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

Liang Zhang

有片源
1981年
导赏:《喜盈门》讲述了一个生活在胶东大院中,四代同堂的乡村家庭群像故事。本片生活气息浓厚,立足于现实主义基础,着力反映普通人的“家务事,儿女情”,通过一块布料、分家要大橱、吃饺子、喂猪、拾鸡蛋、做缝纫机活等家长里短的演绎,形成戏剧性的冲突,细腻地展现出这个九口人大家庭中公媳、婆媳、兄弟、妯娌、姑嫂、兄妹、母子、母女、祖孙之间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把一家老小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以及每个人的精神面貌、道德情操,细微而深刻地刻画了出来。“接地气”是本片的最大特色,饭桌上的爷爷训孙、分家前的不眠之夜、娘家院落的离婚风波、沙河里的破镜重圆……这些妙趣横生的桥段皆是来源于丰富的生活体验观察。影片源于生活,但又必然要高于生活,尽管电影要在一个普通简陋的农村院子里拍摄下全片近半数的镜头,但视听语言却完全不致使观众感到单调乏味,这得益于摄制组针对每场戏精心选择的具体环境,通过在空间变化上做文章,采用纵深和立体调度的镜头处理,加强了场景内方位、角度、构图和运动的多样性。《喜盈门》以强英与两位老人的矛盾及化解为主线,以天伦之乐的大团圆结局收尾,凭借动人心弦的情节让观众以小见大,躬身自省敬老爱幼这一普世道德,丝毫不落说教的窠臼。正如导演赵焕章曾阐述,本片的风格宛若“年画”:“城里人和知识界会觉得年画算不得高级艺术品,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到了农村就会发现,年画深受几亿农民欢迎,家家墙壁上都堂堂正正地挂着几幅年画。这大概是由于年画更能朴实无华、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农民群众的生活情景和精神面貌的缘故。”
1961年
导赏:《革命家庭》是水华导演于1961年执导的经典革命题材影片,该片以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细腻的情感刻画,将一个共产党员家庭在革命斗争中的故事娓娓道来,以其深刻的主题、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制作水准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故事改编自陶承口述、何家栋与赵洁执笔的自传体小说《我的一家》,聚焦于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家庭——江梅清和周莲一家。他们在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和艰难困境时,依然坚守信仰,进行对敌地下斗争,甘愿牺牲小家的幸福换取千千万万家庭的平安。影片从家庭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描摹这个五口之家的悲欢离合,呈现母亲周莲在革命过程中人格的转变与成长,深刻揭示了革命事业的艰辛与伟大,同时也讴歌了革命者之间深厚的亲情与挚爱。简洁凝练的镜头,考究的构图,朴实又不失生活质感的布景,既尊重了原作的现实,也将观众带入了一个真实且充满艺术感染力的世界。水华导演在《革命家庭》中延续了他对普通人在革命洪流中的命运和选择的关注。于蓝饰演的周莲一开始是一个没有任何革命斗争精神的普通妇女,她满足于相夫教子的恬淡生活。孙道临饰演的江梅清温文尔雅、坚定不移,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革命者的崇高信仰和无私精神,周莲受到了丈夫的感召,爱国之心逐渐觉醒,不仅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了党组织和家人的安全,显现出女性在革命道路上的坚韧与勇敢。影片将个人的成长置于时代的变迁之中,展现革命精神与家庭情感的交织与碰撞,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感人至深的革命画卷。(编辑:海边淡鼠)
1959年
导赏:《青春之歌》作为崔嵬与陈怀皑联合执导的经典之作,不仅是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献礼片,更是一部深刻诠释知识分子精神觉醒的时代史诗。影片以1959年国庆十周年为背景,改编自杨沫同名畅销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封建压迫走向革命洪流的成长轨迹,映射出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之际青年知识分子的灵魂蜕变。影片诞生于特殊历史节点,肩负着为新中国十周年献礼的文化使命。导演崔嵬的亲身经历成为重要创作根基:他不仅参与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更以戏剧化手法强化了历史真实感。例如林道静跳海自杀被余永泽救起的开场戏,既揭露封建婚姻压迫的残酷性,又通过海浪意象隐喻个体命运与时代浪潮的碰撞。这种将个人叙事嵌入宏阔历史框架的手法,使影片超越单纯的情节剧,升华为民族精神启蒙的镜像。崔嵬与陈怀皑的合作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典范。崔嵬以磅礴的革命激情见长,其镜头语言充满戏剧张力,尤其擅长用主观视角呈现人物思想转变。例如林道静聆听革命理论时,特写镜头聚焦她眼中渐次燃起的光芒,将抽象的政治觉醒转化为具象的情感迸发。陈怀皑则精于细腻的情感铺陈,二人互补形成“粗犷与精致并存”的美学风格。这种协作延伸至剧本改编:杨沫初稿未充分涵盖小说精华,双导演通过电影化重构——如删减校长调戏情节强化主线矛盾,增补“一二·九”运动大场面——使叙事更凝练且具视觉冲击力。此外,瞿希贤作曲的配乐将《义勇军进行曲》动机融入主题旋律,使音乐成为革命动员的无形力量。谢芳塑造的林道静成为不朽银幕形象。作为首次“触电”的舞台演员,她以层次分明的表演诠释人物三重蜕变:从生理求生到精神觉醒;从爱情幻灭到信仰坚定;从个体反抗到集体认同。而余永泽(于是之饰)的保守怯懦与卢嘉川(康泰饰)的慷慨激昂共同构成镜像对照,织就知识分子群像图谱。《青春之歌》的卓绝之处,在于将崔嵬的烈火激情与陈怀皑的静水流深熔铸为历史的天平,一端承载着林道静们的个体挣扎,另一端托举起民族的集体重生。重温胶片的魅力,那穿越时空的青春呐喊仍在告诫世人:真正的自由,永远诞生于个人命运与时代使命的交汇之处。
导赏:《林家铺子》诞生于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之作。影片由水华执导,夏衍担任编剧,改编自茅盾1932年发表的同名小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再创造,更是中国电影民族化探索的重要里程碑,其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至今仍为影坛所推崇。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31年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以“林家铺子”这间小商铺的兴衰为主线,展现了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开场的镜头语言极具诗意:一桶污水倒入河中,随着涟漪荡漾,浮现出“1931年”的字样,这一画面既暗示了社会的污浊与动荡,也为全片奠定了沉重的基调。导演水华通过细腻的镜头处理和细节刻画,将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叙事结构上,影片采用了“赋比兴”的传统美学手法。影片通过林家铺子的倒闭过程,揭示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现实,引发人们对权力与金钱夹缝中普通人命运的深思。林老板这一角色的塑造尤为复杂深刻。他为人处事圆滑,具有一定的商业头脑和道德底线,但在上层权贵阶级的层层剥削下,不得不违背内心将压力向下传导。这个人物既不是简单的善恶二分,也不是单一阶级的代表,而是处于多重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体。他的挣扎与妥协,折射出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迷茫与无奈。影片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更在于其独特的视觉语言和民族美学追求。作为“十七年”时期电影民族化探索的代表作,《林家铺子》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注重中国传统美学的融入。导演水华采用“化身神游”的运思方式,通过精心设计的镜头处理和细节设置,将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具象化。这种处理使得影片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讲述,更成为一幅展现1930年代中国社会风貌的生动画卷。影片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其时代背景的特殊性。1959年正值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不久,影片通过回顾1930年代的社会状况,让观众反思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种历史回望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通过对过去的审视,思考社会变革中个体的处境与选择。影片所展现的社会全景,不仅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录,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纵观整部影片,《林家铺子》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它成功地将文学深度与电影艺术完美结合,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商铺兴衰的故事,更是一幅展现人性复杂性的画卷,一首吟唱时代变迁的史诗。(编辑:赵敏)
1956年
导赏:该片是第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它取材于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编导对战役进程、战斗故事进行了精心的剪裁和表现,将这场气壮山河的战役真实地烘托出来。他把视点投向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塑造了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志愿军英雄群像。影片多用富于个性特征的动作、语言刻画人物,如张连长,既有英雄气概,又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基层指挥员的形象。影片的节奏处理也颇具匠心,既有紧张激烈的战斗场景,又有舒缓深沉的抒情段落,二者妥贴地交织在一起,引人入胜。环境气氛和物件细节的创造性运用,也增添了影片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围绕着坑道坚守时缺水这一核心矛盾,电影通过象征着生命之水的苹果赋予了影片情感的深度与现实的关怀,也通过狭小坑道中对“一条大河”的唱诵与憧憬,建立起前方阵地与身后祖国的血肉联系,为影片增添了浪漫隽永的家国情怀。本片表现出了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无私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以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为主旋律,最终完成了“英雄神话”;影片也形成了庄严、乐观同时又具有抒情性的史诗风格,实现了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交融的美学风范。结尾处,影片以具有丰富内涵的象征场景升华了主题——反攻胜利后,卫生员王兰将坑道里相伴的松鼠放生,松鼠沿着一棵松树的树干爬上树枝,融于蓝天白云,此景诗意地表达了志愿军对和平与自由的向往,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积极精神。插曲《我的祖国》在渲染气氛、表现主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流传甚广,成为电影音乐中的艺术精品。本片创作者对这次战役进行了高度概括,他们并没有面面俱到地反映这样一个震惊中外的战争,而是通过志愿军某部八连这样一个连队从接收阵地,由防御战转入坑道和最后发起反攻,收复主峰的43天战斗经历,再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热情讴歌了志愿军战士为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除了艺术形象塑造方面的成功外,在声画结合、场面调度、结构安排和节奏把握上亦颇具特色,反映了新中国建国初期人们对自由、和平、幸福的憧憬和自信。总之,本片将“上甘岭”化作一种精神象征,它代表着用生命书写信念的时代意志,体现出志愿军战士舍己为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国际主义情怀,也为我们带来了战争与和平的长久思考。(编辑:大陆)
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