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宁

Ning Chi

有片源
2016年
2013年
导赏:《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作为一部主旋律影片,展现了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集体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实调研、体察民情的优良作风,这种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精神非常值得永久学习。而且,电影整体制作都很精良,故事也很感人,在传统风格上加入了很多贴近百姓生活的内容,所以该片不仅能够唤起老一代革命者的回忆,又能让时下的年轻人感到亲切,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是一部真实动人、近乎于纪录片风格的电影,通过“一个摄影师”的拍照,深情地讲述了一位伟人的平常之事,温暖和激动着我们的心灵。在短短的时空里,影片以真实的历史,浓重的笔墨,真挚的情感和生活细节,集中展示了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坚持信仰、坚持真理、深入群众、务实清廉、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与百姓同甘共苦、血脉相连的宝贵精神。影片以小视角折射大情怀。周恩来在伯延的四个昼夜里,没有发生轰轰烈烈的大事,随着他走村串户的脚步,观众们进入了一位伟人丰富的情感世界。该片兼顾了思想性和观赏性,既描写了真实的时代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时代生活,发出了对历史的思考之音。同时又能通过许多生动的细节,造成情感的冲击波。例如,连第奶奶特地为周恩来做拽面时的情感投入,周总理提出要收养二廷的一个孩子时,二廷脸上的复杂表情。这些“戏眼”都是很好的艺术创作之举,在不事张扬中,给人很多想象。该片是朴素的,具有一种朴素之美,这种影像的格调,很符合故事的意境。“看似寻常最奇崛”,朴素之美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是一种很美的造化。
1986年
丫环传奇
丫环传奇

演员/

导演:徐纪宏/
类型:戏曲/
剧情:  风雪之夜,丐头金松出外乞食未归,女儿金玉奴出门探望,见一青年男子僵卧院门口,气息奄奄,玉奴不忍见其冻死,将他扶进家口。男子名莫稽,本城秀才,因父母双亡,、贫病交加,无以为生,只得沿街行乞;行至金家门外,不胜饥寒,昏倒在地,为玉奴所救。金松回家,问明原由,与女儿商议,将他收留下来。莫稽心存感激,病愈后常帮金家父女做些杂事,关系融融。莫稽知书达理,玉奴芳心暗系。金松看破女儿心事,做主与他们完婚。婚后,为使莫稽安心读书、求取功名,金松乞食供养全家,玉奴亦不畏辛劳,对丈夫体贴入微。三年后,金家父女伴莫稽进京赶考。莫稽竟连科及第,受封江西德华县知县,三人欢喜不尽。因无钱打发报录人,莫稽暗恨金家出身卑贱,有失自己官家身份,不悦之情,露于言表。金松大度,并不介怀;玉奴凄苦,欲劝莫稽,不想莫稽贪慕富贵,前情尽忘,早存休妻之心,就此一纸休书将玉奴抛弃。玉奴悲愤极至,投水自尽,被巡抚许大人救起,收为义女。金松找莫稽拼命,莫稽索性将他驱逐出门。巡抚许大人会见新任下属,席间见莫稽品貌端正,才华出众,问及莫稽有无家室,莫稽谎称妻子失足落水过世。许大人有意招莫稽为婿,但告之女儿脾性难测,劝其三思。莫稽受宠若惊,即席应诺。许氏夫妇安排二人相见。莫稽自认平步青云,径向后院拜见小姐,甫进院门,被众丫环拦住,言道小姐有令,命莫稽摘去乌纱、脱掉官袍爬进屋门。莫稽依言爬进外间,不相又遭一顿棒打,叫苦不迭;偷眼瞧看,小姐端坐里间帘内,不由想起往日玉奴贤淑体贴,心中大悔,鼓起勇气推却婚事。许大人命小姐帘外相见,莫稽惊见许府千金竟是过妻玉奴。莫稽深悔当初,长跪求饶;玉奴念许氏夫妇恩德,又见莫稽一番真情,恨意渐消。金松赶来,夫妇父女团圆如初。  
1964年
1963年
导赏:1963年,谢铁骊将柔石小说《二月》搬上银幕,名为《早春二月》。影片以芙蓉镇为舞台,通过知识分子肖涧秋(孙道临 饰)的彷徨与觉醒,编织了一幅交织人道理想与时代桎梏的隽永画卷。其价值不仅在于技法革新,更在于以诗性影像挑战了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创作铁律,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一朵卓然独立的奇葩”。《早春二月》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地位早已不容置疑。影片中诗意的美、幽静绵长的抒情风格、中国画似的银幕效果奠定了其重要的美学价值。江南水乡芙蓉镇的宁静优美令人向往,萧涧秋两次弹琴、三次饮酒、七过拱桥等已经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段落,深入人心。谢铁骊的创作深受中西文化滋养,这种融合在《早春二月》中化为独特的东方美学。视觉上,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小桥流水的空镜构图,既承袭《小城之春》的文人意境,又以彩色胶片渲染出“山水画般的哀愁”;叙事上,影片突破“十七年电影”的宏大叙事,采用散文化结构。肖涧秋救助烈士遗孀文嫂(上官云珠 饰)的情节,通过特写镜头捕捉其手指颤抖、眼神躲闪的细节,将道德困境转化为微观心理;音乐上,弦乐与钢琴交替映射角色内心冲突,如肖涧秋决定离开时疾风骤雨般的旋律,预示个体觉醒的必然性。肖涧秋的善良与软弱构成知识分子的典型困境。他接济文嫂却无力对抗封建礼教的“冷箭”(如镇民污蔑二人有私情),其“道德自我完善”的尝试终被现实粉碎。而最终,肖涧秋从苦闷到投身革命的转变,预言了知识分子与时代洪流的辩证关系。陶岚(谢芳 饰)这一角色更具突破性。她拒绝包办婚姻、高呼“我是我自己的”,其叛逆精神与文嫂的悲剧形成互文,揭示女性在旧秩序中的双重压迫。谢铁骊在创作时,始终秉持人道主义关怀,可谓“时代夹缝中的微光”。谢铁骊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四十多年的导演生涯为中国电影贡献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增添了一系列成功的银幕形象,形成了自己细腻、含蓄、简洁、抒情的导演艺术风格。尤其是《早春二月》的杰出成就,更奠定了谢铁骊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编辑:赵敏)
1961年
导赏:《革命家庭》是水华导演于1961年执导的经典革命题材影片,该片以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细腻的情感刻画,将一个共产党员家庭在革命斗争中的故事娓娓道来,以其深刻的主题、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制作水准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故事改编自陶承口述、何家栋与赵洁执笔的自传体小说《我的一家》,聚焦于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家庭——江梅清和周莲一家。他们在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和艰难困境时,依然坚守信仰,进行对敌地下斗争,甘愿牺牲小家的幸福换取千千万万家庭的平安。影片从家庭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描摹这个五口之家的悲欢离合,呈现母亲周莲在革命过程中人格的转变与成长,深刻揭示了革命事业的艰辛与伟大,同时也讴歌了革命者之间深厚的亲情与挚爱。简洁凝练的镜头,考究的构图,朴实又不失生活质感的布景,既尊重了原作的现实,也将观众带入了一个真实且充满艺术感染力的世界。水华导演在《革命家庭》中延续了他对普通人在革命洪流中的命运和选择的关注。于蓝饰演的周莲一开始是一个没有任何革命斗争精神的普通妇女,她满足于相夫教子的恬淡生活。孙道临饰演的江梅清温文尔雅、坚定不移,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革命者的崇高信仰和无私精神,周莲受到了丈夫的感召,爱国之心逐渐觉醒,不仅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了党组织和家人的安全,显现出女性在革命道路上的坚韧与勇敢。影片将个人的成长置于时代的变迁之中,展现革命精神与家庭情感的交织与碰撞,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感人至深的革命画卷。(编辑:海边淡鼠)
1959年
导赏:《林家铺子》诞生于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之作。影片由水华执导,夏衍担任编剧,改编自茅盾1932年发表的同名小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再创造,更是中国电影民族化探索的重要里程碑,其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至今仍为影坛所推崇。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31年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以“林家铺子”这间小商铺的兴衰为主线,展现了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开场的镜头语言极具诗意:一桶污水倒入河中,随着涟漪荡漾,浮现出“1931年”的字样,这一画面既暗示了社会的污浊与动荡,也为全片奠定了沉重的基调。导演水华通过细腻的镜头处理和细节刻画,将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叙事结构上,影片采用了“赋比兴”的传统美学手法。影片通过林家铺子的倒闭过程,揭示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现实,引发人们对权力与金钱夹缝中普通人命运的深思。林老板这一角色的塑造尤为复杂深刻。他为人处事圆滑,具有一定的商业头脑和道德底线,但在上层权贵阶级的层层剥削下,不得不违背内心将压力向下传导。这个人物既不是简单的善恶二分,也不是单一阶级的代表,而是处于多重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体。他的挣扎与妥协,折射出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迷茫与无奈。影片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更在于其独特的视觉语言和民族美学追求。作为“十七年”时期电影民族化探索的代表作,《林家铺子》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注重中国传统美学的融入。导演水华采用“化身神游”的运思方式,通过精心设计的镜头处理和细节设置,将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具象化。这种处理使得影片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讲述,更成为一幅展现1930年代中国社会风貌的生动画卷。影片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其时代背景的特殊性。1959年正值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不久,影片通过回顾1930年代的社会状况,让观众反思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种历史回望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通过对过去的审视,思考社会变革中个体的处境与选择。影片所展现的社会全景,不仅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录,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纵观整部影片,《林家铺子》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它成功地将文学深度与电影艺术完美结合,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商铺兴衰的故事,更是一幅展现人性复杂性的画卷,一首吟唱时代变迁的史诗。(编辑:赵敏)
1956年
1948年
导赏:这部曾被评为“百年百大电影第一名”的经典国产影片,以东方独有的诗性笔触,将一段关于情感、伦理与文化困境的深沉思索,沉淀为一幅烟雨氤氲的江南早春画卷。导演费穆以近乎天才的直觉,将镜头探入战后废墟之上个体心灵,完成了一次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性建构。他大胆摒弃了传统的情节剧冲突模式,全片仅以妻子周玉纹、丈夫戴礼言、妹妹戴秀、旧情人章志忱及仆人老黄五人,在封闭空间内的情感暗流推动叙事,并且开创性的运用了以女主角玉纹第一人称内心独白贯穿全片的“内焦点叙事”手法。这打破了传统观影模式下观众作为旁观者的局限,让观众直接沉浸于玉纹“发乎情,止乎礼”的激烈心理风暴之中,与她一同在渴望的暗涌中悸动,在挣扎的漩涡里沉浮,最终共同品味那无奈克制的苦涩滋味。在视听语言上,影片更是一部“无技巧之技巧”的典范。长镜头与景深镜头如中国画的长卷般缓缓铺展,人物在残垣断壁间徘徊的步态,借鉴了京剧旦角的云步与水袖,含蓄而精准地外化了内心节奏。画面的构图极简,大量留白,一如古典诗词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让情绪在人物沉默的对视、光影的明暗与自然物象(如城墙、兰花、孤月)的象征中弥漫开来,营造出“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朦胧意境,达成了电影形式与民族美学精神的完美统一。影片通过个体情感的微观宇宙,映射了整个时代知识分子乃至民族文化的宏观精神危机与出路求索。战后破碎的家园(戴家的废园)、萎靡不振的男主人戴礼言(象征旧传统),与来自外部、充满活力的医生章志忱(象征新思潮),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化寓言。玉纹在两个男人之间的徘徊,实则是个人在历史断层处,于“情”(个体的生命欲望)与“礼”(社会的伦理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费穆并未给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影片的结局——志忱离去,玉纹与礼言再度并肩立于城墙——是一种充满悲悯的平衡,深刻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与伦理境界。自其问世,《小城之春》的影响便如涓涓细流,滋养了后世无数中国导演。从谢铁骊《早春二月》中的情境交融,到第五代导演作品中浓厚的诗性追求与人文关怀,其脉络清晰可辨。它是一座永不枯竭的美学泉眼,提醒着每一位创作者与观众,电影的力量不仅在于叙述一个故事,更在于以民族化的视听语言,抵达人类共通的情感深处。(编辑: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