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榈
有片源
1985年
导赏：《少年犯》由导演张良和制片王静珠合作摄制，这部电影不仅以其真实性著称，更以其独特的美学特质和现实意义影响了一代人，成为新时期普法题材电影的先驱。影片通过真实的监狱环境和在押少年犯的本色出演，展现了一群少年在特殊环境下的成长与挣扎，以及他们内心深处的悔改与希望。导演张良曾说，《少年犯》的剧本主题概括地说，只是两句话：“挽救孩子，造就人才。”影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并关注那些被遗忘的少年群体，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讨。创作者秉持人性关怀，展现了对失足青年的同情与爱。影片大胆启用在押少年犯饰演主角，这种本色出演使得角色的情感更加真实、自然，观众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痛苦和挣扎。影片最大的美学特质之一是其对现实的忠实呈现。从拍摄地点到演员，再到影片中的案例，都力求真实，这种真实性为影片的感染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影片通过多个少年犯的故事，展现了不同的犯罪原因和走向自新的历程，这种多线叙事结构使得影片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在叙事过程中，通过情感的起伏和转折，增强了影片的戏剧张力。例如，少年犯在狱中的歌舞表演，不仅是他们自我救赎的开始，也是观众情感的高潮。王劼含泪演唱《心声》，泪水模糊了他的面庞，情感的真挚透过歌声传递给每一位观众。伴奏席上的乐手们以庄重的姿态，用心演奏各种乐器，奏出了生命的最强音。最为触动人心的是那些舞者，他们的动作虽然不够整齐，表情也不够优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更加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内心的迷茫、彷徨、挣扎、无助和悔恨。同时，他们也通过舞蹈清晰地传达出了改过自新的勇气和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少年犯》的上映，宛如在1985年的影坛投下一枚重磅催泪弹，引无数观众“泪飞顿作倾盆雨”。影片中少年犯们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在狱中的生活和挣扎，他们的痛苦、悔恨、希望和渴望，通过银幕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编辑：赵敏）
1983年
导赏：影片《漂泊奇遇》依据时代和环境特点，准确塑造了富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并准确把握了人物身上美丑结合的复杂统一，从而揭示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生活的畸形，表现出被旧社会所扭曲的人物粗暴、残忍的性格特点和他们内心的巨大痛苦与内在品质。本片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空镜头的运用，既妙造自然，又寓情于景。影片中无论是灰色的云层、遮日的森林、险峻的岩石、幽深的峡谷，或是阴森的破庙、剥落的神像……无不把南陲特有的背景与人物的悲剧命运巧妙 地糅合，使整个影片呈现出一种抒情的散文性和浓烈的传奇性。影片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在描绘小黑牛、夜白飞、舵把子，这些因破产而被迫铤而走险的农民，最后分别含恨离世时，所抒写的那些空镜头，更是一首首令人酸楚、悲愤的无言诗。
1981年
导赏：《喜盈门》讲述了一个生活在胶东大院中，四代同堂的乡村家庭群像故事。本片生活气息浓厚，立足于现实主义基础，着力反映普通人的“家务事，儿女情”，通过一块布料、分家要大橱、吃饺子、喂猪、拾鸡蛋、做缝纫机活等家长里短的演绎，形成戏剧性的冲突，细腻地展现出这个九口人大家庭中公媳、婆媳、兄弟、妯娌、姑嫂、兄妹、母子、母女、祖孙之间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把一家老小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以及每个人的精神面貌、道德情操，细微而深刻地刻画了出来。“接地气”是本片的最大特色，饭桌上的爷爷训孙、分家前的不眠之夜、娘家院落的离婚风波、沙河里的破镜重圆……这些妙趣横生的桥段皆是来源于丰富的生活体验观察。影片源于生活，但又必然要高于生活，尽管电影要在一个普通简陋的农村院子里拍摄下全片近半数的镜头，但视听语言却完全不致使观众感到单调乏味，这得益于摄制组针对每场戏精心选择的具体环境，通过在空间变化上做文章，采用纵深和立体调度的镜头处理，加强了场景内方位、角度、构图和运动的多样性。《喜盈门》以强英与两位老人的矛盾及化解为主线，以天伦之乐的大团圆结局收尾，凭借动人心弦的情节让观众以小见大，躬身自省敬老爱幼这一普世道德，丝毫不落说教的窠臼。正如导演赵焕章曾阐述，本片的风格宛若“年画”：“城里人和知识界会觉得年画算不得高级艺术品，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到了农村就会发现，年画深受几亿农民欢迎，家家墙壁上都堂堂正正地挂着几幅年画。这大概是由于年画更能朴实无华、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农民群众的生活情景和精神面貌的缘故。”
1980年
导赏：在改革开放伊始，“科技”这一词汇便成为了引领变革的关键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我国科技事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不久后，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其深邃的思考，荣获了当年文坛的最高荣誉——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这部作品也乘着科技的东风，催生了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的诞生。《珊瑚岛上的死光》以其充满未来感的想象，不仅赋予了科技以巨大的威力，更是深刻地探讨了科技背后的伦理问题。影片超越了对科技进步的简单赞美，展现了对科技伦理的焦虑。它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人类是否能够驾驭这股力量，避免走向毁灭的边缘？在影片中，赵谦教授和马太博士十年如一日地深耕科学发明，只为了能报效祖国和造福人类，但维纳斯公司的商人们却企图将杀伤性科技手段应用于战争，这是对科技的亵渎，也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在人物命运的处理上，《珊瑚岛上的死光》也大胆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创作中的一项隐秘禁忌——正面人物的不朽神话。在以往的作品中，英雄形象总是被赋予了超越生死的光环，而在这部电影中，赵谦教授、马太博士以及忠诚的侍从阿芒，这些代表正义的角色，却未能逃脱黑暗势力的毒手，在银幕上饮恨死去。对此，原著小说作者童恩正以一种幽默而自嘲的口吻回忆道：“当我将这篇小说改成电影剧本时，就有同志善意地提出，小说中四个正面人物死掉了三个，最好再救活一两个。又有同志提出，你如不愿改内容，那么就应当改题目，这部电影不要再叫《珊瑚岛上的死光》，而应该叫《珊瑚岛上都死光》。”这一小争论，不仅折射出当时社会对于文艺作品的期待与束缚，也展现了创作者在艺术探索与现实压力之间所做的微妙平衡。《珊瑚岛上的死光》以其对科技伦理的探讨，成为了一部对人类未来提出警示的作品。它不仅让我们在科技的辉煌成就面前心生敬畏，同时也唤起我们对科技进步可能伴生的风险的深刻反思，激发了人们对科技与未来无尽的哲思与遐想。（编辑：王梓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