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歌

Ge Chun
有片源
1990年
导赏：《快乐岛奇遇》是珠江电影制片厂于1990年推出的一部充满童趣与哲思的儿童喜剧电影。影片以海岛夏令营为背景，围绕两个同名同姓、长相一模一样的孩子——调皮高海与听话高海展开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欢笑，更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探讨了身份认同、个性成长及友情价值等深刻主题。片中两个高海有着完全相反的人物设定：调皮高海来自渔村小学，聪明淘气，而听话高海则来自大城市，循规蹈矩、成绩优秀。这样的设定不仅为故事增添了戏剧性，也为两个角色的成长与蜕变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丁老师阴差阳错地任命了调皮高海为夏令营营长，这一决定不仅让调皮高海有了一次承担责任、发挥才能得机会，也让听话高海经历了从期待到失落再到自我反思的心路历程。影片通过一系列富有寓意的情节设计，如“日出送伞”、“足球赛智斗”、“零食风波”、“狸猫换太子”的营救行动、新营员都是孪生子的惊喜等，进一步强化了影片“孩子们本来都是一样又不一样的”的主题与思想内涵。在电影创作理念上，导演吴厚信追求对真实性与艺术性完美的结合。影片虽然基于一个假定性的故事框架，但导演巧妙地将其嵌入了一个真实、现实且充满魅力的海岛夏令营环境中，使得这一假定性的故事在观众心中变得可信且引人入胜。影片的色彩明快鲜艳，画面极为优美，场景布置充满童趣与活力，海鸥的欢叫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声作为声音的主要构成元素，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充满欢乐与幻想的夏令营世界。导演在影片的情节链条之间巧妙地穿插了许多抒情段落，如孩子们观看大海的壮观景象、在海滩上自由奔跑、夜晚围坐在营火旁唱歌跳舞等。这些段落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浪漫和诗意的氛围，也成为了情节和情绪的延伸与拓展。在自然美、画面美、声音美、人性美的艺术氛围中，这部充满魅力的《快乐岛奇遇》成为了深受大人小孩喜爱并值得反复品味的经典儿童电影。（编辑：明慧）
1988年
剧情： 地处偏僻的大湾村的一座破庙里，一半供奉着观世音，一半用做小学教室。学生被香客扰的无法上好课。老师白娜屡次找村长反应，都被拒绝。12岁的小姑娘海玲和常小兔商量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海玲扮做观世音的附身。香客们纷纷信以为真，一个老帕婆婆送鸡蛋给白老师，说观世音选中海玲都是她教育的好。而不知道内情的白老师听说海玲扮小巫婆十分生气。海玲在白老师的关怀下，将计就计揭穿了“娘娘附身”的把戏，香客们纷纷醒悟。
1987年
导赏：1987年，国家电影局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标志着中国电影出现了一个新的转型；同时，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中国电影也在探索市场化的发展。《闪电行动》正是在这种主旋律影片与娱乐片的最初探索中应运而生，实现了电影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受关注，也最受欢迎的品类之一，军事题材从十七年时期就是最主要的电影模式，《南征北战》、《地道战》等经典影片风靡全国，至今仍被影迷津津乐道。而如今在中国式大片、电影工业美学的号召下，《红海行动》、《战狼》等影片依旧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制作于1987年的《闪电行动》正是这一发展当中的关键节点——它突破了十七年以来军事题材电影几乎仅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局限，将目光投向对越自卫反击战，在制作模式和艺术手法上吸收香港的电影经验，代表了改革开放以后军事题材电影的一种突破和转向，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第一批香港合拍片，《闪电行动》标志着中国电影产业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的重要步骤，《闪电行动》的成功，不仅展示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能力，也证明了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合作的开放态度，为后续的合拍片模式奠定了基础。影片为香港电影的商业元素和大陆电影的政治要求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既满足了观众对娱乐的需求，又传达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后来的合拍片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范例。（编辑：郝嘉兴）
1985年
导赏：《少年犯》由导演张良和制片王静珠合作摄制，这部电影不仅以其真实性著称，更以其独特的美学特质和现实意义影响了一代人，成为新时期普法题材电影的先驱。影片通过真实的监狱环境和在押少年犯的本色出演，展现了一群少年在特殊环境下的成长与挣扎，以及他们内心深处的悔改与希望。导演张良曾说，《少年犯》的剧本主题概括地说，只是两句话：“挽救孩子，造就人才。”影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并关注那些被遗忘的少年群体，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讨。创作者秉持人性关怀，展现了对失足青年的同情与爱。影片大胆启用在押少年犯饰演主角，这种本色出演使得角色的情感更加真实、自然，观众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痛苦和挣扎。影片最大的美学特质之一是其对现实的忠实呈现。从拍摄地点到演员，再到影片中的案例，都力求真实，这种真实性为影片的感染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影片通过多个少年犯的故事，展现了不同的犯罪原因和走向自新的历程，这种多线叙事结构使得影片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在叙事过程中，通过情感的起伏和转折，增强了影片的戏剧张力。例如，少年犯在狱中的歌舞表演，不仅是他们自我救赎的开始，也是观众情感的高潮。王劼含泪演唱《心声》，泪水模糊了他的面庞，情感的真挚透过歌声传递给每一位观众。伴奏席上的乐手们以庄重的姿态，用心演奏各种乐器，奏出了生命的最强音。最为触动人心的是那些舞者，他们的动作虽然不够整齐，表情也不够优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更加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内心的迷茫、彷徨、挣扎、无助和悔恨。同时，他们也通过舞蹈清晰地传达出了改过自新的勇气和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少年犯》的上映，宛如在1985年的影坛投下一枚重磅催泪弹，引无数观众“泪飞顿作倾盆雨”。影片中少年犯们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在狱中的生活和挣扎，他们的痛苦、悔恨、希望和渴望，通过银幕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编辑：赵敏）
剧情：　　舞狮人陈剑虹杀死大地主祁梦龙，报了杀妻劫女之仇，夺回被掠去的家传狮子玉佩。他把幼子虎仔寄养师弟家中，从此改名换姓，浪迹江湖。20年风风雨雨，使饱经沧桑的陈剑虹两鬓斑白。他改名姜伯南，在广东沿海某城兴办了"醒狮武馆"，在方圆百里内享有盛名。他仍惦着亲人，特派大徒弟王海涛回老家寻找失散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的虎仔取名霍士龙，在师叔抚育下，练就了一身高强的武艺。师叔死后，他决心走遍天涯海角寻找父亲。在"悦来客栈"，他偶遇大贩毒犯佟坤，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斗。正当霍士龙寡不敌众，万分危急之时，幸被路过此地的王海涛所救。正月十五闹元宵，东方公司老板邢雅甫举办舞狮夺彩大会。邢雅甫是祁梦龙的儿子祁耀宗，为避仇杀改名邢雅甫。会上，王海涛爬到杆顶时，忽然腿部旧伤发作，几乎跌落丧生。霍士龙仗义相救，并帮助他夺得头彩。霍士龙和王海涛成了莫逆之交。伪装成大慈善家的邢雅甫，暗地里大肆贩运鸦片。他很赏识霍士龙的武艺，聘他为公司保镖，并企图通过他去拉拢"醒狮舞馆"，为载有大批鸦片的"海风号"护航。"醒狮舞馆"对邢雅甫早有戒心。王海涛夜探"海风"号，黑暗中与霍士龙误打起来。第二天，霍士龙去武馆向王海涛道歉，被其他武友误解，他只好招架几下，弃鞭而去。当晚，霍士龙在邢府发现了邢雅甫的罪恶勾当，顿时醒悟自己的误入了狼窝，后悔没有听王海涛的忠告。姜伯南从霍士龙丢下的索鞭上发现了狮子印记，与玉佩完全吻合，证实了霍士龙就是他日夜思念的儿子虎仔。亲人相见，悲喜交加。父子俩怀着共同的心愿，要与邢雅甫决一死战，为民除掉这个祸害。诡计多端的邢雅甫得知了风声，连夜转移鸦片，并扣住姜伯南，威逼他同流合污。在拷打姜伯南时，邢雅甫发现了玉佩，方知姜伯南正是20年前杀死其父的陈剑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危难时刻，邢雅甫的太太陈水仙放走了姜伯南。姜伯南对此大惑不解。当他打开包着玉佩的手帕时，见上面写着"我是芳芳"，这才明白救他的就是他失散了20年的女儿。他立即带人杀开一条血路，赶到常春别墅，芳芳已与仇人邢雅甫拼得两败俱伤，奄奄一息。一家人终于团圆了，然而从苦难中挣脱出来的陈水仙却怀着无限的仇恨离开了世界。一声巨响，邢家豪华的别墅连同那群害人的魔鬼及鸦片一同化为灰烬。"醒狮武馆"的义士们又继续他们浪迹天涯的生活……　
1983年
导赏：胡炳榴执导的《乡音》作为珠江电影制片厂“田园三部曲”（《乡情》、《乡民》和《乡音》）之一，在1983年第四届全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中荣膺最佳故事片奖。这部聚焦南方农村家庭生活的作品，以人物形象的对照，村庄与火车的对举，构建起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场域。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镜像中，影片的女性形象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复调结构。陶春作为传统妇德的具象化存在，其贤良淑德的妇女形象被编码在生活细节里：镜头以低机位拍摄她跪地擦拭门槛的侧影，她常被安置于固定镜头中，她生活充斥着向丈夫和孩子的权利让渡、妥协与牺牲。而现代性化身杏枝的出场总伴随着运动镜头——无论是疾步穿过田埂时的跟拍，还是手持煤油灯时晃动的光影，动态的影像修辞与其“不安分”的精神特质形成互文。但是，导演对两种女性形象的感情倾向呈现出游移的暧昧态度，和几乎所有第四代导演一样，胡炳榴在文本中呈现出“⼀边是理性，是对⽂明、进步的渴望与呼唤，⼀边是情感，是对⽼中国⽣存独特韵味、人情醇厚、坚实朴素的留恋”这样的复杂情绪，并因而“《乡⾳》中象征⽂明意义的⼥孩如同⼀种令⼈⽣厌的噪音，她打断了和谐村庄⽣活的低回和谐。陶春之死不仅源于愚昧的谋杀，也是对⽂明的⼀次必要的献祭。”正是在对两种女性形象的犹豫中，凸显了新时期的过渡性质，外化着人们在黎明和黄昏的十字路口的新奇与迷茫。与传统和现代矛盾主题暗合的，是火车意象的出现。在这个古老村庄，胡炳榴有意设置了代表现代交通的火车经过。在初始阶段，火车的轰鸣声只是模糊背景；随着情节推进，铁轨开始以碎片化的方式闯入画面——先是晾衣绳与铁轨在构图上形成视觉对位，继而杏枝手中的地理课本出现铁路线路图；直至结尾处，虚弱的陶春被丈夫用轮椅推着来到铁轨前，她生平首次目睹火车穿越山谷，见证了现代机器对静止村庄的开凿与穿越，而行将就木的陶春，似乎象征着即将逝去却又美好淳朴的传统文明。影片富有诗意美感，坐落于群山、树木、溪流中的村庄里，薄雾氤氲不散，炊烟慢慢上升，生活在其中的传统村民们，有着不疾不徐的性格和行动，这让影片始终弥漫着淡淡的凝滞感和平静诗意。在空镜头的使用中，晨雾弥漫的河岸，暮色中的独轮车辙，这些看似闲笔的自然意象实则是情感的外化修辞。当陶春蹲在溪边漂洗衣物，摄影机以俯角捕捉水流漫过青石的瞬间，衣服在水面缱绻舒展，与水中的云相映成趣，此刻的劳作场景被赋予了诗性。《乡音》超越了简单的文明批判框架，当我们在新世纪回望这部作品，依然能清晰听见那列火车在文化肌理上隆隆驶过，胡炳熘用镜头保存的不仅是古老山村的最后一缕炊烟，也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胎记。（编辑：王梓苡）
1981年
导赏：《乡情》由胡炳榴导演，与《乡音》《乡民》共同组成了他的“田园三部曲”，以强烈的乡土气息为特点。在电影《乡情》中，导演胡炳榴构筑了一个远离现代社会、城市文明侵染的仿若世外桃源般的田园世界。导演通过个人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巧妙地与社会发展、时代变化相结合，对纯粹而又理想化的人性美、人情美的感性呼唤契合了观众的乡土情结、取得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与影像风格的把握上则更为圆融，展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性。导演胡炳榴追求一种“看似平淡，实则余味无穷”的美学风格。导演认为：“愈淡雅，就愈能达到好的艺术效果，从细节到典型环境表现得愈普通、愈自然，就愈能烘托出浓郁的生活气息来；在人物刻画上，把田秋月表现得愈普通、平凡，就愈能烘托出普通劳动群众的心灵美来。”这种追求意境的创作精神推动了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对乡土中国的深刻反思性和对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践行是本片最重要的特点。同时，胡炳榴也体现出了第四代导演的创作修养和80年代创作的整体基调，风格化、作者化的影像表达使得影片更加不流于俗。导演在电影表达上运用意识流手法和蒙太奇手段，如剧中人触景生情的回忆、联想与闪念，构成了影片充分运用时空交叉、音画对位的现代电影语言的可能性。导演把传统的戏剧悬念与冲突律同致力于表达人物情绪、心理的意识活动的现代电影语言的结合，做出有益的探索和努力。《乡情》一经上映，迅速蹿红。我国著名导演谢飞称该片艺术创作到位、人物形象富于新意，把纯真爱情与诗情画意描绘在乡情上，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影片。该片也获得诸多奖项，并且登陆柏林国际电影节，足见其制作精良和韵味十足。（编辑：赵敏）
1980年
导赏：《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是林岚导演创作于1980年的谍战题材电影，影片通过对张公甫、王惠如等人物的塑造，展现出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巧妙周旋、克敌制胜的机智勇敢，同时关照着他们在卧底工作中的无奈与挣扎。他们用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勉励自己坚守初心，度过一次又一次现实与精神的考验。谍战题材影片往往重视情节设计上的惊险，以出人意料的回环事件推动人物做出反应，同时也增加影片在感官上的惊险与刺激。与常规创作思路相异，《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将复杂的情感与情节上的惊险融会贯通，既讲究曲折和悬念，通过设置多次暴露身份的意外事件为人物制造挑战，也注重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的刻画，深挖人物行动背后的情感驱力。面对失散多年的女儿和失望不解的儿子，张公甫、王惠如夫妇经历了震惊、欣喜、克制、悲伤等情绪变化，用理性束缚情感的波动，只为保全整体局面的利益。影片通过塑造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物形象，拉近了观众与谍战类型的距离，更加凸显了卧底工作的不易和卧底们精神力量的顽强。美丽的红月季作为重要物象贯穿全片，为影片增加了无限诗意。这一物象见证了夫妻二人与女儿关系的演变，他们相识却不敢相认，女儿为了保护张公甫的安全用月季花砸窗传递信号，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只能任女儿饱受牢狱折磨而不出手相救。得知于艾棣牺牲，影片以月季花丛为前景捕捉夫妇二人痛哭不止的身影轮廓，将离别无奈之情渲染至顶点。一株小小的红色月季，寄托了于艾棣对张公甫和王惠如的感情，同时也象征着一种革命精神的延续。她的生命虽已逝去，却化作一支鲜花久伴父母身边，激励他们继续坚持革命的光荣使命，负重前行。（编辑：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