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惠芳
有片源
1995年
导赏：1942年4月20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取得仁安羌大捷，是为清朝中叶以来中国在境外第一次挫败日本军队的辉煌战役。电影《生死千里》正是以仁安羌大捷为史料素材创作的战争大片，是敬献给为反法西斯而牺牲的南洋华侨和各国无名烈士的作品。在这次长达三昼夜的激战中，中国远征军以不足一团的兵力对日军一个师团，在军力、装备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出奇制胜、一举击溃日军的包围，救出英军七千余人及美籍传教士、新闻记者五百余人，写下了中国军队以寡击众的纪录，震撼了东亚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役之一。仁安羌战役后，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刘放吾和团长孙立人先后受到中国政府、英国皇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授勋和颁奖，是青史留名的民族英雄。1942年到1945年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印度和滇西地区历艰涉险，愈挫愈奋，以20万人血肉之躯的巨大牺牲，粉碎了侵缅日军对盟国援华国际通道的封锁，保卫了中国的西南大后方，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而且与盟军协同保卫了印度，收复了缅甸全境，并对配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书写了十四年抗战中极为惨烈的一笔。《生死千里》中生动地展现了中国远征军跨国征战的历史切面，彰显了中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盟军超越国家、文化的边界，在热带丛林中一同艰苦卓绝打击日寇的战斗友谊，还塑造了主张非暴力抵抗者、日本反军国主义者、服务于滇缅公路上的华侨司机、东南亚平民姑娘等一系列多元立体的角色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凭借逼真再现多国宏大战争场面的复杂调度，《生死千里》获得了第2届华表奖最佳制片管理奖项。（编辑：曾奕琦）
1991年
导赏：《开天辟地》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的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献礼片，展现了20世纪初中华民族在苦难中觉醒、在觉醒中抗争的壮丽史诗。从帝国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开始，以第三国际对中国政局的密切关注，华中、华南民众反抗的风起云涌作为前景，铺展开国内和旅法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派知识分子、北洋军阀及其政客等各种政治势力的集结分化衰荣崛起，刻画出20多位现代史上的政治领袖和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爱情波折、性格轶闻。影片编导追求一种具有电影审美意味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念，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以高度浓缩的视觉艺术形式表现出最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场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的主线索上，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浩大声势，到毛泽东在桔子洲头的激扬文字；从上海工人如火如荼的反帝风潮，到共产主义小组内的激烈论战；从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在苏联伊尔库茨克的密切关注，到南湖航船上那一抹灿烂的朝霞……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与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历史人物共呼吸、同命运。《开天辟地》并不简单地搬演史实，而是深入挖掘了那个时代的种种细节，从巴黎和会的失败引发的五四运动讲起，一直到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胜利诞生，跨越了短短数年，却浓缩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篇章，展现了革命先驱们的艰难求索和坚韧不拔，引导观众穿越历史的时空，对革命前辈的感情、理想和追求进行观照和判断，立足于历史，而归结于更高意义上的审美。（编辑：曾奕琦）
1985年
导赏：《夜半歌声》现存有三个版本：1937年马徐维邦导演的版本，以反帝反封建、争取自由为主题，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985年杨延晋导演的版本，继承了前一版的革命气质，同时又加强了爱情叙事主线，让爱情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升华；1995年于仁泰导演的版本，在故事中弱化了强烈的抗争主题，着重于描写爱情的艺术感染力。这部影坛经典历经半个多世纪，被反复翻拍，仍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吸引着不同时代的观众为之着迷。在视觉风格上，1985版《夜半歌声》调用了德国表现主义式的造景和照明风格。影片伊始，深邃的夜幕与身着洁白长裙的晓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手中的红玫瑰鲜艳如血，与周围的黑暗形成尖锐的冲突。晓霞如同幽灵般在空寂的街道上游荡，仿佛随时都会被无尽的夜色吞噬。当晓霞步入丹萍曾辉煌演绎的舞台，一方黑色灵柩突兀地横亘于舞台中央，一束惨白的聚光灯投在她泪痕斑斑的脸庞，而她周围是骇人的阴影，极致的光影对比，塑造了一幕凄美悲怆的视觉奇观。同时，布景的平面化和绘画感剥夺了场景的三维深度和活力，与晓霞精神世界的迷失形成了呼应。在这个悬浮于现实之上的凌虚世界中，一切都显得虚幻而无力，正如晓霞失去了精神支柱后的迷茫与彷徨。此外，影片还通过摄影和剪辑营造了视觉上的恐怖感。比如瘦弱的晓霞劈砍牛的一幕，牛身上一道道鲜红的砍痕与晓霞疯狂的面部交替出现，通过交叉剪辑和加速剪辑的手法，观众的感官被推至极限，仿佛能感受到每一次劈砍的力度和晓霞内心的绝望。在影片结尾，导演运用了大景深的摄影手法，展现了全城人民手持火把，如同一条火龙涌向阁楼，企图烧死藏匿其中的“鬼”。这一幕场面宏大，火光与夜色交织，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怖感。人群的愤怒与恐惧在火光中被放大，而阁楼中的“鬼”则成了这场集体狂热的牺牲品。但是，影片没有让丹萍和晓霞的爱情故事走向决然的苦情，虽然两人最终葬身火海，但它们的爱却得到了永生。在中国悲剧中，很少表现悲痛欲绝的激情，它往往具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节制性，这种中庸哲学使中国的悲剧无法表现彻底的毁灭，它总是借助于超凡的神话力量或人为的外力来寄托人们的美好愿望。比如《梁祝》中的男女主人公化为蝴蝶比翼双飞，虽死犹生。在《夜半歌声》中，丹萍和晓霞在烈火的燃烧中却仿佛没有身体上的痛苦，他们相拥相吻，到达了超现实的极乐之境，也因此，影片达成另一层意义上的“大团圆”，实现了一种平衡、圆满和超脱的心境。（编辑：王梓苡）
导赏：吴贻弓导演的《流亡大学》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历史内涵，照亮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这部电影不仅是对那个动荡时代的记录，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刻探讨和艺术表达的大胆尝试。影片讲述了1937年国立钱江大学师生在校长江炜成的带领下，进行西迁的故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知识分子以国家前景为忧，以民族教育为职，拖着疲惫的身躯穿插于崇山峻岭之间，即使在逆境中，他们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教育的执着。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影片所要传达的核心价值。《流亡大学》采用了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弱化了整体戏剧冲突，而保留了局部戏剧效果。这种叙事方式使得影片在纪实的同时，能够充分抒发故事人物的阔达胸襟。吴贻弓导演在分镜头时全面权衡各方面因素，在总体安排上作出高低起伏、舒缓快慢以及动静结合的节奏对比，使得全片节奏起起伏伏，富有变化。这种处理方式，既保持了电影的纪实性，又赋予了影片以超越时代的民族韧性。在音乐和音响效果的使用上，《流亡大学》同样展现了吴贻弓导演的匠心独运。影片中音乐的段落不多，许多通常似乎该有音乐的地方，这一次都没有用。这种无声的处理方案，一方面想与插入的汽车镜头的车声在音响上造成强烈对比的信息冲击力，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在这种段落中不要让无声源音乐冲淡形象本身的感染力量。这种对音乐和音响的巧妙运用，使得影片在表达情感时更加直接和强烈。《流亡大学》的影像风格，也体现了吴贻弓导演对散文化电影的探索。影片中青山绿水的诗意画面，流露出隽永浓郁的史诗意味。这种风格化的影像语言，不仅美化了电影的视觉表现，也加深了影片的情感深度和历史厚重感。此外，影片的人物塑造同样成功。性格稳健的江炜成，以校为命，以师为命，以学为命，虽妻死子亡仍抵抗各方压力为钱大生存发展而耗尽心力。这种对人物深刻的刻画，使得影片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更加真实。他们不仅是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者和实践者。《流亡大学》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的深刻描绘，更在于其对电影艺术表现形式的大胆探索。吴贻弓导演在创作中始终坚持个人的艺术追求，即使在面临票房和市场的压力下，也未曾放弃对电影艺术的探索和实践。这种坚持，使得《流亡大学》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编辑：赵敏）
1984年
导赏：警察与通缉犯的恶战。
1979年
导赏：1979年，为了纪念《儿童权利宣言》通过20周年，联合国将这一年定为“国际儿童年”。为了迎接国际儿童年的到来，上海电影制片厂打算专门制作的一部献礼片，《啊！摇篮》就这样被上影厂提上了拍摄日程。《啊！摇篮》由谢晋指导，影片取材于延安保育院发生的真实事件。该片不单纯是战争片，也不单纯是儿童片，而是在战争背景下的儿童情感片。每个孩子在片中都有着不同的经历，有的父母均已在战争中牺牲成了孤儿，有的父母都在前方打仗，有的是母亲被打出家门后在保育院出生。《啊！摇篮》除了新颖的题材，还有独特的拍摄手法，以及演员自然无痕的表演。影片没有直接描写战争，却从侧面烘托了战争场面，歌颂了战斗在前线的英雄们。谢晋导演只是单纯地拍摄一群活蹦乱跳又胆小哭闹的孩子们，在大人的带领下，一路躲避战火，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爸爸妈妈这个过程。而要表达的东西却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流露。表演不是演，而是呈现角色原本该有的样子，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形象便呼之欲出。影片中，幼小孩子们的自然呈现是一个完美的典范，他们的喜怒哀乐来得那么真实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谢晋是20世纪中国主流电影的杰出代表。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主要建构者和推动者之一，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伟大的电影导演之一，是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最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广大观众喜爱、电影批评重视以及世界影响最为卓著的电影导演之一”。在谢晋的创作谱系中，《啊！摇篮》的重要意义在于标志着谢晋电影由一种意识形态的询唤姿态转换为一份想象性的抚慰与满足。以保育院孩子为视角，以革命圣地延安为背景，展现无数革命家“为大家舍小家”，以其鲜明的人物群像和感人的剧情画面，该片成为国产片中不可多得的、儿童片中令人怀念的经典片。（编辑：赵敏）
1960年
导赏：这部1960年出品的越剧电影构思新颖，富有年代色彩，思想冲突皆以在亭内题诗的形式开展。表演上安排锄地、施肥、船运、夜灯、除虫、采花、梳妆等场面，表现了积极向上的时代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