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茉
有片源
2005年
导赏：《我要做好孩子》根据黄蓓佳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描绘了小学6年级学生金铃的世界，叙述金铃在一年春天里经历了减肥、补课、偷偷养蚕、把孤儿领回家等苦恼与欢乐的故事。电影通过金玲的视角，展现了快乐童年的可贵。金铃的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睿智、阳光、助人为乐。她为了做一个家长和老师满意的“好孩子”，做出了种种努力。当老师生病时，她主动送去花朵关心老师；当朋友被别人欺负时，她见义勇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看到经历爷爷去世悲惨的幸幸，金玲觉得带她回家，耐心的开导她，将死去的爷爷比作破茧的蚕蛹，这既是一种美好的比喻，又可以看出金玲美好纯洁的心灵，在自己看似还没有长大的年级，给幸幸洗头以及细致的照顾与陪伴无形中呈现出一个小大人的形象。为了让幸幸继续留在家中，她与母亲达成了君子协定，用好成绩来换取一个机会，她也为之付出了努力。这一点或许和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出现了反差，不少孩子或许是通过学习换取一部手机，换取一件新衣服，诸如此类，反观，金玲是换取一个孤儿的居住权，这也正是孩子内心单纯美好的体现。为了做“好孩子”，金玲也丧失了一些乐趣，不能多看电视，不能饲养小动物，对于天性乐观活泼的金玲来说，快乐经常像泡沫一般，一碰就破。或许这也是现实中大多数孩子的经历与体验，童年的成长都伴随着一些快乐的缺失。在影片的结尾并没有对金玲是否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做了开放式结局的设定，好孩子的设定也不一定是100分的成绩，它可以是多方面的，可以是一个孩子的积极向上，可以是孩子的珍贵品质。村上春树说过：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人各有不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不稀奇，无论活成什么样子都有人说三道四。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看喜欢的风景，做喜欢的事。你不一定非要长成玫瑰，你乐意的话。做茉莉、做雏菊、做向日葵、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影片不仅适合儿童观看，同样也是值得家长观看和反思意义的电影，在成长的道路上，应该更多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们的感情变化，同样也鼓励他们保持纯真、善良，更加勇敢的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挑战。（编辑：王晶）
2004年
剧情：星雨是一位当红歌星，却怀疑患有遗传性血癌，他独自来到了渡假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小雨是渡假村经理的妹妹，与星雨结识后，两人在交往中产生好感，使星雨找回继续生存的勇气。
1996年
导赏：本片系孙沙导演“乡村女性三部曲”之一，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根据山西作家谭文峰的小说《走出乡村》和《仲夏的秋》共同改编。影片聚焦乡村女性的地位、遭遇、命运与出路等社会现实问题，讲述了纯朴天真的女子豆豆被村里较有地位的“暴发户”土改侵犯后，不畏权贵，与世俗观念对抗，坚持将土改告上法庭，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贫穷与欲望、人性与道德、尊严与正义，以及爱情等伦理命题的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引人深思。影片以“红月亮”为核心意象，具有独特的诗意与愁绪。“红月亮”在影片中共出现四次，分别具有不同的叙事承接作用与象征意义。一是出现在豆豆与文志在电影放映时试图“拉手”这一场景后，象征爱情的懵懂悸动、甜蜜与美好；二是出现在豆豆被土改侵犯后，豆豆爹决定拿土改给的两万块钱私了，但豆豆睡觉时手里还拿着文志帮写的要去上诉的告状纸，此后承接由模糊逐渐变清晰的红月亮，象征虽被玷污但即将使作恶者受到法律制裁、正义将得到伸张、出路即将明晰的意味；三是出现于豆豆流产后，象征一种更深地无力与无望。四是出现于影片即将结尾时，粉红色的月亮。影片以开放式结尾作结，片尾时豆豆脱下与放映员结婚的红色嫁衣，牵着她的小毛驴，不知走向何处。而后遇见从城里归来的文志，文志大步奔向她，她呼喊文志的名字，随后圆月变为升起的太阳，影片结束。导演似乎没有给出答案，关于她的出路与命运，但似乎答案也已然隐于影片之中。影片细节刻画十分细致。豆豆被侵犯后，在河中反复“清洗”自己的身体，她的心，也从“一轮明月”变为“一潭死水”。此外电影中设置了两场胶片电影放映场景，其中一部为译制爱情片《幸福的黄手帕》，既与放映时豆豆和文志的悸动甜蜜爱情相呼应，又与豆豆被侵犯后文志对她的疏远构成对比。文志对此遭遇似乎更为“生气”而非“心疼”，生气的似乎是一种关乎自身名声的隐形指向。另如，村里人由于畏惧权贵同意投“私了”一票而纷纷举起的手部特写，暴雨前的雷声对事件转折的预示等，一步步敲击观者心灵。是谁的悲剧呢？似乎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根源在于贫穷吗？但贫穷似乎能激发人性与欲望的更多面向。是选择生存还是坚守尊严、追求正义呢？影片在对豆豆家中两位男性将其当作“物”进行“交换”进行批判之时，似乎更显示出深深地无力感。豆豆爹在拿到私了的两万块钱后对侵犯其女儿的作恶者道谢，在极度讽刺的同时似乎又带有一丝怜悯，毕竟一家人要活下去、儿子要娶妻生子，这是世代相传、传统而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与此矛盾与无解相契合，影片独具风格地并未使用强烘托情绪的音乐，反而使得戏剧冲突与心理振动更为强烈，充斥着一种难以宣泄的悲剧意味。影片以此悲剧性书写，最终仍指向新时代的人应冲破世俗观念，冲破封建伦理道德，尽管如豆豆一般在泥泞中挣扎前行，但正义与善应是我们追寻的永恒命题。（编辑：麦）
1995年
导赏：电影《天国逆子》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法律与家庭伦理的奇案片，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触，讲述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借幼年时的记忆，告发母亲犯弑夫罪行的故事。电影将。经过编剧王兴东、王浙滨的匠心改编与导演严浩的细腻执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中国东北，渲染出一个风雪交加、人情冷暖交织的世界，不仅保留了原案件的震撼力，更在艺术层面进行了升华，是对传统文化本质掷地有声的叩问。影片采用了较严格的戏剧式结构，多条线索并进，始终围绕着关母是否毒杀关父这一故事核心来设计悬念、刻画人物、结构情节，增强了影片的叙事性。通过特写镜头和狭小空间的运用，营造出一种强烈的不安氛围和人物间关系的压迫感，深刻地展现了人性中的阴暗面，如暴力、背叛与自私等。这些负面情感在影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使得观众在震撼之余，也不得不反思人性的复杂与多变。另一方面又通过人物的行为抉择，具象化了情与法的冲突。电影既没有简单地将母亲塑造成一个恶棍，也没有将儿子描绘成一个英雄，而是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多面性，展现了母亲在欲望与罪恶中的沉沦，以及儿子在父冤与母爱之中的徘徊。最终主人公顶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选择了用法律来维护正义和真相，既是对母亲的一种宽恕，也完成了对自我的艰难救赎。该片导演为“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的主将严浩，他的导演风格平静细腻，又不失深刻，形式优美，内涵极为深邃，传达出深厚的人文底蕴，这一风格在《天国逆子》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片中不时穿插着一些富有诗意的画面，如北国雪地风光、寂静的夜晚、温情的冰灯等，不仅为影片增添了一抹柔和的色彩，还使得叙事更加流畅自然。《天国逆子》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1994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奖，并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部入围奥斯卡影展的电影。（编辑：明慧）
1994年
导赏：这部电影改编自周大新的杰出小说《伏牛》，原著小说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糅合了象征主义、神秘主义与悲剧色彩，展现了一个深邃而富有哲理的世界。故事聚焦于新时代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人类如何经历由兽性向人性，再向神性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一个阶梯式的进化，更是对人性与欲望关系的深刻探讨，以及对人性发展问题的独到思考。影片的情节设计极为巧妙，充满了象征主义色彩和宿命感，同时弥漫着浓厚的悲剧氛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农村里的牛曾经是人类的重要伙伴，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提升，牛的地位逐渐降低，甚至遭到了人类的虐待。这一转变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的某种转变与失落。影片中的女主人公之一荞荞，其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她的性格如同耕牛一般，逆来顺受，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压。然而，这种性格特点也使得她的角色形象在某些时候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荞荞的命运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她作为一个善良而纯真的姑娘，最终却成为了价值失落与道德失落的牺牲品。她的遭遇让我们深刻反思，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忽视了人性的本质与价值。相比之下，影片中的另一位女性角色西兰则显得敢作敢为，充满活力。她在影片中是最具光彩的形象之一，她的存在为影片注入了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通过西兰这一角色，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在困境中坚守人性、不卑不亢、勇敢追求自我理想的可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