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牧

Mu Mu
有片源
1992年
导赏：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隐身博士》是导演张子恩构想的“神药”系列电影之一，影片故事情节紧凑且充满悬念。开篇便以博士多年潜心研究隐形药为引子，迅速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科幻色彩的世界。随着隐形药的研制成功，博士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本意是希望通过这一科技突破为人类带来福祉，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影片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情节，如博士的助手在隐形后遭遇的各种尴尬和危险，以及隐形药被犯罪分子偷去后引发的社会混乱等，逐步展开了对科技进步与人性、伦理之间冲突的探讨。这些情节不仅扣人心弦，还巧妙地推动了影片的叙事进程，使得整个故事在紧张刺激的氛围中不断推进。博士作为影片的核心人物，不仅拥有高超的科技才能，还具备着深厚的人文关怀。他研制隐形药的初衷是为了造福人类，它能够让人类摆脱肉体的束缚，实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可能性。然而，当这种力量被滥用时，却可能引发社会混乱和个体危机。影片中的犯罪分子利用隐形药进行盗窃、抢劫等犯罪活动，不仅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还让个体在追求自由和可能性的过程中陷入了困境和危险。博士意识到其被滥用的后果，他深感自责和无奈，他选择了销毁隐形药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这一选择不仅体现了博士的人文关怀和道德担当，也让观众思考了科技进步应该如何为人类带来真正的福祉和进步。影片还融合了多种商业片元素，如科幻、喜剧、动作、犯罪、爱情等。这些元素的加入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内容，也使得影片更加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此外，各种视效、音效也被巧妙运用，让观众在跟随影片的节奏时，能够感受到视听冲击力，从而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影片的奇幻情节中。（编辑：明慧）
1986年
导赏：《老井》是西安电影制片厂1987年推出的作品，由第四代导演吴天明执导，改编自作家郑义的同名小说。该片一举斩获第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国际影评人特别奖三项大奖，成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吴天明的视听语言使用极有震撼力和隐喻性。电影开场的“定井仪式”中，村民们跪在干裂的土地上，道士摇铃诵经，红布幡在灰黄的山坡上刺眼地飘动。这个场景没有一句台词，但飞扬的尘土、麻木的面孔和刺耳的铜铃声，已经道尽了村民对“水”的绝望与迷信。全片以黄、黑、红为主色调，黄土代表着贫瘠，村民的黑棉袄像沉重的枷锁，而血迹、喜字、盖头等红色元素，则暗示着暴力、欲望与宿命。作为摄影出身的非职业演员，张艺谋的表演毫无技巧痕迹，完全靠身体本能征服观众。有一场戏是旺泉背着200斤石板下山，麻绳深深勒进锁骨，脖颈暴起的青筋，脚步踉跄却始终不卸下重负。这场戏让人直观感受到，祖辈传下来的打井使命，早已压弯了人的脊梁。在打斗后满脸血污的特写中，张艺谋贡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他的眼神十分空洞，血水顺着皱纹流成沟壑，整张脸像风干的泥塑，趋于静止的表演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演绎出一种彻底认命的麻木。“井”在电影中不断变换角色，开篇坍塌的老井像张着血盆大口，吞没了旺泉的父亲；村民用血汗浇筑的新井，也逐渐变成吞噬生命的怪兽，村民每次向下挖掘都在重复“挖井-塌方-死人-再挖”的循环，这种无力的悲壮感在暴雨夜达到顶峰：所有人在泥浆中翻滚，俨然一幅集体受难的残酷图景。结尾刻满156个死者名字的石碑，成了竖立在黄土坡上的巨型墓碑。“死个人算甚？这山上的黄土，哪一捧没吃过人血？”老支书的这句话，揭开了拥有原始信仰的人们最悲壮的生存逻辑——用无数条命去填一口井，只为证明“我们不是窝囊废”。这种近乎残酷的坚持，亦是对生命尊严的捍卫。旺泉是传统枷锁下的牺牲品，他为了打井放弃爱情，娶了不爱的寡妇，最后变成一台“打井机器”。巧英的离开象征着对宿命的反抗，而她留下的水文资料，又暗示着科学理性终将冲破愚昧——这种矛盾正是80年代中国农村的缩影。（编辑：王梓苡）
1984年
导赏：改编自路遥同名小说的电影《人生》，由西安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以高加林的命运沉浮为轴心，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个体困境。影片荣获第8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电影开头用黄土高原的全景镜头，直接点明故事背景。高加林两次身份变化构成主线：第一次从民办教师变成农民，第二次因叔叔当官进城当记者，最后又因被举报回到农村。这些转折暴露出80年代农村青年的困境——没有城市户口，个人理想随时可能被现实击碎。影片用具体的生活细节表现城乡差异。高加林在村里穿补丁衣服干活，进城后换上笔挺的中山装；在村里吃玉米馍就咸菜，在县城买白面馒头。最明显的是两段感情：农村姑娘巧珍给他送自家蒸的馍，城里姑娘黄亚萍带他去西餐馆。这些对比说明，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其实是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取舍。也因此，高加林的形象塑造呈现出复杂的悲剧性。他既有传统文人的清高，比如他总抱着书本，连锄地休息时都在看《红与黑》，这显示他不甘心留在农村。他又带着小知识分子的虚荣，比如高加林当农民时，总在擦他的皮鞋——这双擦不干净的皮鞋，代表他对农民身份的不接受。当他穿着借来的呢子大衣在县城行走时，挺直的脊背与僵硬的步态暴露了身份认同的撕裂。这种性格的双重性在“弃巧珍选亚萍”的抉择中彻底爆发：雨夜桥头的分手戏里，巧珍的红头巾在车灯下忽明忽暗，最终化作黑暗中的一点猩红——传统道德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在此刻完成了最后的沉重表述。因而，虽然他确实有才华又努力，但虚荣心让他伤害了巧珍。电影没有简单批判他，而是用个人困境辐射出转型期的时代困境，为新旧交替的新时期画像。电影对原著的转译很有特色。书中用大量文字写高加林的内心矛盾，电影则用具体场景的蒙太奇表现：当他收到进城工作的通知时，镜头突然切到山洪暴发，暗示这个机遇可能带来危机；当他最后回乡时，镜头长时间停留在他走过的山路、野花和晨雾，这些自然景物比他离开时更清晰，说明他开始真正面对现实。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重看《人生》，高加林的困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那个在城乡夹缝中挣扎的身影，既是个体在时代转型期的精神标本，也是整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微缩镜像。当片尾德顺老汉含着烟袋说出“这土地，热着哩”，或许正是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土地的深深眷恋。（编辑：王梓苡）
1982年
导赏：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爱情故事，虽然在传统伦理道德里，男女主角的身份意味着禁忌。但在《山道弯弯》中，谭谈却以调和的方式化解了爱情与伦理的矛盾,既肯定了两人的爱情,又维护了伦理秩序的合法性。这真是“鱼与熊掌”兼而有之。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宁静的山区村落，这里的人们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然而，平静的表面下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和情感纠葛。主人公金竹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她用自己的双手辛勤耕耘，为家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她的生活并不如意，丈夫的早逝让她独自承担起抚养两个孩子的重任。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她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母爱的伟大。影片通过金竹的生活经历，展示了中国农村妇女在困境中的坚强和勇敢。她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从不退缩，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去解决问题。同时，影片也揭示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贫困、家庭矛盾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除了金竹的故事，影片还通过其他角色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故事内涵。例如，与金竹有着复杂情感纠葛的银生，他是一个有着自己理想和追求的年轻人。他与金竹之间的情感纠葛，不仅展现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情感，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情感的复杂性。此外，影片中的其他角色也各具特色，他们的性格和命运都与整个故事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故事世界。影片的音效和配乐也相得益彰，为观众营造了一个真实而感人的视听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