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刚
有片源
2005年
导赏：《我的母亲赵一曼》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优秀献礼片，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更是一部以情感人、以情育人的杰作，影片成功地将历史、情感、教育等多个元素融为一体。从叙事策略上看，《我的母亲赵一曼》选择了内聚焦叙事的独特视角，通过赵一曼与儿子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巧妙地串联起了一个英雄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既是对传统英雄叙事的一种创新，也是对观众情感的一种深度触动。它不仅仅是儿子追忆母亲的过程，更是今天与历史、现实与想象的一次深刻对话。这种叙事方式，让观众得以从多重角度观察故事，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故事所蕴含的多重意味。影片以“母亲”这一身份作为叙事视角，是对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全新塑造。赵一曼不仅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母亲，这一身份的叠加使得她的形象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也更具教育意义。影片试图解答的问题是：是什么让一个母亲能够忍受身心的折磨，是什么让她能够坚守信念，放弃各种诱惑？这不仅仅是对赵一曼个人英雄主义的赞颂，更是对那个时代无数革命者共同精神面貌的写照。在赵一曼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看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更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深情母爱。这些元素在影片中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塑造出了一个可歌可泣、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赵一曼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符号，更是一个情感的寄托，一个精神的标杆。（编辑：婧怡）
1997年
导赏：影片通过讲述四代灯塔人不畏艰险，跨越半个世纪守护灯塔的故事，展现了他们对灯塔坚守的执着和对职责的忠诚，所描述的叙述对象灯塔人并不是英雄式的人物，而只是普通的平凡人，为了在黑夜之中点亮灯塔，照亮过往的渔船，灯塔人自觉将自己的人生命运与灯塔绑定在一起，并通过家族的代际传承体现了他们对生命价值的遵循，通过他们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和无私的自我奉献，展现了人性的真善美，弘扬了崇高的民族精神，使之灯塔人这一群体形象成为民族形象的象征。影片是从秋女的视角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故事，是齐家四代灯塔人生命历程的见证者，在男性与女性的形象建构上，齐家的男性是主动式地将生命奉献给灯塔，而秋女的奉献可谓是一种被动的奉献。为了坚持所爱，不顾父母的反对偷偷藏在酒缸里跟到海岛上，不幸新婚之夜丈夫身亡，而后将儿子大秧带回岛上抚养，不料长大后的大秧也要坚决守护灯塔，秋女之后只能将孙子齐灯儿带到身边，阻止他上岛。从秋女的种种行为来看，她的命运是依附于齐家男性的命运，是被动地为灯塔做出了巨大牺牲，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女性美德，为了家族的历史与传承，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坚韧和奉献精神汇聚在她的身上。影片在表现齐家四代人用生命为灯塔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表现了家长里短、生儿育女、工作婚恋等日常生活琐事，展示出地方的风俗民情，片中多次出现的舞狮和石像既成为地域特色的代表，同时作为视觉符号带有隐喻和象征作用。影片首尾出现的舞狮场面与小镇灰黄的土城墙形成对比，营造了一种明朗热烈的抒情风格，同时红毛狮的使用代表了特定的民族文化特征，象征着灯塔人对尊严正道的张扬和对苦难人生的承担。秋女家中青灰色的石像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同时也暗示了灯塔女人的苦难命运与坚不可摧的意志，在叙事上彰显了带有文化特性的艺术张力。（编辑：州文）
1996年
导赏：本片系孙沙导演“乡村女性三部曲”之一，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根据山西作家谭文峰的小说《走出乡村》和《仲夏的秋》共同改编。影片聚焦乡村女性的地位、遭遇、命运与出路等社会现实问题，讲述了纯朴天真的女子豆豆被村里较有地位的“暴发户”土改侵犯后，不畏权贵，与世俗观念对抗，坚持将土改告上法庭，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贫穷与欲望、人性与道德、尊严与正义，以及爱情等伦理命题的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引人深思。影片以“红月亮”为核心意象，具有独特的诗意与愁绪。“红月亮”在影片中共出现四次，分别具有不同的叙事承接作用与象征意义。一是出现在豆豆与文志在电影放映时试图“拉手”这一场景后，象征爱情的懵懂悸动、甜蜜与美好；二是出现在豆豆被土改侵犯后，豆豆爹决定拿土改给的两万块钱私了，但豆豆睡觉时手里还拿着文志帮写的要去上诉的告状纸，此后承接由模糊逐渐变清晰的红月亮，象征虽被玷污但即将使作恶者受到法律制裁、正义将得到伸张、出路即将明晰的意味；三是出现于豆豆流产后，象征一种更深地无力与无望。四是出现于影片即将结尾时，粉红色的月亮。影片以开放式结尾作结，片尾时豆豆脱下与放映员结婚的红色嫁衣，牵着她的小毛驴，不知走向何处。而后遇见从城里归来的文志，文志大步奔向她，她呼喊文志的名字，随后圆月变为升起的太阳，影片结束。导演似乎没有给出答案，关于她的出路与命运，但似乎答案也已然隐于影片之中。影片细节刻画十分细致。豆豆被侵犯后，在河中反复“清洗”自己的身体，她的心，也从“一轮明月”变为“一潭死水”。此外电影中设置了两场胶片电影放映场景，其中一部为译制爱情片《幸福的黄手帕》，既与放映时豆豆和文志的悸动甜蜜爱情相呼应，又与豆豆被侵犯后文志对她的疏远构成对比。文志对此遭遇似乎更为“生气”而非“心疼”，生气的似乎是一种关乎自身名声的隐形指向。另如，村里人由于畏惧权贵同意投“私了”一票而纷纷举起的手部特写，暴雨前的雷声对事件转折的预示等，一步步敲击观者心灵。是谁的悲剧呢？似乎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根源在于贫穷吗？但贫穷似乎能激发人性与欲望的更多面向。是选择生存还是坚守尊严、追求正义呢？影片在对豆豆家中两位男性将其当作“物”进行“交换”进行批判之时，似乎更显示出深深地无力感。豆豆爹在拿到私了的两万块钱后对侵犯其女儿的作恶者道谢，在极度讽刺的同时似乎又带有一丝怜悯，毕竟一家人要活下去、儿子要娶妻生子，这是世代相传、传统而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与此矛盾与无解相契合，影片独具风格地并未使用强烘托情绪的音乐，反而使得戏剧冲突与心理振动更为强烈，充斥着一种难以宣泄的悲剧意味。影片以此悲剧性书写，最终仍指向新时代的人应冲破世俗观念，冲破封建伦理道德，尽管如豆豆一般在泥泞中挣扎前行，但正义与善应是我们追寻的永恒命题。（编辑：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