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矛
1996年
导赏：《我也有爸爸》是我国第四代导演黄蜀芹的电影作品，由吴大维、马晓晴等主演，讲述了一个患有白血病的流浪儿与足球明星之间感人至深的故事，获得第17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的殊荣。在创作者真诚、细腻、抒情的镜头下，这部讲述生死议题的深刻影片给人带来童趣、诗意、积极的观看体验。片中流浪儿大志罹患绝症的遭遇令人恻隐难忘，他与没有血缘的运动健将林天海从素昧平生到相互救赎，深深触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内心。《我也有爸爸》在传递人类的终极伦理关怀时，不仅仅讲述施助者的单向奉献、自我牺牲，还表现出弱者对于强者的友爱与鼓舞。当林天海所在足球队远征日本却败绩而归，他严重受挫、一蹶不振，大志以稚气可掬的激将法敦促他重振雄风，球队也终于取得胜利的果实，为生病的孩子们赢得善款。这种相互碰撞、相互付出的爱心交流，不仅使剧中人物彼此间真情流露，还酝酿出剧情突转的强大动力，用昂扬的斗志升华影片主旨。全片中绿茵球场与白色病房轮番作为叙事空间，结局画面是一个巨大的足球状气球将一面红十字大旗升上空中，浪漫与现实的象征互相交织，两人奇妙的“父子”情谊使得对生之希望的讴歌成为电影的主旋律，而病情发展和死亡阴影则仅仅作为副调，共同谱写出节奏轻快、明朗温馨的现代童谣。剧组创作人员曾深入白血病儿童群体进行真诚的关怀体察，此般匠心独运是电影《我也有爸爸》感人至深的原因。吴大维和王泉贡献出生动自然的演绎，使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主角碰撞出火花；片中心地善良的护士也让人印象深刻，她从身怀六甲到诞下新生命，进一步深化了故事的生命意识，出演护士的马晓晴也凭此角色荣获金鸡奖最佳女配角称号。（编辑：曾奕琦）
1993年
导赏：90年代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上影厂，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生产基地，在这一时期同样面临着转机与危机的双重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情话》完成了艰难的创作与拍摄，并且被上影厂列入九三年度的重点剧目。《都市情话》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题材”影片有所不同，它避开了以往此类影片常见的急功近利和枯燥乏味的宣传模式，转而深入挖掘了时代背景下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情感世界，具有深刻的社会转型意义。影片以人物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串联起时代波澜中的人物生活命运，使得时代的特征扎扎实实地落在人物身上，真实地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人物塑像，而非脸谱化的复制人物形象。影片的创作背景紧扣时代社会问题，即中型企业如何顺利转型为股份制企业。这一转型涉及到我国企业的经济运作，也关乎每个员工的命运和未来，这或许是影片所处时代普通人更关注的生存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影片通过细腻而深入的刻画，展现了人们在面对时代变革时的种种挣扎、选择和成长。导演徐纪宏以他娴熟的技法和独特的视角，将这一重大题材拍成了非常具时代特征的纪实性影片。陈同艺曾在1994年的《电影新作》中评价这部电影是徐纪宏导演最好的一部作品。影片故事多线索交织，人物较多，关系错综复杂，尤其是罗乃倩与李逸明的情感线。但好在叙事清晰，人物线索杂而不乱，每个角色都鲜活而立体。令人惊喜的是，影片具有反映现代职业妇女生活的女性电影色彩，但距离名副其实的女性电影还有一定距离。在表现罗乃倩等女性的人物情感世界时，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表面的情感纠葛上，而是深入挖掘了角色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思想变化，具有时代的深刻反思性。（编辑：婧怡）
1992年
导赏：影片《阙里人家》是吴贻弓导演以孔林为背景而创作的影片，人物设定为孔子后代的第七十六代孙，在阙里住的这户人家五代同堂，根本上象征着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与绵延不绝，导演在影片中所想要探讨的是儒学在成为中华文化深层结构中不可动摇的传统思想之后，面对历史的演变、时代的更迭，儒家思想所代表的传统道德伦理和家族凝聚力是否会受到冲击，影片中安妮小姐的出现、孔令谭的理想和孔维本出国留学的愿望均代表着现代思想，旧意识与新意识之间的搏斗、古老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撞击、历史与现实的藕断丝连在这个大家族中上演，沉重、压抑而又深远。影片中描写了四组父亲形象，探讨了儒家文化之中传统的父子关系，影片中有一场孔维本毅然决然辞掉教师的戏份，在该画面中坐在高堂之上的是父亲孔德贤和太爷爷孔祥弼，而爷爷孔令谭和孔维本则是坐在两侧，从这里便可发现太爷爷和父亲作为在孔林扎根的孔代后辈，代表的就是儒家文化中的传统思想，要求仁爱、和睦，但思想保守、含蓄且固步自封，同时也象征着传统父权制下父亲所代表的权力与威严，而孔令谭作为革命者、孔维本作为被现代思想所浸染的晚辈，两人思想活跃、向往拥抱理想，这样的“叛逆者”被传统父亲认为缺乏责任。影片表面上是通过对父亲形象的刻画探讨父子关系，实则是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进行反思，表现文化的命运和在这种命运制约下人的命运，探讨文化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吴贻弓导演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性人物，善于用画面表现诗意与意境，通过空镜头的叠印、镜头画面与音乐的相衬表现人物情感状态与心理状态，《城南旧事》中香山红叶的反复叠印表达出英子淡淡的忧伤，在《阙里人家》中导演继续发扬他的这一传统，影片通过横移、叠印的镜头和深沉、压抑、撞击人心灵的音乐的综合运用，表现出孔林的深幽莫测与感慨的人生况味。爷爷孔令谭与老友相会，念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后五位老者的吟唱，而后叠印的空镜头中出现孔林墓碑、阙里牌坊、西沉的日落，悠扬舒缓的音乐出场，感叹历史的悠长与沉重，感叹时间的稍瞬即逝，韵味十足。（编辑：张苏慧）
1991年
导赏：《月随人归》以中秋佳节为背景，通过张汉元带着假妻子回乡探亲的情节，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吴贻弓作为中国第四代电影的杰出代表，其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著称。在《月随人归》中，吴贻弓继续保持了他散文化的风格与艺术创作个性，通过细腻温婉的镜头语言，一如既往地在纷乱现实中挖掘美好人性，在艺术文本中净化现实人心，以一种相对平和宽容的态度审视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裂变。中回大陆探亲的儿子张汉元为宽慰父母，才与寡妇区玉芬假扮夫妻。他的谎言使得自己、昔日恋人林梦芸、今日假妻区玉芬都陷入到情感的迷局中，但两位女性都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情愿牺牲自己，成全他人，丝毫没有爱情的自私和狭隘！导演在片中精心设计了二十多个各式各样的月亮镜头，用以营造意境氛围。这些月亮镜头不仅大小有别，色彩各异，更成为贯穿全片的情绪链，通过视觉节奏与韵律的创造，构建出一种浪漫咏叹的基调，达到银幕散文诗的审美意图。月亮作为影片的重要意象，始终挂在天上伴在人物左右，象征着人物内心的情感波动与命运变迁。电影片名出自李白田园诗《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开头四句是“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显然，吴贻弓导演是期望在“月随人归”时分，返顾人生漫长的历程，体验其中思绪万千却无法言尽的“苍苍翠微”。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仅能够感受到影片所传递的温情与诗意，更能够从中汲取到一种淡泊的人生态度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编辑：明慧）
1989年
导赏：《庭院深深》是大陆第一部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作为一部文学改编的影像化作品，影片在保留文学性的同时也进行结构性的创新，影片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采用了交叉叙事结构，将回忆与现实相互交织，通过蒙太奇的叠加画面剪辑手法将男女主人公的生死恋情一层层展开，由此交代两位角色情感波折的前因后果，构建出情节的传奇性。与此同时情感叙述与情节叙述的交错使用谱写出复杂的人物关系，表明封建等级观念是造成情人离散、庄园被毁惨痛遭遇的罪魁祸首。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艺术中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庭院深深》延续了八十年代诗电影的创作手法，在画面上追求意境之美，通过含蓄的拍摄手法和蒙太奇的处理效果使画面具有诗意的韵律感和美感，从而营造出独特的视觉体验。影片开头方丝萦闯入废墟之中，悠扬的音乐、庄园废墟的寂寥画面和人物旁白三者结合奠定了影片含蓄隽美的基调，通过“留白”手法的使用给观众无限遐想。而在影片中段章含烟准备投河自杀之时，奔腾的洪水与章含烟走在泥土之中的蒙太奇叠加画面剪辑手法体现出情景交融的诗意美学，奔腾的洪水不仅预示着危险的来临，也与人物的心理状态形成对比，强调人物精神的无望和心理的死寂。史蜀君导演是一个具有女性观念的人，她的大多数作品都带有自觉的女性话语，片中的女性往往自强自立，这样的形象塑造透露出的是导演的女性理想，也是导演自我形象的写照。《庭院深深》史蜀君导演在其中发挥了主体性，用女性独有的细腻、柔和而畅达的温情来刻画人物的灵魂，营造诗与梦的格调，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表现爱与恨、生与死、复仇与宽恕、猜忌与理解等多种情感，将章含烟塑造成极具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从一个柔弱的女子变成有主见的教育工作者，并能够站在女性的角度理性思考自己与柏沛文、欧爱琳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在爱恋之中注重主体性和个体成长。（编辑：张苏慧）
1987年
导赏：黄蜀芹导演的电影《人·鬼·情》揭示了女性在社会与自我认同之间的挣扎与成长，深情审视女性命运。这部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女性主义作品，是对中国女性电影从无意识向有意识觉醒过程的诠释。影片以戏曲女演员秋芸的从艺生涯为核心，勾勒出一位女性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交织下的复杂心境。秋芸的艺术之路是辉煌与坎坷并存的，她的成功在舞台上如日中天，但内心的空洞与痛苦却如影随形。这种强烈的对比深刻反映了女性在传统角色定位下难以逃脱的困境。事业上的辉煌无法填补情感与身份认同的缺失。《人·鬼·情》的问世，正值上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逐渐进入中国的学术视野，为中国女性电影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想启迪。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女性的电影，更是一次女性自我对话的深刻探索。秋芸的角色，既是舞台上的戏曲演员，又是她内心深处自我认同的投射，两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她复杂而真实的内心世界。影片中，秋芸在舞台上拒绝扮演传统的女性角色和命运，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无法摆脱社会强加于女性的“宿命”。她对“女人应嫁个好男人”的传统观念持有怀疑，但理想中的男性形象始终未能出现，最终，她只能在自己扮演的戏曲角色中寻找那份缺失的男性力量与理想寄托。此外，影片通过对《钟馗嫁妹》这一传统戏曲故事的改编，赋予了古老传说新的生命力与情感深度。原本充满神奇与梦幻色彩的民间故事，在黄蜀芹的镜头下，被赋予了一层悲哀与凄凉的色彩，这种情感的叠加，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也深化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与探讨。（编辑：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