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苏江

Sujiang Wang

有片源
1959年
导赏:由鲁韧执导、仲星火主演的《今天我休息》,以其质朴幽默的格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众多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显得别具一格。该片没有止步于好人好事的简单颂歌,而是在笑声中,完成了一次对社会主义初期城市生活图景的细致勾勒与理想化建构。影片的诞生,本身便嵌合在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褶皱之中。《今天我休息》尝试了一种“离‘经’叛‘道’”的创作路径,即在不偏离主流价值的前提下,探索更富生活气息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影片选择了一个极其日常的切入点:民警马天民在一个宝贵的休息日里,赴一场由领导大姐安排的相亲之约。然而,赴约之路波折不断,他接连遇到需要帮助的群众——送患病儿童就医、帮农民老伯解决小猪运输难题、协助居民完成大扫除……每一次驻足,都让他与约会时间擦肩而过。这个“休息日不得休息”的核心情节,在喜剧的外壳下,蕴含了一种独特的叙事张力。这种张力首先通过空间叙事得以彰显。《今天我休息》开篇便呈现了一个清晨的上海郊区:满载的卡车与三轮车有序往来,勾勒出一个以工农生产为基础、充满活力的城市边缘景观。这一定调性的开场,有意将上海重构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性城市”。影片的镜头跟随马天民的自行车,穿梭于工人新村、派出所、邮局、公共食堂、医院和电影院之间。空间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其本身就成了叙事的主体,默默陈述着关于秩序、互助与集体生活的理念。在这样被清晰规划的空间里,人物的行动与关系也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模态。马天民的形象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维护治安的民警,他更像是这个社会主义社区中的“温情守护者”。他的“忙”与“失约”,正是其社会角色在私人时间里的自然延展。这种公而忘私的品格,最终在戏剧性的巧合中获得理解与褒扬,从而完成了对主人公社会价值与个人幸福的双重确认。而女主角刘萍作为一名邮局先进工作者,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理念的化身。片中,刘萍与她的女性同事们身着制服,认真工作的场景,强调了妇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社会身份。然而,影片并未完全抹去其性别特征。在赴约前,刘萍特意换下工装,穿上当时受苏联影响的时尚裙装,这一细节微妙地平衡了其“妇女”的社会属性与“女性”的自我认知。《今天我休息》的喜剧效果,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情境的错位与节奏的掌控。导演鲁韧和编剧李天济巧妙地利用一次次“偶然”事件来推动剧情,使得马天民的“迟到”从一次次的尴尬,逐渐累积为一种令人会心一笑的必然。这种“散文诗”式的游走结构,让主人公如同一个移动的视角,将社区百态、各色人物有机地串联起来,在展现最广大的群众面貌的同时,赋予了影片一种轻盈而诗意的流动感。剥离特定的历史语境,《今天我休息》依然是一部在剧作上精巧、在表演上生动、在导演调度上从容的喜剧佳作。即便在受到规约的创作中,艺术家的匠心与对人性的细微洞察,依然能够找到闪光的缝隙,创造出超越时空的鲜活片段。(编辑:赵敏)
1954年
剧情:1950年2月,少数的不法资本家投机倒把,捣乱市场。上海私营大明纱厂资方、经理罗西城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借口原棉不能进口,扣发工资,宣布停工,企图关厂,暗地里却抽逃资金,在香港收购原棉,准备扩充在香港的那个纱厂。    大明纱厂的工会主席赵秀妹,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又是党支部书记,对付这样的局面还缺乏经验。为了全厂一千多工人的生活,她向资方代理人吴厂长提出开工、发放工资的要求。大明纱厂的停工,引起了纺织工会的重视,副主席陈英亲自来到厂里,帮助工人们解决困难。不久,罗西城便把大明厂的担子推给吴厂长,自己溜到香港去经营另外一个纱厂去了。这时,大明厂的情况非常困难,发电机的重要机件被坏分子偷走了,工人们领不到工资,生活无法维持,思想很混乱。赵秀妹任劳任怨,奔忙多时,问题仍不能解决,感到很痛苦。陈英及时地鼓励她,帮助她。    党支部及时地召开了会议,成立生产委员会,争取吴厂长也参加在内,共同协商,解决迫切的开工生产问题。政府批准了大明纱厂请求代纺的申请书,第一批就拨下了1000担原棉交给该厂代纺,工厂复活了,赵秀妹领导工人们突破了第一个难关。大明厂的情况好转了。但是,她知道,这还仅仅是开始。人多机器少,必须增加细纱车才能完成为国家代纺的任务。赵秀妹全力支持技术工人陈才明的计划,在许工程师的帮助下,把20台破旧的洋线车改装为细纱车。从此,大明纱厂的生产量大大提高了,超过了该厂历史以来最高的生产量。   一年以后,罗西城在香港帝国主义市场上吃了大亏,再也呆不下去了,眼看在上海的大明厂的生产正蒸蒸日上,便回到上海来。他表面上装作有了觉悟,计划改进生产设备;暗地里却勾结了冯老、华茂坤等一帮不法资本家,进行投机倒把,捣乱市场等非法活动。他们串通了花纱布公司蜕化分子,把三万担美国烂棉花换去了政府的代纺棉花,害得工人们整天忙着接断头,连喘气的时间也没有,有的工人就因为过度疲劳而晕倒在车间里。这件事引起了赵秀妹的密切注意,她及时地组织工人进行调查,揭露了罗西城的不法行为。    在她的领导下,大明纱厂增产节约委员会把动摇和落后的职工争取归队,对罗西城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清算和斗争。罗西城在工人阶级无比巨大的力量面前,坦白了自己的“五毒”行为,保证决不再犯。大明厂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团结并监督资方共同为国家计划生产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