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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片源
2005年
导赏：《举起手来！》是由中国导演冯小宁执导的一部战争喜剧电影，该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表现手法，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娱乐作品，它在喜剧的外衣下，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历史的窗口，让我们在笑声中思考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举起手来！》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这一历史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创伤。然而，冯小宁并没有选择传统抗战电影的悲壮路线，而是采用了喜剧的形式来呈现这段历史。这种创新的尝试，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界是颇具争议的。一方面，它挑战了观众对于抗战题材的固有期待，另一方面，它也试图以一种更加轻松的方式，引导观众去回顾和思考历史。影片采用了回忆和倒叙的方式，通过一个儿童的视角来讲述故事，这种叙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和趣味性。同时，这种叙事手法也使得电影在处理严肃历史话题时，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从而在不触碰观众情感底线的前提下，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角色塑造上，《举起手来！》同样展现了其独到之处。电影中的角色形象鲜明，既有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中国村民，也有形象夸张的日本士兵。这种角色设定在喜剧电影中并不罕见，但在抗战题材的电影中却显得尤为突出。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抗战电影中的英雄叙事，通过夸张和讽刺的手法，展现了战争背后的人性光辉与荒诞。电影中的喜剧元素是其最吸引人的地方。《举起手来！》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喜剧桥段，如村民与日本士兵之间的斗智斗勇，以及各种出人意料的情节反转，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笑料。这些喜剧元素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题材的沉重感，使得观众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对历史进行思考。然而，《举起手来！》的这种处理方式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观点认为，将抗战历史喜剧化，可能会淡化历史的严肃性和悲剧性，甚至可能误导观众对历史的认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影在喜剧的外表下，并没有放弃对历史的深刻挖掘。它通过喜剧的形式，探讨了战争与和平、人性与道德等深层次的主题，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抗战电影的表现空间。《举起手来！》是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艺术风格的电影。它在喜剧的外衣下，对抗战历史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理解历史的平台。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娱乐作品，它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引导我们在笑声中思考历史的重量。（编辑：赵敏）
2004年
导赏：影片《信天游》是一部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影片，与以往主旋律电影不同，它将镜头对准了中国9亿农民，首次尝试了“报告电影”的拍法。他采用《焦点访谈》式“全主观”的拍摄，讲述了发生在底层老百姓身上触目惊心的一幕幕。正如导演冯小宁表示：“我用真人真事真报道的方式，把镜头对准了最朴实的农民，对准了一个农民官。”正如此，这部片子要达到的效果不是“喜盈门”，不是让农民们看到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事，而是让全社会关注农民。主人公杨书记的原型就是山西夏县原纪检委书记梁雨润，影片讲述的就是梁雨润在夏县工作期间所留下的一个个感人故事，一个个不畏艰难、不怕丢官、不怕牺牲来切实守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故事。著名喜剧小品演员郭达将这位“戴着官帽的农民”、把老百姓当父母去孝敬的“儿女官”诠释得淋漓尽致、真实感人。电影以一位党的纪检干部的几个真实故事，对此做出了最真切的回答：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他们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生命、尊严、土地和财产。坚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要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所有党政干部必须坚持的工作原则。唯有如此，党的事业才能永葆青春，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2年
导赏：《嘎达梅林》是冯小宁导演拍摄于2002年的作品，作为“生命与环境三部曲”系列之二，本片取材于蒙古传奇英雄嘎达梅林的真实事迹，通过写意的镜头与悠长的音乐再现了草原民族的幸福生活与豪情壮志。影片讲述了蒙古族英雄嘎达梅林为守护百姓与草原，率领当地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为自己的家园而战的故事，从叙事、人物形象与整体风格上皆显示出一种雄健遒劲、气势磅礴的崇高之美。深爱这片土地的人民联合一体，在嘎达梅林的统领下与封建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刀兵相见。在刑场，牡丹哭喊着“我的男人不可以跪着死”，嘎达梅林身中数枪却依然顽强站立，一个极具坚强意志的崇高形象屹立于银幕之上。为了塑造、贯彻崇高感，用低沉、醇厚的男低音演唱的蒙古民歌《嘎达梅林》在片中反复出现，将嘎达梅林人生的关键节点交织相连，帮助他完成自童年而始、以回忆童年而终的生命轮回。在人与人交手的过程中，自然始终在场，无际的草原、低矮的蓝天、深邃的湖泊，嘎达梅林伴着妻女走向昏黄落日的金色余晖尽头，影片的悲壮美达到顶峰。这片美得动人心魄的土地，是他们一切行动的源头。与过往影片惯用的视角不同，《嘎达梅林》没有以在场人物“我”对自身经历的讲述来展开故事，而是挑战用全知全觉的上帝视角再现一段无需自证的血性往事，将人物与场景并置，使历史自在地发展、言说自身。对嘎达梅林生命的再述，不仅强调了草原生态环境对所有人的重要性，更“对民族团结起作用，对蒙古族的民族尊严起作用，也对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起作用”。（编辑：海边淡鼠）
1997年
导赏：该片是一部极具民族特色的剧情片，编导以历史人物成吉思汗为蓝本，精心打造了一部传奇人物故事。影片不仅生动细致地再现了成吉思汗自出生至统一蒙古草原的成长历程，更在情感细腻、场面恢弘的叙事中，将一个有血有肉的蒙古族英雄形象活生生地呈现于观众面前。影片的主题深刻而宏大，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英雄成长的史诗，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情感和价值的深刻探讨。成吉思汗的成长历程，是克服内心狭隘、残忍，逐渐成长为坚毅、豁达、有胆识的军事型人才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磨砺，也充满了对生命、对价值、对爱的深刻思考。导演通过这一主题的深入挖掘，让观众在感受英雄气概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和深刻。影片从铁木真母亲被父亲也速该抢亲讲起，一直到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被人们尊称为“成吉思汗”为止。这个过程中，影片阶段性地选取了几个有代表的重要情节，如部落之间的争战、抢亲习俗、葬礼场面以及神话崇拜长生天等具有民族奇观性的文化礼仪。这些情节的选取和展现，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内容，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化。运用了大量的运动镜头来表现规模宏大、壮观激越的战争场面，这些镜头的运用使人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英勇，并深入地了解了蒙古族人民的英勇和坚韧。同时，影片的音效也极为出色，它巧妙地运用了音乐、声效等元素来营造氛围、推动情节发展，让观众更加沉浸于影片的世界中。影片采用“成长——英雄”的叙事模式，着重描述了铁木真在母亲的影响下，从年少稚嫩到成熟威武，从天真幼稚到勇敢深沉，从残酷无知到心胸开阔的成长及变化。导演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和丰富的视觉元素，将这一成长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巧用历史文本和影片拍摄的关系，既不完全抛弃历史，也不被历史文本所禁锢。而是将蒙古族人民对英雄铁木真的理解融入到影片中，更多地贯注了人情和人性的意义。成吉思汗这一角色被塑造得立体而生动，他不仅仅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使人看到了成吉思汗内心的挣扎和成长，也看到了他身上的宽容、博爱和坚韧不拔。这种角色塑造的方式，让观众更加容易地产生共鸣和情感投射，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成吉思汗这一历史人物。（编辑：张昕一）
1995年
导赏：《悲情布鲁克》是蒙古族导演塞夫、麦丽丝夫妇共同执导的作品，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通过讲述蒙古族人民在遭受日本侵略者压迫与掠夺时的英勇抵抗故事，展现了草原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坚守民族尊严、秉持正义，并最终汇入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洪流，表现了在国难当头之际，各民族打破地域与文化差异，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本片由两条线索交汇而成，一条是以草原英雄车凌为首的蒙古族牧民们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封建王爷的斗争经历，一条是王府卫队长之妻卓拉与车凌等四个男人的情感纠葛，情节曲折动人，场面恢弘壮观，具有史诗质感。导演运用一系列寓意丰富的民俗物象，呈现出豪迈、优美、隽永的审美风格。形形色色的蒙古族文化符号既点缀了草原风光，又使电影充满了诗意的情怀。在《悲情布鲁克》中，蒙古马文化、酒文化、歌文化为剧情增光添彩，使得这部浪漫悲壮的抗日故事片具有很强的观赏效果和市场效应。无边无际的奔马铺天盖地，充溢着整个画面。地震般的马蹄轰鸣加强着空间的感觉，震撼着观众的心灵。通过将动作片的类型形式与内蒙地区马背文化相结合，导演创造了出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马上动作，让人目不暇接、大开眼界。悠扬深情的长调《酒歌》表现出英雄们的凯旋而归和豪情万丈，烘托出豪饮不止的浓厚氛围。电影《悲情布鲁克》以既有地方特色又能引发普遍共鸣的民族叙事，加深了观众对蒙古族历史苦难和民族抗争的认知，用精彩的视听盛宴加深了我国各民族间的情感纽带和文化认同感，荣获第16届金鸡奖集体表演奖。（编辑：曾奕琦）
1993年
导赏：从1992年到2000年，宁瀛用八年时间拍出了《找乐》、《民警故事》和《夏日暖洋洋》三部影片，在电影史上被称为“北京三部曲”。宁瀛说，“我曾经熟悉的一切正在变得陌生，我爱过的人和城市正在离我远去，我们经历的是一次失恋的过程。所以我把这三部电影称作‘我爱北京’三部曲。”从拍摄时间上来看，这三部电影覆盖了北京骤变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个期间正是中国城市化速度飞快的十年，城市的外观、社会内部结构以及人的价值体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找乐》是“北京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老北京城变迁更迭的起点，因此，它最为完整地保留着昔日北京的人文风物。电影院售票处前人头攒动，排起长龙，那时的电影还是人们消遣娱乐的首选。青砖绿瓦的老胡同里，是吹拉弹唱、围着侃大山的人们。热气蒸腾的大澡堂里，人们泡在池子里聊着家长里短，排解着无聊与落寞。在集体性的生活中，人们分享着那份简单真挚的情感连接。也正因此，《找乐》实际上展现的是退休独居的老韩头与集体生活之间的关系——他进入京剧爱好者群体、组建京剧活动队并成为管理者、被京剧活动队集体排斥、再次以个体身份重返集体。退休前，他因工作被牢固地绑定在一个稳定的集体中，但因退休的到来，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骤然变得松散，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成为了老韩头的一种社会性焦虑。宁瀛曾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故乡留学，她自称是现实主义电影美学之父巴赞的信徒。因此，纪实不仅是宁瀛电影的形式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她对现实的忠诚，以及她对人道主义立场的坚持。她用流动的长镜头展示人物的一系列连续动作，将老韩头与其生存环境和社会景观深深耦合在一起，像纪录镜头般对现实做着安静的观察。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关怀姿态，宁瀛将摄影机对准北京城市里的边缘人物，通过纪录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游走，转译出风物人情的众生相。同时，这种对现实的感知，使宁瀛有意识剥落了关于虚构现实的神话，老韩头组织的老年京剧活动队并没有在比赛里胜出，且因为老韩头严格的管理章程产生了一地鸡毛，没有奇迹发生，生活只是少有起伏地、缓缓地流向前。（编辑：王梓苡）
1990年
导赏：《骑士风云》是一部深情描绘蒙古族骑士精神与爱国情怀的壮丽史诗。蒙古族导演塞夫、麦丽丝将自身对草原的情感与皈依融入到了影片当中，不仅展现了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气质和魄力，更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向观众传达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时代精神，也表达了对古老文化中所蕴藏的富有强烈生命意识的博大精神的敬仰之情。影片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导演对构建鲜明风格化类型环境的精心筹划。遥不可及的雪山、险峻的峡谷、大漠日落的余晖、无垠的草原，共同勾画出了“马背动作史诗片”特有的地理与文化背景，将中国西部这片土地仪式化和神话化，使得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在银幕上得以永恒定格。影片中的转经筒、蒙古袍、蒙古包、敖包祭拜仪式、雪白的羊群、悠扬的马头琴声，以及奔腾的骏马，这些元素并非现代文明所能替代，而是蒙古族电影创作者无法轻易忽视和否定的象征。它们深深植根于蒙古电影的精髓中，承载着蒙古族的文化底蕴。影片通过阿斯尔等四位骑侠的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蒙古族骑士的勇猛与智慧。他们不仅技艺高超，更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在关键时刻，他们放弃个人恩怨，为民族的利益挺身而出，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搏斗。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个英雄救美的传奇故事，更是一个关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壮丽史诗。这种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而奋斗的精神，是影片所要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影片中，人与马、与自然土地之间的依存关系也是一大亮点。马又是游牧民族最为亲近和敬畏的动物，也是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品格。为了将这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与马融为一体，导演调度了一万多匹马，将摄影机架在平地上，并利用升降机俯拍万马奔腾的画面。在动作上，影片当中选择了蒙古民族所擅长而在国产影片中又极少表现的马上动作，设计和表现了包括骑马、夺马、醉马、跌马、马上枪战，马上搏杀等一系列动作，从而使马背民族的风彩得以充分的表现。在镜头语言方面，影片也表现得十分灵活和生动。导演运用了多种拍摄手法和技巧，如大远景、暖色调等，展现了草原的辽阔与壮美，以及蒙古族骑士的英勇与豪迈。如阿斯尔兄弟驰骋在草原上万马奔腾的大远景镜头，在蒙古长调的背景音乐烘托下，浪漫、奔放、激动人心。这个场景既是英雄出场的前奏，又是一首唱给草原骏马的赞歌，更将蒙古族的马文化以视觉形象展示出来。总之，《骑士风云》是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电影。它通过讲述一个悲壮的战争故事，展现了蒙古族骑士的勇猛与智慧、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人与马、与自然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影片还通过灵活的镜头语言和丰富的视觉元素，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幅壮丽的草原画卷。这部影片不仅是对蒙古族文化的一次深情致敬，也是对所有热爱和平、追求自由的人们的一次鼓舞和激励。（编辑：王斯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