓娓道来，在展现女性在身体、人格、个人发展等方面的觉醒与成长的同时，也展现了社会舆论、社会性别文化的裂痕与内部矛盾。《上海王》所阐释出来的人文思想、人物情怀，以及对城市变迁、历史关照、女性觉醒等问题的讨论，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繁华大都会的人而言，都极具参考价值。
2009年
导赏：《建国大业》不仅写出了历史，还写出了历史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他给予历史中的人应有的尊重、理解，甚至对蒋介石、李宗仁等反面人物，都体现出对末路英雄的一种悲悯，一种\"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气概，呈现出健康明朗，阳光亲和的国家形象。本片不仅继承了主旋律电影的基本的传统和叙述模式，更重要的是它借鉴了好莱坞类型片的一些经验，在满足观众的欣赏和消费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按照电影艺术与市场的双重规律来创作，使《建国大业》成为双重意义上的真正的主流电影。高涨饱满的爱国热情、祖国情结，与高品质的电影创作、制作相结合，加上“众星闪耀”的明星效应，激发出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事件。与此同时，这部电影的运作经验及其引发的社会文化现象，所衍生的话题和意义都广泛而深远。电影《建国大业》的“明星效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172位知名演员加盟，引发了影迷们的强烈关注，最后赢得了非常抢眼的市场表现。在“明星效应”发酵的同时，很多实力派演员也为影片奉献了精湛演技，参与完成了影片充满人性化色彩的一系列历史人物塑造。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建国大业》开启了国产电影新主流大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了主旋律电影受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编辑：大陆）                                                      
1962年
导赏：片围绕老中青三代三个性格不同但姓氏一样的人对体育运动的不同态度展开，通过他们的发展变化，展开故事情节和冲突，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引人发笑得同时又不禁思考。该片是一部清新健康、结构流畅、雅俗共赏的喜剧电影，也可以说是一贯擅长正剧和悲剧的著名导演谢晋的一部具有探索性和突破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