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绍同

Shaotong Zhang
有片源
2005年
导赏：《我的母亲赵一曼》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优秀献礼片，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更是一部以情感人、以情育人的杰作，影片成功地将历史、情感、教育等多个元素融为一体。从叙事策略上看，《我的母亲赵一曼》选择了内聚焦叙事的独特视角，通过赵一曼与儿子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巧妙地串联起了一个英雄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既是对传统英雄叙事的一种创新，也是对观众情感的一种深度触动。它不仅仅是儿子追忆母亲的过程，更是今天与历史、现实与想象的一次深刻对话。这种叙事方式，让观众得以从多重角度观察故事，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故事所蕴含的多重意味。影片以“母亲”这一身份作为叙事视角，是对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全新塑造。赵一曼不仅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母亲，这一身份的叠加使得她的形象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也更具教育意义。影片试图解答的问题是：是什么让一个母亲能够忍受身心的折磨，是什么让她能够坚守信念，放弃各种诱惑？这不仅仅是对赵一曼个人英雄主义的赞颂，更是对那个时代无数革命者共同精神面貌的写照。在赵一曼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看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更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深情母爱。这些元素在影片中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塑造出了一个可歌可泣、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赵一曼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符号，更是一个情感的寄托，一个精神的标杆。（编辑：婧怡）
2004年
导赏：《台湾往事》以主人公张清文在台湾的成长经历为主线，通过对祖父、父亲、母亲、阿美、阿忠、秀子、武夫等人物的思想、 行为和命运，展现了一幅生动细腻的台湾乡土生活长卷，演绎了动荡年代台湾人民荡气回肠的亲情、友情、爱情、故土情和民族情。编剧黄丹认为：“《台湾往事》描写主人公林清文的人生历程和一个台湾家庭的动人传奇，反映了两岸人民同根同源、骨肉不可分割的历史和现实。它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表现历史的变迁。”影片力求在表现历史的同时，对感情有细腻的刻画。导演郑洞天称：“《台湾往事》散文化的风格与《城南旧事》颇为类似，影片善于细腻地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人物的生动性格。其三段式的故事结构使影片具有多棱镜的功能。《台湾往事》力求依循《城南旧事》的风格，形成了一种以心理情绪为内容主体，以画面与声音造型为表现形式的散文体影片。”影片的美学特点体现在其散文化的叙事风格和细腻的情感刻画上。它不动声色地讲述了记忆中的乡土故事，艺术表达既收敛又细致深入。导演在处理历史事件时，没有直截了当的直露表现，而是将占领者的高傲威压和台湾人民的抵拒情绪隐藏在行云流水般的乡村故事中，通过镜头语言和影像构筑的情绪来传达故事的内在意义。《台湾往事》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中华民族坚韧精神的展现。它以情动人，用中国传统的散文叙事和具有中国古典意味的影像，讲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民族故事。影片深刻表达了两岸人民同根同源、骨肉不可分割的历史和现实，反映了乡土怀念、文化牵挂、亲情感念、人性揭示和隐含的意识形态诉求，体现了第四代导演的责任感、大局意识和信念感。（编辑：赵敏）
2001年
导赏：这是一部献给国际志愿者的影片，电影《因为有爱》展现了爱的力量如何跨越个体界限，温暖社会，电影故事集青春、爱情、责任、成长于一体。影片通过四位青年志愿者——伍宇娟饰演的任青青、剧雪扮演的黄小玉、辛柏青饰演的于舒以及左小青饰演的周原，与各自服务对象之间发生的温馨而深刻的互动，细腻勾勒了新时代背景下，青年一代如何在奉献与自我成长中找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因为有爱》构建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叙事空间、充满着青春的激情与活力。银幕上，青春的活力与爱的暖流交织在一起。这种对社会的爱是物质与心灵上的双重援助，它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影片采用多线并进的叙事结构，形成了四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故事线。任青青与周雅娟一家的故事，展现了亲情的坚韧与重生的希望；黄小玉与梁珊珊之间，则是关于友情与自我救赎的深刻探讨；于舒与林海一家的互动，则揭示了家庭责任与社会担当的厚重；而周原与莲子的故事，则是一段跨越年龄与身份的纯真情感交流，展现了人性中最质朴的善良与温暖。这些故事虽不曲折离奇，却以其真实感人与深刻的主题触动了着观众的心弦。《因为有爱》不仅是一部关于爱与奉献的电影，它更是对当代青年精神风貌的一次深情礼赞。影片通过青年志愿者们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他们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以及对于社会、对于他人的深切关怀。电影流露着时代的精神，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编辑：婧怡）
2000年
导赏：《英雄郑成功》由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执导，赵文卓、蒋勤勤主演，以明朝末年民族英雄郑成功奋勇抗清、成功收复台湾，为理想和信仰而百折不挠、宁死不屈、骁勇善战的壮举为轨迹，逼真重现郑成功在明朝危难关头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振兴民族大业，抵抗荷兰殖民侵略者，精忠报国，名垂青史的短暂一生，弘扬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等爱国将士在孤军无援，极其艰苦恶劣的条件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通过表现郑成功与父亲郑芝龙的矛盾关系，本片生动塑造了郑成功这一历经异常激烈思想斗争仍然胸怀忠孝节义的儒将形象。出身海盗的郑芝龙因出色的政治头脑成为拥兵20万的福建总兵，他还具备资本主义萌芽思想，在台湾海峡与日本、吕宋（菲律宾）通商。改朝换代的乱局中，郑芝龙拒绝反清复明，还将南明王软禁起来。他作为功利主义者的选择取向导致了其后被清廷招安、官授闽粤总督，但最终还是被杀害的悲剧。郑成功作为其子，则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当他获悉与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镇守闽浙边界仙霞关的将领李卫暗地里与清廷勾结时，义无反顾地赶到仙霞关把李卫杀了；而当他痛心疾首地发现父亲也有降清意向时，心里痛忿交加，当苦劝无效时，他几次欲拔剑，终又忍住，饱受忠孝难全的精神痛苦。本片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完美融合。影片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氛围，震撼人心的宏大场面，以及中外演员细致入微的表演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这部气势恢弘的大制作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源的血肉深情以及渴望统一的强烈愿望，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编辑：曾奕琦）
导赏：影片《刘天华》是一部人物传记片，同时又是一部音乐故事片，导演使用小说章回式叙事结构展现人物的人生轨迹，使影片更加具备传奇叙事色彩，并以二胡音乐贯穿全片，突出时代变革背景下民族音乐的现代性变革，映射出人物命运的悲欢与酸涩。影片的叙事结构与一般历史片、人物传记片的叙事结构不同，采用的是章回式叙述结构，从妻子、友人、学生三个不同的视角评述刘天华的一生，颇似于电影《公民凯恩》的模式。第一章以妻子殷尚真为引，讲述旧式包办婚姻与江南水乡成长环境，第二章以友人古诺夫为引，讲述中西文化观念与艺术观念冲突，第三章以学生上官于飞为引，讲述师生情，整体脉络囊括了刘天华地域文化下的民族音乐启蒙、中西音乐碰撞下的国乐改革、传授学生音乐理念和创作技法等多个人生阶段，以客观化的视角呈现出人物的多面性，每个视角的情感色彩共同构成对刘天华全面而深刻的描绘。作为一部音乐传记片，二胡成为贯穿整部影片的主线，其音乐风格的转变决定着叙事的基本走向，《病中吟》《独弦操》《光明行》是刘天华的代表作品，导演将此作为三个章节的章节标题，提纲挈领地道出每个叙事段落的人物思想与情感表达，展现出刘天华的心理历程。《病中吟》一段讲述了娶亲冲喜、父亲病危、三叔痛斥民族乐器等事件，与委婉幽怨的乐曲声相互映衬，传达出生命苦之焦虑的情感，表达刘天华内心彷徨忧虑的心绪和对冲破现实阻碍的渴望；《独弦操》一段讲述民间音乐与正规音乐之争、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之争，凸显西方强势文化下的民族困境，表现刘天华对国乐进行现代性变革的决心，乐曲《独弦操》是一曲单独用二胡内弦演奏的乐曲，是刘天华在二胡演奏方面进行发展、创新的重要成果，主旨、情感表达与该段落内容相呼应；《光明行》一段讲述刘天华拯救参加示威被打伤的学生，以政府镇压爱国运动作为叙事背景，而《光明行》乐曲的创作带有鲜明进行曲的风格，正体现了该段落中刘天华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爱国之情。风格即人，音乐风格造就了人物的精神气质，成为塑造人物的基调。刘天华的音乐风格偏于平淡，婉转而哀怨，如泣如诉，却又不乏激情，从而塑造出刘天华惆怅、平和、沉静而又与世无争的性格。抒情性与忧郁气质相结合的音乐风格与人物性格相互映衬，使得在情感上达成互通性，成为传记片的一大特点。（编辑：州文）
1996年
导赏：《鹤童》是一部以儿童与丹顶鹤为主体的自然环保题材电影，讲述了生活在湿地保护区的人们迎来送往在此繁衍生息的丹顶鹤们的故事。影片充满了童真童趣，刻画丹顶鹤的生活习性时细腻而有耐心，捕捉了人与丹顶鹤亲密互动的宝贵瞬间。影片在对重点人物加以突出的同时，塑造了一批守护丹顶鹤的天真儿童群像，将儿童世界的纯洁与动物世界的灵动并置呈现。以嘟嘟为代表，这些受家庭熏陶的孩子们对丹顶鹤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与责任感。一开始，他们将丹顶鹤视为外在于自己和人类世界的他者，是可以被占有的“物”。他们在小不点的成长中自顾自地付出了心血，便自然地认为小不点归他们个人所占有，大声争执着“小不点是我的”。而小不点的成长与必然的离开，则教给了他们有关“分别”的人生课题。小不点不再是谁的宠物，它是独立的、自由的生命体，是和人类平等的“朋友”。影片以一次短暂的相遇与别离自然地传递了动物保护的理念，在自然中，人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是与其他生物一道，完整生态系统的循环。丹顶鹤们会成长、繁衍后代，在来年继续回到这片湿地，孩子们也在成长中将动物保护的责任接续传承。绿色是《鹤童》的主色调，紧扣着本片与自然和谐相生的主题。影片在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景拍摄，绿草与湖水倒映出天空的颜色，人物在自然环境的笼罩下只显现出小小的身影。孩子们赤裸着身体在水中奔跑，美丽的丹顶鹤悠然飞过，人在自然中回归了最质朴、原始的情态。大面积的绿色与蓝色铺陈，光线的柔化处理，使影片具有清新朴素的真实之感。可以说，《鹤童》成功完成了一次对观众的生态观教育，将保护生态的教化意义融于天真烂漫的童年幻想与广袤宁静的自然画卷之中。（编辑：海边淡鼠）
导赏：“在幼稚与成熟、困惑与醒悟之间，从来没有一道明显的界限。”《男孩女孩》是一部生动反映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青春期生活状态的故事片，由第五代导演何群执导，国家话剧院首任院长赵有亮主演。本片于1996年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奖，并入围了第1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评选。《男孩女孩》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而是展现了几个学生和老师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家庭。孩子们各有习性，但独立意识的增强，以及对大人的管束和说教不再顺从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共同特点。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带有时代色彩的“成长的烦恼”，如青春的萌动，对英雄的崇拜效仿，爱美之心，矛盾乃至肢体冲突，选择人生道路等等。孩子们的性格在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各种矛盾中得以展现，构成的生活图景像水彩画一样，近看笔触纷繁无序，站得远些会看出亮丽的轮廓。导演认为，越贴近学校的生活，越感到那种朴实自然的生活流程和有趣的生活细节，恰恰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最能打动人。因此，剧组曾多次进入高中校园考察、座谈，以还原最真实的高中生状态。借由对经典老电影《烈火中永生》的探讨，《男孩女孩》意味深长地描摹了巨变年代复杂的群体精神面貌。片中的孩子们都生于改革开放之初，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知识面广，了解电脑、英语、艺术；而他们的父母有大款、个体户、知识分子和工人，且大部分都当过知识青年。尽管思想上有着不可弥补的代沟，但父母和子女都认识到了不同时代下自身所承担的重任。片中的赵老师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善良而有爱心，因材施教地统领着学生迈上人生的下一个台阶。（编辑：曾奕琦）
1995年
导赏：《混在北京》不仅是一部反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更是一部深刻触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关系的佳作。导演何群，作为第五代电影人的杰出代表，从此前构筑的经典导演环境“农村”中折回，敏锐地捕捉到“都市里的村庄”——这一现代都市中的特殊存在，以及那些“混在北京”者的生存状态。他读罢黑马小说，对其中“辛辣犀利、直击要害”地展现的种种社会现象虽有愤慨，却未在电影中简单施以批判。相反，他以更加宽容与深刻的视角，展现了这群小知识分子在纷扰红尘中，既坚守本真却感“落伍”之痛。更触及了在金钱与情感的双重考验下，人性的脆弱与挣扎，有人不幸沦为金钱的俘虏，让珍贵的情感贬值成廉价的交易。何群的镜头，直面人生、关注现实、发人深省。对于许多曾经或正在北京漂泊的人们来说，混在北京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一种生活状态。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筒子楼的生活环境他们都不会陌生，片中人物所面临的问题、困惑、无奈，都令一批人能产生强烈的共鸣。该片既可以说是一部充满着怀旧气息的影片，也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筒子楼虽然正逐渐淡出北京的历史，但是青年人的烦恼并不因此而彻底结束。“人在北京，混在北京”，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表述，它蕴含了无数北漂者对于人生、对于生活、对于这座城市的复杂情感与不懈奋斗。跨越二十余载的光阴，当我们再次审视这部影片，它不仅是对20世纪90年代北京城市风貌与市民生活面貌的珍贵记录，更是对时代变迁中北漂青年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编辑：明慧）
导赏：影片是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儿童题材影片，讲述了抗战时期风筝世家遭受日本人惨痛杀害的故事。以往大多数以战争为题材的儿童片常停留在战争故事和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的层面上，叙述对象聚焦于儿童与八路军，多表现直接的正面的战场，但此片一改常态，叙述对象以一风筝世家为主，通过呈现一家人被日本兵杀害的过程表现战争对儿童心灵的冲击和对其精神带来的创伤，呈现儿童心理状态的转变，为影片注入人文关怀，体现导演对儿童视角的观照。同时影片延续了儿童在战争中成长的主题，片中多次表现三妮奔跑的动作，前两次奔跑因为风筝的断线，后几次的奔跑与家人被日本兵杀害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并逐渐呈现出一种反抗意识，在危急时刻帮姐姐送信并射杀特务，代表了三妮思想的转变，凸显出人物生命的成长。风筝在影片中是一重要意象，具有多重符号象征意义，深化影片主题与意境。首先，通过家传手艺的情节线表明风筝代表着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物，风筝手艺的家族传承喻示着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表现其顽强的生命力。其次，从儿童视角出发，风筝代表着童趣与童年时光，风筝的断线与被剥夺则象征着童年时刻的结束，预示着人物命运的转变，隐喻着成长与变化。同时影片又将风筝与国家自由等同起来，三妮从放风筝到学制作风筝，其目的在于抗战胜利之后让传统手艺重新焕发光彩，突出了影片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主题，风筝在空中的自由飞翔象征着国家自由的来临，是人物对新时期、新社会到来的期许，也是对生命迎来曙光的期待。导演用风筝这一意象表达了影片的多重主题，用一个家庭和一个道具勾连出惨痛的战争史，体现了其深切的现实主义创作情怀。（编辑：州文）
1994年
导赏：影片根据刘醒龙同名小说改编，通过高考落榜农村青年张英子到界岭小学当代课老师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以余校长为代表的民办教师在恶劣条件下坚持教学的感人事迹刻画出他们平凡朴实的形象和为山里学生奉献终身的情操。每天简朴的升国旗仪式十分严肃庄重地例行着、教室里的读书声也未曾消失，那张象征着青春、爱情、美的追求和生存信念的凤凰琴也依然奏着动人音乐，共同构筑了一代观众的银幕记忆。影片中的画面以乡村小学为背景，展现了中国乡村的美丽风光和乡土文化，给人一种亲切而真实的感觉。同时，影片中的音乐也极具特色，以中国传统乐器为媒介，将音乐与文化、历史与现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影片歌颂了乡村教师热爱祖国、对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该片获第十七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男演员奖，华表奖最佳男演员，第十四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奖，第一届珠海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