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阳

有片源
2021年
导赏:《我的姐姐》以其深刻的社会议题和细腻的情感描绘,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部电影不仅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一次深刻反思,也是对当代女性困境的一次大胆呈现。在《我的姐姐》这部讲述家庭羁绊与个人追求碰撞下女性成长的电影里,蕴含了导演和编剧关于家庭与个人的思考——如何面对亲情与自我的关系,以及人生选择题背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影片的情节设计充满了“中国式”家庭伦理电影的味道,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剑拔弩张的决绝。电影通过一个个场景构筑,叙述着令人心酸的现象,调动观众的情绪,引起深刻的共鸣。影片的主角安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追求个人事业发展,还是承担起抚养幼弟的责任。这个选择不仅是个人的,更是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安然的挣扎和反抗,反映了当代女性在个人与家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影片通过安然的故事,探讨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她们在面对传统观念和现代价值观时的困境。而影片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深刻的社会议题,还在于其对人物情感的准确描摹。失去父母的姐弟在相处中那种双向的靠近,原本受伤害有怨气的姐姐在纠结中对于亲情的丝丝体会,都被创作者细腻准确地呈现给观众。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使得影片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感和共鸣力。导演殷若昕在电影中尝试放入海量的信息,尽管这导致很多标志性的细节只能被一笔带过,但通过准确的意象和大量近景镜头展示的细节和人物心理,使得电影的情感丰富稠密,意蕴丰富。《我的姐姐》是一部深刻剖析青年女性成长经历的电影,它尖锐地触及了许多令人关注的社会议题。通过殷若昕导演的精心构建和演员们的精湛演绎,影片不仅展现了一个庞大而久被忽视的群体样貌,也为观众提供了一次深刻的思考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编辑:赵敏)
2019年
导赏:《我的喜马拉雅》是电影频道出品的电影,故事取材于坚守祖国边陲的西藏自治区“玉麦三人乡”真实事迹。1964年至1996年的34年间,桑杰曲巴家是这片土地上仅有的一户人家。一个家、两代人,用几十年的的坚守,身体力行地诠释了:“祖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少。”作为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作品,《我的喜马拉雅》摒弃了强硬的宣教姿态,几乎全程采用藏民族语言展开对白,极大赋予了影片属于真实情感的魅力。情节编排上,影片在完整保留真实事件的同时不乏富于趣味与人情味的细节设计,令“守边英雄”父亲及“最美格桑花”姐妹的形象跃然幕上,既真实动人又极具戏剧观赏性。片中,从奴隶翻身做主的男主角在妻子离世、生活艰辛之时,仍与女儿作为玉麦乡唯一一户人家留守故土。随着两个女儿渐渐长大,向往山外生活的她们对于父亲的坚持有着无奈也有过抗争,但最终还是真正理解了父亲爱国爱家的良苦用心。接过父亲旗帜的姐妹俩也不断成长为祖国边疆的忠诚守护者,见证并创造着玉麦乡新时代的繁荣。《我的喜马拉雅》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影视精品,展示了“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宏大主题,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影片最终荣获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组委会特别荣誉等多项殊荣,正如时任影片总监制的唐科在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所言:“中小成本电影是拼故事和人物塑造,不是拼制作,电影频道出品的电影一直以来都秉持小人物、正能量、大情怀的创作方向,把这个奖项颁给《我的喜马拉雅》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的肯定。”(编辑:刘方舟)
2018年
导赏:《一出好戏》是黄渤“演而优则导”的首部导演作品,由其本人及王宝强、舒淇、张艺兴等众星领衔主演,并有著名导演徐峥、管虎、宁浩友情客串。本片讲述了一公司出海团建,遭遇海啸后集体孤岛求生的故事。依托荒岛这一孤立空间,电影对社会权力体系和欲壑难填的人性进行了生动的展演和解构,在荒诞喜剧外壳之下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批判内核,的确是畅快淋漓又发人深省的“一出好戏”。本片不仅笑点密集,且立意宏大,无论是人物设定、冲突编排、视听意象,都投射出对于人类文明的总结反思。灾难当前,现代社会价值体系全面崩塌,众人被迫回归到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模式,借由循序渐进的三次荒岛秩序建立过程,《一出好戏》故事情节高度抽象地概括了从封建集权到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演进史,戏剧性地揭露出人性中种种怪相和阶级关系的尖锐矛盾,其中鱼雨、病号服、轮船等符号性的设计富有黑色幽默,用巧妙的手法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困顿、挣扎和救赎。在《一出好戏》中,导演黄渤实现了自我表达与商业价值之间的平衡,将欲望、阶级、人性等复杂主题融为一炉,创作出这部末日荒岛设定下看点十足的黑色喜剧,发挥电影以小见大的寓言价值,引起观影群众对于当下生活的深刻反思,收获了13亿票房的好成绩。(编辑:曾奕琦)
导赏:《过春天》由新人导演白雪执导,是一部视角独特、灵动鲜活的青春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跨越深圳、香港两地的双城故事,打破了传统青春片的局限,通过细腻的叙事与真实的社会观察,展现了当代青年的迷茫与成长。选择这一题材,对于导演来说,不仅仅是从社会的角度进行记录,更是从个人的情感和经历出发,去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群体——“跨境学童”和“水客”群体。这些群体,或许在社会的主流视角中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正是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构成了城市最鲜活的一部分。影片的核心并不仅仅是社会问题的反映,更在于它描绘了青春岁月中的选择与代价、希望与迷茫。女主角佩佩从天真无邪到面对社会压力和成长的蜕变,极为触动人心。无论观众是否曾经经历过影片中的情境,都能在佩佩的成长故事中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激起对自己青春岁月的共鸣。电影在视觉风格上追求自然与细腻的情感表达,镜头流畅而充满张力。在深圳和香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背景下,镜头通过对街景、人物细节的捕捉,展现出两地交织的文化氛围与生活节奏。不追求华丽的视觉效果,影片的色调整体偏向清新自然,通过简洁、真实的画面呈现出每一位角色的情感脉络。在佩佩学习走水的过程中,镜头随她的移动而呼吸,展现出她在这条危险且充满诱惑的道路上逐渐失去纯真、逐步步入成人世界的心理轨迹。《过春天》的过人之处在于其精准的社会观察、细腻的情感表达、自然流畅的镜头运用。影片不仅是一部关于成长和选择的青春电影,也是一部关注社会问题、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作品。(编辑:颜诗雨)
2016年
导赏:《情圣》改编自吉恩•怀尔德1984年的喜剧电影《红衣女郎》,追根溯源,更早的还有法国原版的《大象骗人》,均以“中年危机”“爱情幻想”为主题。《情圣》剧情贴近生活、笑点密集,成为彼时中国喜剧电影的一匹票房黑马。影片将镜头聚焦于肖央饰演的中年男性肖瀚,通过他面对婚姻平淡、生活压力以及外界诱惑时的内心挣扎与行为选择,揭示中年危机的复杂性。与《夏洛特烦恼》、《港囧》、《前任攻略》等同类题材影片相似,《情圣》同样触及了中年男性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与重构,但它在处理这一主题时,并未简单停留在对过往青春的怀念或对现实不满的宣泄上,而是更加细腻地刻画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以及在社会道德与个人欲望之间的艰难抉择。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影片在娱乐性的同时,也具备了较强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影片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误会、反转与巧合,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叙事空间,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情节的跌宕起伏与人物的命运波折。肖瀚为了接近心仪对象yoyo所策划的一系列“套路”,闫妮因误会而引发的种种笑料,以及最终计划败露后的意外转折,都巧妙地利用了喜剧元素中的“误会”与“巧合”,使得整个故事既充满戏剧性又不失真实性。《情圣》在展现中年危机的同时,也深刻反思了出轨行为所带来的荒谬后果与沉重代价。通过肖瀚等人的经历,揭示了出轨行为不仅是对婚姻忠诚的背叛,更是对个人道德底线的挑战。影片中的每一个“套路”与“反转”,都在无形中强化了这一道德警示,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出轨行为的荒谬与不可取。(编辑:婧怡)
2012年
导赏:这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残酷,让人不禁为主人公的遭遇而动容。影片中,“喊山”这一传统仪式不仅作为中心意象贯穿全片,更成为人性回归的象征。全片共出现八次明显的“喊”,每一次都承载着不同的情感与意义,构成了影片情感与主题的重要脉络。电影将镜头聚焦于西北一个偏远而封闭的小山村,讲述了一段“不说话”的爱情故事,展现了一个命运多舛的女子如何在质朴的人情中逐渐找到温暖与希望。在这个八十年代的山村中,虽然生活贫困、资源匮乏,但村民们却展现出一种难得的善良与淳朴,使得这个山村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随着外来者腊宏的意外死亡,山村中的各个人物纷纷登场,他们的性格在协调赔偿这一意外事故的过程中迅速得以展现。故事逐渐聚焦于女主角——哑巴妻子红霞身上。在腊宏的控制打压下,红霞几乎没有任何表达的机会,她以忍辱负重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无论是生理上还是社会地位上,她都是一个完全的失语者。然而,随着腊宏的离世,红霞心中的压抑与恐惧开始逐渐消散。在这个过程中,善良质朴的村民韩冲成为了她心中的一道光。他的出现让红霞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与关爱,她的心灵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疗愈与成长。电影以纪实的手法毫不避讳地展现了山村生活的艰辛与困苦,食物短缺、住房简陋、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无一不体现了这个山村的贫瘠与落后。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红霞却找到了一个能够让她安稳落足的“世外桃源”。在这里,她不仅逐渐找回了失去的话语权,更在村民们的关爱与帮助下找回了生活的信心与希望。
2011年
导赏:比“为民做主”更重要的是让“民做主”。电影《老寨》讲述了一山西小村中因滥用公权影响煤矿资源分配的现象而引发的一系列争端,影片围绕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展开叙事,通过重新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这一关键事件,一层层地呈现出村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利益关系、家族关系,最终通过“锯公章”巧妙地实现了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村民代表、理财小组“四权分立”的新格局。《老寨》生动还原了新时期农村和农民的状态,片中人物形象既立体而又多元:新任镇党委书记宋汉志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调查明确了“一些人打着集体旗号,把老寨权力家族化”的现存问题,在一次次的座谈中引导村民重视自己的权利,重新审视煤窑对于老寨村的作用,并通过推动村民委员会选举,使老寨村多年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村民利益得到保障;村支书周东明是以权谋私、拉帮结派的村霸贪官,影片通过其使用村委会广播室时遍布蛛网、灰尘的环境侧面反映他的玩忽职守,并用他在麻将桌上洗牌的特写镜头预示老寨村权力结构的重组;此外,刚正不阿的村委会主任马昌平、奸诈懒惰的村民长根等人物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寨》挖掘了一个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题材,真切、尖锐地反映了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问题。影片将农村基层民主与村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创作者为民代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影片运用传统的叙事手法表现了新时代农村的现实问题,戏剧冲突强烈,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台词朴实却极富感染力。本片曾获第28届金鸡奖四项提名,获得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荣誉,以及第14届华表奖最佳编剧奖项。(编辑:曾奕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