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汝瑜

Ruyu He
有片源
1988年
导赏：王凤奎执导的这部独具特色的讽刺喜剧作品，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名为“玉岩镇”（谐音“寓言镇”）的虚构空间内，构建起一座探究谣言传播与社会心理的“实验室”，借助一系列看似荒诞但合乎情理的情节，把一场原本能够避免的闹剧，一步步推向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在此过程中，每个角色都宛如一面折射社会心态的多棱镜，共同映照出谣言如何在一个封闭环境中滋生蔓延的全过程。导演在叙事推进中，运用了夸张的喜剧技巧，刻意放大了人物反应与事件发展的不合理性，通过叠加重复相似的场景、对话与反应，巧妙地营造出了一种集体非理性的氛围。影片的节奏处理尤为出色，在谣言传播的各个阶段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张弛度，让喜剧效果与批判意识得以完美融合。当故事推向高潮，所有荒诞元素汇聚成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时，影片成功地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深层的悲哀——这不是对具体人物的嘲笑，而是对集体迷失的忧思。在信息传播日益复杂的当代社会，这部诞生于数十年前的影片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面对任何未经证实的信息时，保持独立思考、坚守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唯有让科学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石，才能避免陷入集体盲从的泥沼，构建真正理性的公共空间。这种超越时代的洞察力，使得《疯狂的小镇》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讽刺喜剧，更是一面照向现实的社会明镜。（编辑：明慧）
1987年
导赏：抗击日寇的猎户关云天
1984年
剧情： 夕阳西沉，玩猴人罗伯元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妻子马云花看着丈夫疲惫的神情，止不住流下辛酸的泪水。"四人帮"横行时期，罗伯元在家乡罗家寨因养鸡兔遭到批斗，无法安身，不得不流落外乡，耍猴度日。他与马云花结婚后，因送云花回家分娩，又回家乡，哪知生产队长赵连根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拒发他们口粮，不予申报户口，以致他们一家三口再次流落他乡。五年过去了，在一次物资交流会上，罗伯元得知家乡变了样，勾起了思乡之情。他心有余悸，就让云花先带儿子小宝回家看看。临行前，云花把几年来的积蓄400元交给罗伯元备急。如今的罗家寨已是春色满园，云花母子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支书高守正为她安排了住房，划出了责任田，又鼓励云花发挥她拿手的纺织技艺，帮助队里搞起副业来。云花把家乡的新貌和自己的感受写信告诉伯元，要他立即启程回乡。罗伯元想买条牛带回乡，不想上了牛贩子的当，弄得牛财两空，他想弥补这一损失，好对妻子有个交待，就一面拼命耍猴挣钱，一面去矿上拉煤。结果，猴子受伤，自己也病倒他乡。病愈时，罗伯元意外地从报纸上看到云花被评为劳动模范的消息。他归心似箭；把朝夕相伴的猴子送给动物园饲养，立即乘车回家。除夕那天，罗伯元回到家乡，鞭炮声声，礼花纷飞，似乎在迎接这个游子的归来。
1983年
导赏：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影坛，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孙沙执导的作品《武当》上映。它并非仅仅是一部简单的武打片，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承载着文化自觉与武术精神回归的银幕尝试。影片将背景设定在19世纪末，清廷腐败、列强环伺的年代，故事以日本武士在中州摆下擂台、气焰嚣张为开端，武当掌门陈伟为挫败洋人气焰毅然赴擂，由此引出一段关乎门派传承、家国尊严与个人复仇的悲壮叙事。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擂台比武”故事框架，但深入其肌理，便能发现《武当》在类型探索、文化符号运用以及时代情绪捕捉上的独特价值。影片的诞生，正值中国武侠电影经历了一个特殊时期后的复苏阶段。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电影创作开始寻求新的表达方式。武侠片，这一中国特有的类型，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后，亟待重焕生机。《武当》的出现，可以视为一次本土武术电影创作力量的自觉集结。它没有选择当时已通过录像带等形式涌入的港台武侠片的奇幻路径，而是将叙事锚定在相对写实的历史背景中，聚焦于一个具体武术门派——武当的荣辱兴衰。这种选择，使得影片脱离了天马行空的江湖幻想，转而赋予武术一种沉甸甸的文化责任感和历史厚重感。影片中的武当功夫，不仅仅是克敌制胜的技能，更成为了民族气节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载体。在人物塑造上，《武当》也呈现出一种朴素的英雄观。掌门陈伟的悲壮赴死，大弟子武云龙的刚烈复仇，以及女儿陈雪娇的坚韧传承，共同勾勒出一幅民间武师在国势衰微时的抗争群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的核心矛盾并非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而是融入了背叛与忠诚的复杂考验。剧中揭示陈伟的二弟子雷华采竟是日本人的帮凶，这一情节设置，不仅增加了戏剧张力，更将冲突引向了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的深层维度。复仇的主线因而超越了个人恩怨，升华为对正道与师门尊严的扞卫。陈雪娇在父兄相继罹难后，历经艰辛奔向武当山，这一“回归”的意象极具象征意义，它暗示着在外部挑战与内部背叛的双重危机下，精神的源头和文化的根脉才是最终的力量所在。作为一部以动作为核心卖点的电影，《武当》的武术设计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影片主演赵长军是当时著名的武术运动员，其扎实的功底为影片的动作场面提供了真实感的基础。与后来依赖威亚和特效的武侠片不同，《武当》中的打斗更接近传统武术的演示与拆招，强调招式的一板一眼和力量的直观碰撞。擂台上的生死搏杀，虽然情节上不乏戏剧性的夸张，但整体风格仍偏向写实，这使影片散发出一种质朴而硬朗的气质。这种气质，恰恰与影片所要表达的“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主题形成了内在的统一。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视觉上的搏击，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较劲，是面对外来挑衅时，用最直接的肢体语言进行的文化应答。纵观中国武侠电影史，《武当》或许算不上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但它无疑是一座重要的桥梁。它连接了新中国成立后武侠电影的某种传统，也开启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武侠片创作的一个小高潮。其后，更多风格各异的武侠电影相继涌现，但《武当》所秉持的那种将武术精神与家国情怀、个人命运与门派传承相联结的叙事模式，以及其对武术文化本真性的追求，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编辑：赵敏）
1975年
剧情：1948年冬，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打响了。老支前模范耿东山（达奇 饰）从胶东解放区带出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前线，有的推着弹药，有的推着给养，一路上红旗招展，浩浩荡荡。小车队指导员耿春梅（吕亚林 饰）是耿东山的养女，她带领民工们冒着枪林弹雨，绕过敌人密集的火力网，直接把弹药送到我军雷鸣（叶志康 饰）连长的阵地，保障了阻击战的进行。送粮途中，支前民工又遭遇地主郑子成（李颉 饰）率领的窜匪，耿东山与之进行了勇敢斗争，并使分散多年的雷鸣、耿春梅兄妹战地重逢。1949年元旦，毛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耿东山率支前民工参加渡江战役，直扑南京国民党老巢。
1961年
导赏：中国电影的璀璨星河中，1961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苏里执导的《刘三姐》，如同一颗永不褪色的明珠，以其独特的艺术光辉照耀至今。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山水音乐风光片，更以“人美、歌美、景美”三美合一的美学成就蜚声中外。电影改编自流传于广西壮族的民间传说，讲述了歌仙刘三姐以山歌为武器，反抗财主莫怀仁的压迫，并与勤劳勇敢的青年阿牛相爱的故事。刘三姐形象突破了传统民间叙事的性别框架，是独立得、自强的，且有一技之长的“高山辣椒”。她以“山歌都是心中出，哪有船装水载来”的鲜活智慧驳斥文人迂腐，用“财主有脚不走路，铜钱无脚走千家”的犀利比喻直指剥削本质。这种“以歌为矛”的斗争形式，既根植于少数民族即兴对歌的自由传统，又升华为一种鲜明的阶级情感。黄婉秋的表演清新自然，赋予角色“善良、勤劳、智慧、勇敢”的多维神采。她与乡亲们采茶捕鱼的劳动场景，以及“多谢四方众乡亲”的朴素感恩，使传说人物具象为可感可敬的劳动者榜样，其银幕魅力引发全民狂热。影片最令人沉醉的艺术成就，在于其实现了音乐、风光与叙事三者水乳交融的至高境界。雷振邦先生以壮族民间音乐与彩调剧为灵感基底，所创作的系列曲目，巧妙地将方言特有的音韵节奏与现代管弦乐编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声景互文”韵律。而镜头中瑰丽的漓江水色与奇绝的喀斯特地貌为这个充满智慧与反抗的故事，提供了甲天下的天然舞台与抒情画卷。最终，灵动的山水、纯朴的人物与自由的歌声完全融为一体，共同构建出一个如诗如画、令人无限神往的“诗意空间。从电影史的维度审视，《刘三姐》还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族电影。它所展现的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图景，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因此，《刘三姐》不仅是一代人的光影记忆，更是一条连接历史与当下、沟通民族与世界的文化纽带。（编辑：明慧）
1958年
剧情：根据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改编。范登高的女儿灵芝与糊涂涂的儿子有翼，都是共青团员，又是村里仅有的两个中学生，他们都恨自己的家庭落后，灵芝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父亲进行斗争。有翼则怯弱，屈服于家庭的顽固势力。
剧情： 菩萨崖——是河北某地革命老根据地的一个村子，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立了高级社。社里的老饲养员田老耕，要去北京探望离别了十几年的儿子——三儿。乡亲们都赶来送行，并把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托他带给当年曾在这里住过的抗大、联大的同志们：老胡、老苏、小黄等。田老耕在众人千嘱万嘱的欢笑声中，离开了他这美丽富饶的家乡。 　　 田老耕在火车上意外地遇见了老胡(现在已经是上校军官了)，老胡惊奇地从老耕的谈话中，知道三儿在北京当了副局长，并且已改名为田刚。老胡喜出望外地约定，到北京后一定约一些老朋友去看望他们。 　　 老耕找到了田副局长的机关，很不凑巧，儿子出差去了，两三天赶不回来。老耕在这里可巧又碰上了三十多年前在一起给地主扛活的老相识，现在在这个机关当炊事员的赵师傅。老耕只好先和自己的儿媳赵玉书见了面，赵玉书看来倒很贤慧，可是对待老耕总是有些若即若离，好像老是有什么说不出的苦衷似的。甚至都不肯让老人家住在家里。这一切在老耕心里引起了层层疑云。老耕百思不得其解，决定第二天动身回去。 　　 第二天清早，老苏、老胡、小黄和已经牺牲了的北方的女儿，都来到了田副局长家里。田刚从工地上赶回来了，可是谁也料想不到，田刚不是三儿，却是个陌生人。老耕疑惑地责备着自己，是不是找错了?所有的人都想解开这个谜，然而这个“谜”的产生，却有着一段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故事。原来田刚和三儿很早就在一个连队里，一起工作，一起战斗，两个人成了亲密的战友。土改时期，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土匪袭击他们驻扎的乡村，三儿为了解救全村的老百姓，光荣地牺牲了。田刚忠实地按照三儿的嘱托，通过组织上的允许，一直像对待自己亲父亲一样地奉养着老耕。老耕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心情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但老耕也深深地被田刚这种高贵的忠于革命友谊的品质所感动，从田刚身上，从面前站着这些可爱的同志们的身上，老耕得到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和安慰。在洋溢着崇高的革命友谊的激情中，影片结束了。
1954年
剧情： 根据谷峪同名小说改编。 近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会的时候，一区和三区的代表都带来了群众要求县里给自己区修筑砖坝的提案。虽然县里的水利修建经费比往年增加了，但是要修筑两道砖坝还是不够的。在会上一区的代表魏炳山提出理由说，给一区修砖坝，能保障一区增产建设。最初，三区的代表金庆是坚持要求给自己三区修砖坝的。深夜，金庆跟区委崔书记一道去见张政委。张政委告诉他应该从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问题。金庆受了这些启发，在第二天提案表决时，金庆主动撤回了自己的提案，同意县里先给一区修砖坝。但是，三区的列席代表四老刚这时还看不出给一区修砖坝是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利益的重要性，非常不满意金庆撤回了自己三区的提案。会后，金庆和四老刚回到村里。四老刚只是认为，自己没争取到给三区修砖坝，就是没给三区群众把事办好，心里很难过，整天蹲在家里闷头睡觉。有些群众不但埋怨金庆撤回提案，生产情绪也低落了，纷纷到供销合作社去要求退掉原来为增产而订购的种子和肥料。党支部书记鲍长林和团支部书记贵荣，支持了金庆为了照顾整体利益而撤回提案的正确做法。他们和村里一些党、团员积极地向群众说服解释，那些生产情绪不高的群众也都领回了自己原先订购的肥料和种子。龙口村的春耕播种工作便顺利地展开了。到了夏天，河水上涨了，紧急的水情一次又一次的传来。三区群众投入了紧张的防汛斗争。正当河堤眼看就要决口的时候，一区代表魏炳山带领一区群众赶来帮助抢险，终于堵住了洪水。这些事实，使三区群众认识到，因为一区修了砖坝，堤岸巩固，火车才能畅通无阻，也就有力量来支援自己区的防汛斗争，战胜洪水，保住了三区和今年的增产丰收。过了一年，近河县又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会后，三区的代表金庆和四老刚又从县里回来了。这次，带回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人民政府决定在上游修筑水道，给三区修水闸。从此，三区群众不但能战胜每年最凶恶的洪水，而且还要用水来灌溉田地，把水患变成水利，增产丰收就更有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