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

Qiang Liu
2024年
导赏：《扫黑·决不放弃》作为一部深刻反映现实、展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影视作品，不仅在艺术表现上取得了突破，更在社会影响力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反响。影片巧妙地将现实社会中的扫黑行动艺术化地再现于银幕之上。通过宋一锐组长带领的专案组与黑恶势力的斗争，影片展现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以及在这场斗争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影片中的案件均取材自真实事件，如暴力征地案、工地埋尸案与农民工讨薪案，这些案件的层层深入，逐渐揭露了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使得影片的叙事线条清晰，代入感较强。《扫黑·决不放弃》突破了传统犯罪类型片的现实改编尺度，塑造了曹志远这位典型的“两面人”形象。曹志远在日光下是人们眼中的“好县长”，在黑暗中却是一手遮天的“县太爷”。这种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避免了主旋律电影宣传教育性下的人物脸谱化弊端，使得角色塑造更加丰满，为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情感体验。影片通过李南北与段毅这对师兄弟的关系，深入探讨了背叛者的心理。段毅的堕落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沦丧，更是对理想信念的背叛。影片通过段毅对师父的照顾，展现了他在私德领域的小小正值与公德领域的巨大负值之间的心理冲突，为观众提供了对背叛者心理的深刻洞察。影片的现实意义同样不容忽视。《扫黑·决不放弃》不仅是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艺术再现，更是对当前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影片通过展现扫黑行动中的困难和挑战，传递出我国对扫黑除恶行动的坚定决心，体现了社会正义和法治精神的崇高价值。此外，影片在类型化叙事的拓展与商业元素的创新中实现了对题材的突破。《扫黑·决不放弃》借鉴了警匪片、犯罪片、悬疑片、动作片等元素，在邪不压正的整体叙事脉络下，设置悬念，层层递进地接近事实真相。同时，影片加入了观众喜闻乐见的类型化氛围，用打斗情节突出动作片的紧张刺激感，保留了犯罪片的暴力情节，实现了政治立意与艺术表现的平衡。《扫黑·决不放弃》以其深刻的社会意义、精湛的艺术表现、立体的人物塑造，成为了一部值得深入探讨的影视作品。它不仅为观众提供了紧张刺激的观影体验，更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现实、人性光辉与阴暗的深思。（编辑：赵敏）
导赏：《出走的决心》以真实人物50岁阿姨苏敏的故事为灵感，通过主角李红的漫长“出走”历程，剖析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被压抑的困境与求索自我的勇气。在导演尹丽川的细腻表达下，电影不仅展现了“娜拉出走”背后的动人心路，更唤醒了女性自我意识的深层诉求。电影聚焦于李红的人生抉择与情感挣扎，展现出她在妻子、母亲、奶奶的多重身份中不断妥协、牺牲的辛酸。她的“出走”源于对自我价值的坚定追求，最终促成个人觉醒。尹丽川在影片中巧妙地淡化了具体的家庭暴力场景，反而塑造出一种普遍性，展示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时常面临的被忽视、被漠视的状态，使观众能够从各自生活中找到共鸣。片中三代女性的故事呈现了时代变迁下女性处境的细微变化。李红的母亲生活在被传统观念束缚的年代，李红则不断妥协、努力维系家庭，而李红的女儿在又面临着社会家庭的双重压力。导演借三代女性的经历，描绘了女性逐步走向自我觉醒的过程。在与观众的对话中，影片提出了当代“娜拉”出走后不仅能获得外部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获得一种内在的精神解放。摇滚精神就是一种反抗，李红的出走不仅是走向路途的自由，也是对束缚自我价值的无声反叛。她在50岁时勇敢开启自驾游，象征着女性挣脱家庭身份的禁锢，走向自我。《出走的决心》既是现代女性困境的象征，也是社会对女性认知转变的缩影。导演意图将具像化的出走抽象化为女性对自由与自我认知的不懈追求，从而唤起观众对女性独立道路的思考。（编辑：颜诗雨）
2020年
导赏：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我和我的家乡》为时代献礼，通过延续姊妹篇《我和我的祖国》的集锦创作方式，将视野由城市投向乡村、由宏观转向个人，努力讲好城乡脱贫奔小康的故事，唤醒每个游子心中对家乡的思念与牵挂。《我和我的家乡》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新主流电影创作模式的成熟，创作者们在主流思想、艺术追求与商业价值间找到了一条既能加深家国一体价值观认同、又能带来欢乐陶冶情操的理想路径。影片在叙事技巧上“以小博大”，“相比《我和我的祖国》以时间为轴讲述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七个重大事件，《我和我的家乡》则以空间为序展现了东西南北中五个不同地点的家乡变迁。如果说，前者是小人物在‘小时刻’与大时代的‘迎头相撞’，那么后者就是小人物在‘小地方’和大时代的‘旧梦重圆’。”出租车司机、农民工、乡村教师、带货主播，他们是城市与乡村中最常见的个体，是被新闻流量和热门数据掩盖的普通人。但正是在这些人身上，蕴藏着最接地气的烟火气和最朴素的善良、正义。他们在城市思念着家乡的圆月，在农村修路、支教、抗沙，深入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舍弃个人得失换来家乡巨变。医疗改革、科技创新、尊师重教、回乡创业、驻村扶贫，五大故事基本都采用先抑后扬再升华的叙事逻辑，深入脱贫举措的具体成果，串联起脱贫攻坚的重要话题，彼此之间相对独立却又统一于“家国一体”的共同主题。形式上，《我和我的家乡》“采用风格各异的电影技巧和笑中带泪的喜剧表达方式，由一种纯正、欢快、轻盈的叙事基调进行串联”，使影片观感轻盈，以人的信念、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感动观众。《最后一课》前半段铺垫了大量笑点，后半段则以怀旧的姿态制造时空的交叠，当年姜小峰在画纸上未竟的愿望，终于在他与范老师重逢的时刻实现。这是将人性力量与电影本质魅力精彩结合的瞬间。除此之外，影片也积极探索视频媒介形式与电影的结合，拓宽电影影像的空间。片中顺应当下网络趋势，融入了大量竖屏短视频，并将其以互联网审美语感呈现，每个个体都会被看见，他们在时代中的参与、奉献也都会被记录、呈现。（编辑：海边淡鼠）
2019年
导赏：2019年由刁亦男执导的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以风格化的视听带来浓厚的形式意味，固定长镜头的连贯性带来时空的凝滞与连贯之感，运动镜头利用演员走位进行场面调度足见导演功力，角色离开后镜头并未离开，而是停留在原地；镜头对准透过塑料薄膜的人影，而并没有对混乱的枪战现场进行直接展示，配合音响的使用来猜测动作，既是刻意为之，也为影片蒙上层层神秘色彩。黄绿色影调为影片定下晦暗不明的颓丧基调，伴随本片始终的淅淅沥沥大雨亦增添了潮湿阴翳的情感色彩，而粉色光源和霓虹灯管的使用带来光怪陆离的迷幻气质。《南方车站的聚会》以影像进行叙事，多次以景别的更替和微妙的镜头运动暗示角色的内心情感变化，暴力镜头的不吝展示配合快速剪辑形成某种残忍的浪漫，雨夜疾驰下，鲜血与泥土混杂带来震撼的影像冲击力；周泽农以枪对准墙面上的海报，画面显示出旧日片段的缩影，既是一种对时代的缅怀，也是一种消极的抵抗。电影的音效设计足见用心之处，愈发密集的鼓点敲击营造了焦急的氛围，话语被火车声音的刻意掩盖暗喻了个体在时代变革之下的渺小，而片中多次声画蒙太奇的使用再次引发了无限的遐想，夜市中的舞蹈以音画不同步和刻意为之的爆米花爆炸声与枪声的有意混淆强化了狂欢意味；画面对准溃逃中的周泽农困于陋室，背景却响起飞机的喷气声，是他心中对自由、远方和渴求解脱的向往，高举的手枪稍显无力，是对当下困局的逃离，也是他最终被枪杀的归宿。影片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符号隐喻，颈上悬吊玉佛也没能逃脱杀身之祸，透明的雨伞成为血染的凶器；动物园中的搜查戏意味无穷，企鹅在虚假的门前等待，长颈鹿的头部被门遮掩，象之眼被蒙上了阴影，枪声响起后懵懂而呆滞的虎之眼，而动物之眼的层层叠加，在最能洞悉真相的眼睛所注视下，善与恶都将被处决。帽子在水中浮浮沉沉，周泽农一个人的死亡伴随一群人的狂欢，阴影也终将被阳光所覆盖。（编辑：刘若能）
2017年
导赏：影片是一部犯罪悬疑题材影片，以一起残忍的连环杀人案为线索，叙述了一个编外“神探”余国伟追查真凶的故事，该片获得了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提名，最终斩获最佳艺术贡献奖，段奕宏也凭借此片获得该单元最佳男演员奖。影片以20世纪90年代的南方小镇为背景，余国伟作为该小镇一个国营工厂内的保卫科科长，身为工人却不事生产，一心想通过破案成为一名体制内警察，被人戏称为“余神探”。20世纪90年代作为集体经济向个体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影片将个体命运镶嵌进时代变革之中，通过构建余国伟追捕凶手的故事情节展现人物行为的荒诞性，从而映衬出社会变迁和时代变革的个体悲哀性，余国伟每一次追捕凶手的行动都演化为一次间接的“杀戮”行为，徒弟因为他执着追凶抢救不及时而死，女友燕子发现自己被他作为诱饵而自杀，无辜嫌疑犯被他误当作凶手而被杀，余国伟对于破案的执着来源于社会转型下的身份焦虑和危机意识，集体经济的瓦解促使人物向下沉沦，从编外人员变为罪犯，直到被遗忘。此种叙事方式带有符号寓言性，通过余国伟的个体命运反映了90年代社会的现实状况，引发观众对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关系的思考。影片在视觉空间上遵循类型片的创作原则，以连绵的雨水和破旧的工厂营造影片沉闷压抑的氛围。淅淅沥沥的小雨和暴雨贯穿影片始终，除营造阴冷潮湿的氛围之外，也反映出躁动不安的人物情绪，而破败的工厂构建了一个封闭压抑的空间环境，人物穿梭其中仿佛身处迷宫之中，表现人物在空间中的迷失感，从而映衬出社会转型集体化生存空间的破碎所带给人物的失落和无措。影片中从未出现的“香港”也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意象，它不仅是燕子逃离现实生活的梦想彼岸，也代表着下岗工人和社会边缘人对自由经济体制的想象，是对自我未来生存的劝慰。总而言之，影片构建了一个充满隐喻意味的空间环境，深刻地表现了在犯罪案件表层下聚焦于社会现实的主题。（编辑：州文）
2011年
导赏：这部电影的核心聚焦于名为“树”的角色，但“树”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名，它更像是一个蕴含深意的集体象征。如果说大多数类型片遵循的是直线型叙事模式，那么这部作品则是韩杰导演对解构叙事内核的一次先锋尝试。影片开头，其写实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贾樟柯电影中的相似场景。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特别是进入后半段，叙事方向发生了偏移，引入了“魔幻”元素，这种叙事手法超越了中国传统叙事的范畴，导演意图通过近乎“魔幻”的笔触，全面揭示树先生及其所代表的农村一代，在城市化浪潮中的心理状态。王宝强在其中的表演无疑是影片的一大亮点。影片中的树先生是一个生活在农村底层的边缘人，他懦弱自卑、狡黠神经质，同时又淳朴善良、爱面子。王宝强通过精湛的演技，将这些性格特点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塑造出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角色形象。他通过眼神的闪烁和头部的微摇，传达出树先生内心的矛盾和挣扎；通过肢体语言的细微变化，展现出树先生在面对困境时的无奈和绝望。特别是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当树先生的精神逐渐崩溃，王宝强的表演更是达到了巅峰，可谓超乎寻常。他通过夸张的肢体动作和迷离的眼神，将树先生陷入幻想世界后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时而像个小孩子一样在树上嬉戏，时而像个风水大师一样料事如神，这些表演都让人感受到了树先生内心的混乱和迷茫。在台词的处理上，他通过语速的快慢、音量的高低以及语调的起伏，将树先生的情感状态传达得十分准确。特别是在与他人的对话中，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到树先生的心理状态，通过微妙的语气变化，让观众感受到树先生内心的波动。可以说，王宝强在《Hello！树先生》中的表演是他演艺生涯中的一次重要突破，也是他作为一名演员实力的有力证明。（编辑：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