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增银

Zengyin Cao
有片源
1991年
导赏：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部深刻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悲剧的杰作，它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悲惨命运。这部电影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通过电影语言的重新诠释，将小说中的叙事框架转化为影像，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反思。影片的视觉冲击力首先来自于其精心设计的色彩运用。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喜庆和热烈，但在这部电影中，红色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它既是权力和欲望的象征，也是压抑和悲剧的暗示。影片中的红灯笼，既是对传统民俗的描绘，也是对女性命运的隐喻。当灯笼被点亮时，它映照出的是妻妾们争宠的悲哀，而当灯笼被熄灭，它则预示着她们命运的终结。这种色彩的对比和象征，使得影片在视觉上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于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深刻思考。音效的运用也是影片的一大亮点。传统京剧的锣鼓声和唱腔，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民族特色，也加深了影片的悲剧色彩。影片中的音乐与画面紧密结合，通过声音的高低、节奏的快慢，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社会的压抑氛围。特别是影片结尾处的清唱，其飘渺的歌声不仅让人感受到三姨太死后的恐怖，也暗示了封建社会黑暗势力的无处不在。镜头的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视觉效果和叙事深度。影片中大量使用了定格和特写镜头，通过纵深空间的构图和左右两面墙的压抑感，营造出一种沉重、苦闷、压抑、悲凉的基调。这种镜头语言不仅展现了陈府的幽深和安静，也表现了女性角色的沉重和无奈。特别是三太太梅珊被秘密处死的场景，通过主观镜头和快速切换的特写，将女主人公的不安、恐惧、怀疑的心情充分传递给观众，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黑暗、压抑的时代。《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了高度，也在文化批判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通过色彩、音效、镜头等电影语言的运用，展现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每一个画面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部视觉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值得反复品味和思考。（编辑：赵敏）
1980年
导赏：由张华勋导演，北影厂1980年摄制的《神秘的大佛》所显现的商业娱乐意识在当时有“敢为天下先”的意思，开创了新中国电影较早的商业模式，采用了当时的全明星阵容，刚一上映便引起轰动，还一度由于意识过于前卫而遭到批判，有人认为它情节过于离奇，缺乏思想性等等，却忽视了影片“河山永存，民众之功”的深层主题——通过普通民众护佛的壮举，讴歌集体主义精神对文化遗产的保卫和传承。影片以“佛财”为线索，串联起解放前夕乐山地区的正邪对抗。归国华侨司徒骏、石匠之女梦婕与海能法师的护宝联盟，与恶霸沙陀爷、特务郑翰的夺宝势力形成二元对立。导演张华勋打破此前主流电影的线性叙事，引入侦探片的悬念铺设与武侠片的动作设计，如怪面人的身份迷雾、川剧变脸的视觉冲击，以及刘晓庆饰演的梦婕以长鞭制敌的武术场景。这种将民间传奇与现代类型片手法结合的尝试，虽显生涩，却为中国电影开辟了新的叙事路径。影片的“戏中秘”结构尤为巧妙：佛财不仅是物质宝藏，更隐喻着民族文化的精神遗产。海能法师“双目可挖，佛财难得”的誓言，将个人牺牲升华为对文化遗产的坚守，呼应了唐代海通和尚护佛的史实，形成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作为首部实景拍摄于乐山大佛的影片，《神秘的大佛》将自然景观转化为叙事要素。导演通过横移长镜头展现四川集市的烟火气，以仰拍视角凸显大佛的庄严，更借爆破场景强化夺宝的惊险感。这些手法虽受限于技术条件，却开创了“以景入戏”的美学范式，使乐山大佛从地理坐标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影片上映后，乐山游客量激增，印证了影像对文旅产业的启蒙作用。川剧元素的嵌入则彰显了文化自觉。沙陀爷听戏时《戏仪》的唱段，暗示其伪善面目；特务郑翰三次变脸的设定，既是对川剧绝活的致敬，也暗喻权力者的虚伪本质。这种将地方戏曲与角色塑造结合的手法，为类型片注入了民族美学基因。（编辑：明慧）
1962年
剧情：“六一”儿童节这天，孩子们为了庆祝自己的节日，组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联欢会，他们邀请了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各方面的叔叔、阿姨们来参加他们的活动。
1961年
导赏：本片聚焦于1930年代革命历史战争背景，谱写了一曲反映农村革命斗争的英勇顽强之歌。影片根据同名歌剧改编，采取歌剧和电影相结合的方式，巧妙推动情节发展，细腻表达人物心理。影片导演谢添为“北影二谢”之一，独具个人风格，在剧中还饰演张副官一角。影片主演多为原版歌剧演员，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立体、机智英勇的人物形象。影片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悦耳动听，优美抒情，成为经典传唱曲目，流传至今。此外，影片在物资紧缺的60年代拍摄，创作者们克服困难坚持高水准创作，其所体现的艺术家责任与敬业精神值得敬佩。
1960年
导赏：影片以特定时代的革命历史为故事背景，谱写了一曲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战胜地主恶霸的英勇斗争之歌。导演凌子风、主演崔嵬为著名的“北影四大帅”之二，其共同具有粗犷奔放、浓郁炽烈的风格。崔巍一人分饰两角，刻画了朱家父子宁折不屈、英勇无畏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形象鲜明立体，十分饱满。影片由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掌机，多以近景、特写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全景、俯拍展现群情激愤、斗志昂扬的群众性场面。影片以唢呐、高胡等民乐，再加上京韵大鼓等声响，使影片具有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堪称一部气势磅礴的革命史诗，实为经典。
1959年
导赏：《青春之歌》作为崔嵬与陈怀皑联合执导的经典之作，不仅是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献礼片，更是一部深刻诠释知识分子精神觉醒的时代史诗。影片以1959年国庆十周年为背景，改编自杨沫同名畅销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封建压迫走向革命洪流的成长轨迹，映射出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之际青年知识分子的灵魂蜕变。影片诞生于特殊历史节点，肩负着为新中国十周年献礼的文化使命。导演崔嵬的亲身经历成为重要创作根基：他不仅参与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更以戏剧化手法强化了历史真实感。例如林道静跳海自杀被余永泽救起的开场戏，既揭露封建婚姻压迫的残酷性，又通过海浪意象隐喻个体命运与时代浪潮的碰撞。这种将个人叙事嵌入宏阔历史框架的手法，使影片超越单纯的情节剧，升华为民族精神启蒙的镜像。崔嵬与陈怀皑的合作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典范。崔嵬以磅礴的革命激情见长，其镜头语言充满戏剧张力，尤其擅长用主观视角呈现人物思想转变。例如林道静聆听革命理论时，特写镜头聚焦她眼中渐次燃起的光芒，将抽象的政治觉醒转化为具象的情感迸发。陈怀皑则精于细腻的情感铺陈，二人互补形成“粗犷与精致并存”的美学风格。这种协作延伸至剧本改编：杨沫初稿未充分涵盖小说精华，双导演通过电影化重构——如删减校长调戏情节强化主线矛盾，增补“一二·九”运动大场面——使叙事更凝练且具视觉冲击力。此外，瞿希贤作曲的配乐将《义勇军进行曲》动机融入主题旋律，使音乐成为革命动员的无形力量。谢芳塑造的林道静成为不朽银幕形象。作为首次“触电”的舞台演员，她以层次分明的表演诠释人物三重蜕变：从生理求生到精神觉醒；从爱情幻灭到信仰坚定；从个体反抗到集体认同。而余永泽（于是之饰）的保守怯懦与卢嘉川（康泰饰）的慷慨激昂共同构成镜像对照，织就知识分子群像图谱。《青春之歌》的卓绝之处，在于将崔嵬的烈火激情与陈怀皑的静水流深熔铸为历史的天平，一端承载着林道静们的个体挣扎，另一端托举起民族的集体重生。重温胶片的魅力，那穿越时空的青春呐喊仍在告诫世人：真正的自由，永远诞生于个人命运与时代使命的交汇之处。